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ong>本文摘自《黨史文苑》雜誌 作者:孟蘭英
<strong>核心提示:毛澤東說:“現在我們的高級幹部懂外語的很少，那也不能不派大使啊！暫時不懂外語，也可以當好大使。漢代的班超、張騫不是也不懂外語嗎？但他們出使西域，不但不辱使命，而且功績卓著。”他又幽默地說:“將軍當大使好，好在哪裡？首先，你們出去我們放心，因為你們不會跑掉。”毛澤東說這“不會跑掉”的話，是因為當時新聞剛報道了某國駐外使節叛逃。周恩來笑著插話:“革命軍人嘛，政治覺悟高，立場堅定，紀律性強。”
55年授銜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宣告新中國誕生了。隨著與新中國建交國家數量的增加，向建交國派駐大使便成為了當時我國外交工作的一件大事。中央決定組成以軍隊幹部為骨幹的外交隊伍。選調了一批兵團級幹部出任第一批大使，人們都親暱地稱他們為“將軍大使”。為了新中國的外交事業，他們脫去戎裝穿上西裝，踏上了新的征途，由此也書寫了我國曆史上著名的將軍大使的一段佳話。
<strong>國家有需要，將軍無選擇
1950年初春，一批身著軍裝，帶著戰火硝煙的將軍們，從各戰區風塵僕僕地會聚到京城，跨進了國徽高懸的外交部大門。
時任解放軍第七兵團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的姬鵬飛調外交部工作是周總理親自點將。他接到命令後大感意外，於是就去上海找老首長粟裕談心。粟裕耐心地對他說:“你是軍人啊。國家有需要，將軍無選擇啊！”粟裕一席話就把姬鵬飛的思想工作做通了。
時任華北軍區第二兵團(後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九兵團，即著名的楊羅耿兵團)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的耿飈接到調令趕到北京後，周總理問他有什麼想法？耿飈直率地回答:“堅決服從命令。不過我對外交可是一竅不通啊！”其實，這是耿飈的謙虛。他對外交併不陌生。抗日戰爭時期，他負責接待美軍軍事觀察組赴晉察冀軍區參觀訪問；解放戰爭時期，他又在軍調處協助周恩來、葉劍英工作，同美蔣代表打過交道。
除了姬鵬飛和耿飈外，首任將軍大使中的黃鎮、韓念龍和袁仲賢等人也在戰爭年代初涉過外交。在新中國誕生前夕，一次震驚中外的“紫石英”號外交事件，使中英兩國代表也一同坐到了談判桌上。時任三野第八兵團政委的袁仲賢因受中央之命，成功處理“紫石英”號外交事件，開啟了日後數年的外交生涯。
在1950年的第一批將軍大使中，有幾位雖然從沒接觸過外事工作，卻都有著良好的教育背影，並在長期的軍事和政治鬥爭中積累了豐富的實戰經驗。別看他們的平均年齡只有40歲左右，但個個都是能文能武的儒將。
<strong>“將軍大使”學習班
赴任前，為讓這些轉行幹外交的將軍們更快適應“大使”這一新的角色，外交部根據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指示舉辦了培訓班，學習班的地址設在北京前門外的新華飯店。
住飯店原來是件享受的事，可卻讓這些長年紮根在根據地和戰場上的“土八路”們吃了不少苦頭。習慣了睡草蓆、睡門板、睡窯洞的日子，突然要他們睡到飯店的彈簧床上，一下子還真是難以適應。
耿飈在一篇回憶錄中寫道:房間裡的衛生設備、彈簧床、地毯，使得我們這些剛從軍營裡出來的人感到不習慣，甚至不自在。但是，我們知道，必須在很短的時間內適應並習慣，唯有這樣才能逐漸適應外國的生活習慣。
初次穿上中山裝的將軍們，都感到這種外交服裝束手束腳，不像穿粗布軍裝那樣隨意自在，大家感到很不習慣。
不習慣的地方還有人們的稱呼，有不少人對他們的稱呼也從某某將軍變成了大使，這也讓他們一時無法適應。對這些曾出生入死的將軍們來說，其實最大的困難恐怕就是角色的轉變了。但面對國家利益與個人情感的抉擇，10位戎馬半生的共和國將軍義無反顧地脫下軍裝，放下將軍的威嚴。
毛主席和周總理對新中國第一批大使十分重視。學習班期間，周總理多次來看望。他把“外交”與“軍事”巧妙地聯繫在一起，引起了將軍們的興趣。按照周恩來的話講，他們只是從一個陣地轉移到了另一個陣地上去了，同樣是在為新中國戰鬥。周恩來還說，外交同軍事一樣，不過是從“武打”變成“文打”而已。他鼓勵將軍們把在戰場上幾十年積累起來的“武打”經驗，靈活地運用到外交場合的“文打”之中去。一說到打仗，將軍們都來了精神，對外交工作也開始有了興趣。
每天天不亮，院子裡就會傳來朗朗讀書聲，將軍們埋頭苦讀的身影隨處可見。在日常學習中，年紀稍長的袁仲賢總是隨身攜帶著一個小本子，把應注意的事項一字不落地記在本上，經常閱讀，反覆翻看，他笑稱自己這是“笨鳥先飛早入林”。袁仲賢的精神鼓舞著身邊的每一個戰友，黃鎮暗下決心，要像當年打碉堡一樣，努力攻克外交上的每一道難題。
在學習班上，外交部先後請來了各方面的學者、專家講課。專家們分別講述了國際法、外交史、領事條約、外交文書、國際法庭、聯合國憲章、外交特權與豁免等等。還舉辦了外交文書展覽，展品中有國書、照會、備忘錄、電報、會談紀要等各式各樣的文件。這些文件，將軍們誰也沒有見過，看後大開眼界。他們對這些即將使用的文件看得格外仔細，逐字逐句地琢磨。黃鎮大使的夫人朱霖突然冒出一句:“這國書不就是介紹信嘛！”引得大家鬨堂大笑，室內氣氛頓時活躍起來。
這期間，學習班還請了蘇聯、匈牙利、波蘭、羅馬尼亞等國的駐華大使介紹他們國家的社會、政治、經濟情況，使館工作情況以及外交工作體會。蘇聯和東歐國家大使作報告時，都是由毛岸英當翻譯，他除每句話直譯外，還作詳細的解釋，毛岸英還給大使們講了自己在蘇聯留學期間的所見所聞和體會，使將軍們獲益匪淺。
<strong>脫我戰時袍，還我女紅妝
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西行漫記》中曾這樣描寫過中國戰場上的“娘子軍”:女人不穿裙子不塗口紅，與男人一樣舞刀弄槍。在新中國第一批大使夫人中，這樣不讓鬚眉的巾幗英雄也不在少數。當時擺在她們面前的第一道難題，就是如何適應她們此前並不認同的所謂“布爾喬亞的生活方式”:燙髮、抹粉、塗口紅，還要學習如何著裝和西餐禮儀。在她們看來，如今革命勝利了，正是為建設新中國發揮才幹的時候，自己怎能描眉畫眼地出國去當“官太太”？有人抱怨當初不該來北京，有的吵著要回部隊，更有人說寧可離婚也不出國做“夫人”。在會上，黃鎮的妻子朱霖發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說:“我們參加革命就是為了翻身解放。進城後我們應該為國家出力，而現在卻讓我們去當夫人，去當附屬品，這對我們簡直是的罪惡，是汙辱！”
眼看工作上的分歧就要演化成大使夫婦之間的矛盾，周恩來聞訊後，立即派鄧穎超來解決此事。鄧大姐的“現身說法”，讓女同志們對大使夫人的身份有了全新的認識和了解。就這樣，為了國家的需要，這些從沒穿過裙子、對梳妝打扮一竅不通的女戰士們第一次坐在了梳妝檯前，耐著性子學習對鏡梳妝、描眉點唇。此時，應付這些繁文縟節已經成為組織上交給她們的一項特殊任務，而她們唯一的選擇就是認真去完成這一任務。
為了儘快適應大使夫人的角色要求，夫人們一有空就穿上旗袍和高跟鞋，不厭其煩地反覆練習。腳上很快就磨出了繭子，大家忍著疼痛繼續堅持練下去。他們給自己定了一個目標:早日成為合格的大使夫人，向組織交上一張滿意的答卷。
<strong>隔著窗戶看遞交國書，“以小見大”
1950年3月10日下午，毛澤東剛從蘇聯訪問回來沒幾天，羅馬尼亞首任駐華大使要遞交國書了。經周恩來同意，安排將軍大使們在勤政殿旁邊的小屋裡，透過窗戶紙的小窟窿，觀看遞交國書的全過程。
儀式開始前，周恩來前來檢查，他不讓將紙窟窿捅得太大，說讓外國人看見殿堂裡這兒那兒一排大窟窿不雅觀，只准每人用鉛筆戳個小洞。他還意味深長地告訴大使們:“洞雖小，但你們要善於小中見大啊。”
儀式剛一結束，大家就熱烈地議論起來。有的嘟囔道:話那麼多，咋記得住呀？有的不以為然地說:反正事先寫好，到時背下來就行了。最後，大家得出了兩點共識:一是致辭應有充分準備，預先有個腹稿；二是我們首次遞交之前，多練習幾次，比如走步、站立、呈遞的姿勢等等。有人還建議趁熱打鐵，當場練習。於是，他們就在勤政殿的小屋中，你當元首、我呈國書地輪流練習了起來。
就這樣，將軍大使們透過屏風上微小的縫隙，觀看到了遞交國書的全過程，也在實踐中明白了“以小見大”所蘊含的深意。
遞交國書的儀式剛結束不久，周恩來便領著大家去見毛主席，毛主席高興地跟大家逐一握手。他問黃鎮:“你原來那個黃士元的名字，不是很好嗎，改它做什麼？”黃鎮說:“我脾氣不好，需要提醒自己時刻保持‘鎮靜’。”毛澤東說:“黃鎮這個名字也不錯。《楚辭》中說，白玉兮為鎮，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黃而不可改其節。派你出去，是要完璧歸趙嘍。”
有的同志向毛主席提出:“我們不懂外語，有困難，怕搞不好外交工作。”毛澤東說:“現在我們的高級幹部懂外語的很少，那也不能不派大使啊！暫時不懂外語，也可以當好大使。漢代的班超、張騫不是也不懂外語嗎？但他們出使西域，不但不辱使命，而且功績卓著。”<strong>他又幽默地說:“將軍當大使好，好在哪裡？首先，你們出去我們放心，因為你們不會跑掉。”毛澤東說這“不會跑掉”的話，是因為當時新聞剛報道了某國駐外使節叛逃。周恩來笑著插話:“革命軍人嘛，政治覺悟高，立場堅定，紀律性強。”
在接見中，毛澤東還很認真地說:“你們這些將軍出國當大使，不算轉業，可以保留軍籍。”
<strong>“偉大國家派來的偉大的大使”
1950年，外交部對各大使的任命書開始分批下發，各領使命的首批駐外大使即將啟程赴任了。作為新中國派到西方國家的第一位大使耿飈，在興奮之餘又有些莫名的忐忑，而他的妻子趙蘭香當年是甘肅慶陽第一個獨自騎馬出遠門的女子，這一次就走得更遠了，她要走出國門……
躋身外交舞臺的新中國將軍大使，頓時引起了全世界的廣泛關注，國外報紙刊出這樣的評論:“在珍珠寶石成河的外交界，中國大使夫婦，男不戴勳章，女不戴首飾，表現出了新中國外交家的風格。他們代表著一個古老而甫告誕生的社會主義大國向全世界宣告，新中國已豪邁地登上了世界外交舞臺，並以一種全新的外交風範展現於世人面前。”
1950年10月1日，在斯德哥爾摩最大的飯店裡，500多位來自瑞典社會各界的貴賓歡聚一堂，慶祝新中國的週歲華誕。這是中國駐瑞使館舉辦的第一次國慶招待會，赴任還不到兩個月的耿飈大使穿梭於觥籌交錯、衣香鬢影之間，身旁的趙蘭香身著一襲傳統絲綢旗袍，令眾多賓客眼前一亮。
席間，有人問耿飈:“你是將軍，曾經帶過多少兵？”耿飈笑笑說:“我的那個兵，也就10多萬人吧。”瑞典皇家海軍最高司令聽後肅然起敬，“啪”地一個敬禮，說道:“真了不起，您所率領的軍隊比我們全國的軍隊還要多。”這時，旁邊的幾位貴賓也主動湊過來與耿飈碰杯，還稱讚他是“偉大國家派來的偉大的大使”。
溢美之詞不絕於耳，耿飈就這樣憑藉著將軍的風度和大使的謀略巧妙地做出回應，他說:比起我們偉大的國家，我只不過是一個兵、一個戰士，我願意做一架兩國之間發展友誼的橋樑。招待會後，當地報紙紛紛撰文曰:“社會主義大使首次亮相資本主義國家，駁殼槍換成了香檳酒。”
<strong>外交無小事，一個字母重千斤
耿飈剛到任不久，便趕上了瑞典老國王古斯塔夫五世病故。當時耿飈正在丹麥籌備建館事宜，就囑咐駐瑞使館寫一封弔唁信函給瑞典外交部送去，表示對國王去世的沉痛悼念。那時候，中國駐瑞使館還沒有人懂得法文，於是就寫成了英文，請使館僱用的一個法語顧問將其翻譯成法文，再由工作人員照著翻譯好的內容一字一句地用打字機打出。弔唁函打好後，使館秘書立即送往瑞典外交部。
瑞典外交部禮賓司的工作人員一看弔唁函，立刻大皺眉頭，使館秘書感到很奇怪，就問發生了什麼事，那位工作人員指著弔唁函說:“這個字不能這樣寫！”使館秘書返回去，找到法語顧問一看，頓時冷汗涔涔，這下可闖大禍了。原來，使館工作人員在打字時一時疏忽大意，其中一個詞漏打了一個字母，原本“沉痛地”變成了“榮幸地”，意思截然相反。耿飈聞訊後，立即從丹麥返回瑞典重新打印弔唁函，並親自送到瑞典外長的手中。瑞典外交部表示，他們認真地分析了弔唁函上下文的意思，確認這只是技術上的失誤，而且大使本人親自來道歉，重新弔唁，讓人深深感到中國是一個禮儀之國。
一個小失誤險些釀成大錯，耿飈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外交無小事”這句話的分量。
<strong>關鍵時刻用生命保衛周總理
1955年4月16日，在印尼首都雅加達的機場，很多民眾早早就等候在這裡，迎接前來出席亞非會議的中國代表團一行。當代表團團長周恩來緩緩走出機艙的那一刻，整個機場沸騰了！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一個身影始終寸步不離地跟在周總理身邊，凝重而緊張的面孔與周總理從容淡定的神情形成了強烈反差，此人就是中國駐印尼大使黃鎮。
1954年初，在印尼召開了萬隆會議。然而會議召開前夕，發生了“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國民黨當局在印度尼西亞企圖暗殺周恩來。雖然周恩來一行臨時改變路線而倖免於難，但此次暗殺事件的矛頭直指周恩來，讓黃鎮大使不能不感到憂心忡忡。
1955年4月16日，雅加達的空氣異常凝重。機場上，警戒森嚴，崗哨林立。此前，黃鎮已經安排好了一些會武術、身強力壯的華僑分散在成千上萬的歡迎人群中。大使館成員更是全體出動，築起層層人牆，用身體保衛周總理的安全。儘管安保工作佈置得如此周密，但黃鎮仍然不敢有絲毫懈怠。
為轉移視線，使館共派出3輛一模一樣的轎車到機場迎接總理。歡迎儀式後，按原計劃總理應乘坐第一輛車，黃鎮和夫人乘坐第二輛車緊隨其後，可是就在臨上車前，黃鎮突然臨時改變了計劃，他朝妻子朱霖使了一個眼色，示意她坐上週總理的車做掩護。
看到丈夫出人意料的舉動，朱霖先是一愣，隨即明白過來了，她迅速和一名翻譯鑽進了第一輛車。機場外、大街兩旁都是歡迎的人群，因為車上掛了窗簾，人們都以為車裡面坐的就是周恩來總理。而此時，坐在車內的朱霖感慨千萬，她心裡想，如果真出了事，我們能代替總理也是值得的。
在萬隆會議期間，黃鎮就是憑藉這種膽識與謀略，保衛了周總理的安全，展現了將軍外交家的一片赤誠。
新中國這一批“將軍大使”在國際舞臺上展現了新中國外交官的風采，贏得了所駐國人民的友誼和尊敬。在第一屆任期滿後，除個別同志返回部隊外，多數同志繼續戰鬥在外交第一線，到20世紀50年代後期和60年代，11位“將軍大使”中，有6位先後擔任了外交部副部長職務，他們是姬鵬飛、袁仲賢、耿飈、黃鎮、王幼平、韓念龍。
新中國成立後，我們先後共派出了20位將軍大使。1984年底，最後一位在任的將軍大使丁國珏離任回國。至此，“將軍大使”全部退出了中國外交舞臺。時光荏苒，半個多世紀過去了，當年風華正茂的將軍大使們如今大多已離我們而去，但他們獨有的魅力與風采卻不會因一事一物的逝去而消失，那一段將軍當大使的時代傳奇將永久地流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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