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十六，“奪門之變”爆發，石亨、曹吉祥、徐有貞密謀迎太上皇朱祁鎮復位，事情進展的十分順利，半夜謀事，天亮英宗就坐上龍椅接受百官朝拜，而當天晚上，兵部尚書于謙、吏部尚書王文就被抓捕並判處死刑。
奏摺上去，英宗尚猶豫，他說道："于謙實有功。"政變策劃者徐有貞說道："不殺于謙，此舉為無名。"
這一番對答，決定了一代名臣于謙的命運，八年前他臨危不懼，擁護代宗登上大位，死守北京，維繫了明室江山，僅僅八年，就淪為階下囚，最終連性命也丟了，實在是冤屈。
但在當時，他的確是非死不可，即便不死，下場也好不到哪裡去。
英宗之所以急吼吼的被推上位，是因為代宗皇帝身體不好，且沒有子嗣（太子朱見濟夭折），京城中流傳吏部尚書王文打算推舉襄王的兒子繼承大統。先不說這事是真是假，於情於理都是不被大臣接受的。在眾人心目中，代宗不過是皇位上的臨時工，英宗皇帝才是正統，既然英宗已經回來了，你就應該主動讓位，但代宗皇帝不但不讓位，還打算把自己的兒子朱見濟立為繼承人，明顯不符合皇位繼承規則，而朱見濟夭折後，又想著請藩王的兒子做繼承人，要知道此時英宗才三十多歲，英宗的兒子憲宗朱見深也活得好好的，怎麼也輪不到藩王的兒子來插一槓子。
這種情形下，作為當朝最有權勢的大臣，于謙不僅不阻止，竟然還是傳言中的謀劃者，自然為大家所不能接受。按照這個邏輯推算，無論是誰上位，于謙必然是託孤大臣，權傾天下。對於剛剛從王振專權中逃脫出來的群臣來說，不願意看到這種場景，而於謙為官清廉、鐵面無情的行事風格也為群臣所不喜。官場講究規矩，于謙破壞了這種規矩，這就把私人的感情上升到了制度和文化層面，也正因為這個原因，英宗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復辟，而於謙被賜死也並沒有引起太大的反彈，因為大家都明白，殺了于謙的確冤枉，不殺于謙問題更多。
從歷史記載來看，英宗不能算是昏君，人品上更是非常不錯，不然也不會在殺伐決斷的關頭說出"于謙實有功"這種話語，但即便如此，他也對於謙有所不滿。當年英宗被俘以後被當做人質來攻打北京城，于謙說出個“社稷為重，君為輕”，告訴守城的將領只管守城，不要顧忌英宗死活，這話放在當時的環境沒有問題，但對英宗個人來說心裡總是個疙瘩。而英宗回到北京後被軟禁多年，作為權臣于謙毫無表示。代宗廢掉太子朱見深，改立自己的兒子朱見濟，于謙也沒有說話，諸多事情累計，在英宗那裡，于謙好與不好都與自己無關，于謙越好，對自己越不利，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不是自己的東西好與不好有什麼意義？
而與于謙有私人恩怨的徐有貞十分明白這個道理，他也說得很有分寸：殺于謙，此舉為無名。名就是復辟的藉口，復辟是不合常理的權力交接，既然不合常理，就必須有不合常理的理由和不合常理的責任人，這個責任人只能是于謙。
許多人把于謙的死歸結為石亨、曹吉祥、徐有貞三人的誣陷，這明顯是低估了當時的環境，作為手握重兵的兵部侍郎，于謙可以輕鬆調兵平息這場半吊子復辟，但他沒有做，因為他知道復辟看似不合理，其實是一種不合理的糾錯，於理不合，於情有利。他的自尊和信仰不允許他這樣做，但他卻不阻止別人做。這正是他名節高貴的地方，而那些參與“奪門之變”的大臣們，也不能都歸結為自私自利，如藩王之子繼位這種謠言能夠快速發酵，必然有特定的土壤，那些年老成精的官場老油條，哪能看不透這背後的玄機，但他們聽之任之，卻也是各人打各人的主意，任由石亨、曹吉祥、徐有貞擺佈不過是順水推舟。
比如和徐有貞一起參與政變的楊善和王驥，一個早年毀家紓難，變賣家產頂住聖旨帶回英宗皇帝，一個七十多歲帶著兒孫一起參與“奪門之變”，他們年事已高，功勳卓著，看中的不是英宗復辟後的功名利祿，而是他們所忠於的信仰，那就是皇位繼承權的合法性，而作為這種制度的破壞者，于謙縱然有功，也必須受到懲罰。
如此這般，于謙就非死不可了，與其說他是死於陰謀，不如說是一場陽謀，這場陽謀的始作俑者就是專制社會的低下的政治倫理，勝者王侯敗者寇，輸了就的死。
至於後來憲宗皇帝為于謙平反，更像是另外一種糾錯，那就是于謙所為於皇帝不利，於社稷有利，既然先帝已經不在了，自然當以社稷為重。從這個角度來說，于謙的死是為朱家宮鬥背了黑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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