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天子被俘，隨軍大臣死死傷傷，明朝權力中樞遭受重大打擊。留守北京的大臣們得知情況後，幾乎是炸了鍋。北京距離明朝北部邊境太近，況且，精銳兵力在土木堡之變中損失殆盡，也先一旦決定繼續南下，京師哪裡還有力量自保？都城陷落、皇室不保，也就意味著大明王朝走到盡頭。所以，朝中建議南遷的呼聲越來越高——效仿南宋，哪怕偏安一隅，至少也能暫時保證國祚延續。
朱祁鎮像
遷都不難，但包括北京在內的北方廣袤土地上數十萬平民百姓，不可能都跟著皇室南遷，他們手無寸鐵、不會作戰殺敵，南遷就意味著百姓被拋棄，瓦剌鐵騎南下、肆意掠奪，他們只能任人宰割。
退一步說，就算南遷，在南方重新開始，可然後呢？南宋每年向遼、金上供金銀財帛，勉強維持所謂的“和平”，國家積貧積弱，百姓困苦不堪。
不能打的和平只是體面地任人宰割。
這個時候，兵部侍郎于謙發話：“誰敢再說南遷，就先斬了他！”
在朱祁鎮親征之前，于謙曾和他的上司兵部尚書鄺埜一起，極力勸阻皇帝北上，在勸諫無果後，鄺埜隨軍出征，交於謙代理主持兵部事宜，後來，鄺埜在與瓦剌的交戰中戰死，兵部要履行的職責即由於謙接手。
于謙像
非常時期，安定人心、部署兵力缺一不可。于謙發文調集北京、南京、河南、山東等地後備、抗倭、運糧等一切可動用的軍事力量，即刻奔赴京師，以備調遣。經過一系列部署，京師人心稍稍安定。于謙正式接任兵部尚書，保衛北京的責任徹底交到他手中。
他力勸太后支持郕王朱祁鈺即位，並說服了心生怯意、無意於皇位的朱祁鈺登基。這樣，瓦剌擄走的不是大明皇帝，而只是朱祁鎮這個人。皇帝在、國家在，軍隊就還有為之戰鬥的動力，不至於人心渙散。
朱祁鈺像
一場決定國家生死存亡的戰鬥，準備的時間卻並不多。很快，十月，也先挾持朱祁鎮南下，攻破紫荊關，直指北京城。當時的北京有九個城門，任何一個城門被攻破，都意味著功虧一簣。于謙將手頭有限的兵力分配至各個城門，並在九個城門分別安排了領兵將領，他和從土木堡戰場死裡逃生的石亨一起，守北邊德勝門，直面由北向南而來的也先。
戰前，于謙下令：戰場上，不顧士兵自己先逃跑的將領，士兵可以斬殺將領；不顧殺敵的將領而後退的士兵，後面的人可以把他們斬殺。戰爭開始，作戰部隊出城後，守城將士關閉城門，沒有允許，不得放任何進去，包括自己人。這一戰，不勝，就亡。
每個人都知道這差不多是他們最後的機會，身後是他們的國家、他們的家人，一旦城破，沒有國，也就不會有家。
也先本就是帶兵深入，士兵長途跋涉，為的是明朝此時力量薄弱，伸手就能摘到勝利的果實，拿到實實在在的好處。看到明軍高昂的士氣和決絕的心態，他開始信心受挫；德勝門攻不下，輾轉其餘幾處城門，也都沒能有所突破、佔到便宜，甚至他的弟弟孛羅還死在神機營的火銃之下。相持五天，也先擔心大明其他地區陸續趕來的勤王軍隊斷自己後路、腹背受敵，於是率軍撤退。
北京城終究得以保全。
事實上，瓦剌內部也存在各個勢力相互制衡，相比在軍事上攻城略地，也先原本更想以朱祁鎮為人質，換取金銀財帛——他畢竟是大明朝的皇帝啊。眼下，北京在於謙的主持下，軍官嚴陣以待，佔不了便宜；讓大明以重金贖回朱祁鎮，他們又立了新皇帝，既然已經有了皇帝，先前的這個當然是越拖延越好，回去了反而不好處理。這一拖就拖到了景泰元年（1450）八月，朱祁鈺派楊善去也先那裡接回了自己的哥哥，沒有帶錢財物資，甚至沒有說“你要幫我把他帶回來”。
朱祁鈺原本並不是一個對權力有極大野心的人，他不想接皇帝位。是于謙在背後堅定地支持他，也是于謙幫他保住了北京城。可隨著朝局穩定，他開始迷戀起皇帝這個位子。
而當時遠在瓦剌的朱祁鎮，他在北方苦寒之地堅強地生存下來，甚至憑藉自己的氣度和人格魅力，與也先、也先的弟弟伯顏帖木兒成了朋友。無論他有沒有後悔當初的一時衝動釀成大禍，毫無疑問，他想回家。但國家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他不在，還有新的皇帝，沒有人積極營救他回去，除了妻子錢皇后，甚至沒什麼人想讓他回去。並不是他不好，僅僅因為，他是曾經的皇帝。
歷經艱難回到北京後，弟弟立刻把他囚禁在南宮。沒有自由，不能探視，吃穿用度都要靠已經半失明的錢皇后做女紅換取。他結交的太監因為不願指證他有不臣之心，而被活活打死。原本他的兒子朱見深是太子，朱祁鈺登基後廢朱見深，立自己的兒子朱見濟為太子，哪怕後來朱見濟去世，朱祁鈺都堅定地拒絕再立朱見深。
時間的流逝讓朱祁鎮對自己曾經親密的弟弟慢慢失去了所有信任和期待。通向至高權力的路上，進擊是唯一的自保方法。
于謙對朱祁鈺而言，有著無可取代的地位，他的建議，皇帝幾乎是言聽計從。于謙本人又是極其正直、剛硬的性格，為國為民，油鹽不進，這種榮寵必然會阻礙其他人的發展。既然他和朱祁鈺之間的信任離間不了，一些人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被囚禁在南宮的朱祁鎮。
景泰八年（1457），朱祁鈺病重，石亨帶領1000家兵，與徐有貞、曹吉祥一起，闖進南宮，迎朱祁鎮登基，當即改年號“天順”。于謙是朱祁鈺背後最有力的支撐，朱祁鎮一登基，他很快在石亨和徐有貞挾私憤的奏請下，將於謙下獄，之後不久，為了掌握內閣大權的徐有貞請求治于謙死罪、抄家。
于謙祠
朱祁鎮很清楚，于謙對國家有功，他不想也不忍心治于謙死罪。但徐有貞告訴他：于謙本已打算立其他皇室成員為帝，他不死，朱祁鎮的皇位坐不穩。這是朱祁鎮的死穴，他太知道失去至高權力的滋味，所以絕對不允許有任何人動搖他失而復得的東西，就算他知道于謙有冤，就算全天下都知道于謙不該死，作為皇帝，他也不敢冒這個險。
當時和于謙一起被下獄的，還有大學士王文。和于謙一樣，王文也素來耿直，他不堪忍受汙衊，極力為自己辯解。于謙心如明鏡：“這本就是石亨一眾的意思，辯解會有用嗎？”就這樣，這個在國家無主、混亂不堪的情況下挺身而出、拼盡全力保下北京、保下大明江山的于謙，在這座他曾誓死守護的城市裡，被斬決。
于謙石灰吟
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對於謙來說，宦海沉浮，不會沒有足夠的聰明才智、閱歷城府，否則，他指揮不了大軍、守不住北京、扶持不了朱祁鈺。如果他想要權力、想要功名利祿，不會沒有辦法保全自己，他不會不明白朱祁鎮內心最深處的恐懼。事實上，朱祁鈺病重時，出於對時局的考慮，他正想違逆朱祁鈺的意思，建議太后，讓朱祁鎮父子承繼大統。
可他求的是“要留清白在人間”。後來，石亨、徐有貞、曹吉祥都因為利益之爭不得善終，朱見深即位後，于謙的兒子于冕為他沉冤昭雪。可這些對他而言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在隨朱瞻基平定朱高煦之亂時，在任河南、山西巡撫時，在挺身而出、主持保衛北京時，在擁立朱祁鈺為帝時，在打算建議復立朱祁鎮父子時，也在他走上刑場時，始終坦坦蕩蕩。這一生，他求仁得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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