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學前教育深化改革規範發展的若干意見》正式印發。《意見》重申了此前“十三五規劃”中確立的目標，即到2020年，全國學前三年毛入園率達到85%，普惠性幼兒園覆蓋率（公辦園和普惠性民辦園在園幼兒佔比）達到80%。
不過，最引人矚目的是《意見》的第24條：民辦園一律不準單獨或作為一部分資產打包上市。上市公司不得通過股票市場融資投資營利性幼兒園，不得通過發行股份或支付現金等方式購買營利性幼兒園資產。
由於這一條規定的存在，昨晚，在美國上市的紅黃藍教育股價直接被腰斬，狂跌53%。要知道，去年11月初紅黃藍北京幼兒園出現虐童醜聞之後，股價也只下跌了38%。所以，隨著政策上的一錘定音，紅黃藍教育的前景幾乎無可挽回。
輿論上一邊倒的歡呼叫好完全可以預料。在原始正義感的支配下，絕大多數人都對紅黃藍幼兒園保持著憤怒，因為去年的醜聞並未令它受到真正的懲罰——它的股價很快實現了反彈，而如今的懲罰雖然遲滯了一年，但卻終於得以兌現。
“凡是看不見的地方就會亂來”
成立於1998年的紅黃藍教育，今年剛剛滿20週年，旗下已有超過1300家親子園和500家高端幼兒園。20年內，這家機構從無到有，從0到1800，也可以被看作是中國經濟增長奇蹟的一枚切片。
然而，跟吃喝玩樂、購物出行不同的是，教育機構的複製規律並不相同，因為幼兒教育面對的是孩子，教育需要等待。教育的過程可以比喻成“接發球”，老師和學生需要時間來練習，才能逐漸摸透彼此，然後共同成長。但在資本主導之下，無論是親子園還是幼兒園，擴張的慾望超越了等待的必要。
某種程度上，紅黃藍教育的擴張路徑和五星級酒店、外賣平臺以及網約車是一致的。資本大舉介入之後，硬件條件很快就達到要求，我本人參觀過紅黃藍的親子園，硬件真的不賴。五星級酒店、外賣以及網約車也一樣，只要有錢，就能很快搞定硬件。
但是，網約車中的順風車出了人命，外賣平臺助長了食品危機，五星級酒店更是洗不好一個杯子。這些看似不同的行業，實際上都折射出同樣的定律，那就是“凡是看得見的都確保高端（乾淨或安全），凡是看不見的地方就會亂來”。
除了教育需要等待，五星酒店的服務、外賣平臺的審核以及順風車的驗證，其實也都需要等待，只是等待的時間不會像教育那麼長。等待的過程，就是完善流程、打磨細節的過程。
但是，所有這些資本主導的行業，他們都不可能等待，因為等待就是消耗資本，等待就是錯失機遇。所以，它們全都形成了“不見棺材不掉淚”的心態。
紅黃藍是該死，但也死得有些冤
紅黃藍的死，很大程度上是罪有應得，但從整個社會層面來講，它又死得有些冤枉。因為紅黃藍高歌猛進的20年，恰好是中國學前教育政府投入債臺高築的20年。
來看一組數據，2010年之前，學前教育財政投入一直佔政府教育預算盤子的1%以下，直到2016年這一數字才上升到8.9%。考慮到歷史累計投入實在太少，即使近年來保持了較高的投入水準，欠下的債也還是很多。
此外，按照規劃，到2020年，公辦幼兒園佔比將力爭達到了50%，而在2016年之前，公辦幼兒園的佔比可能低於20%。也就是說，絕大部分能上幼兒園的孩子都在民辦幼兒園。
即使加大了投入，但如果考慮投入的公平性，我們也會發現那些著名公立幼兒園動輒可以拿到上千萬補貼，而普惠性公立幼兒園的建設速度卻不敢讓人恭維。此外，幼兒園最重要的其實不是場所，而是老師。但是，幼師的培養不可能一蹴而就。2016年在園兒童4414萬人，幼兒教師249萬，師生比接近1比18。
按照教育部規定的最低1比7 的要求，幼師缺口高達381萬。這381萬的幼師要培養需要時間，需要投入。而且，因為幼師的待遇一直很低，所以幼師不但無法吸引其他領域的人才加入，連本行業的人才也留不住，這種狀況使得幼師行業的發展難上加難。
最後，還需要指出一點，許多公立幼兒園即使開辦，也滿足不了公眾的需求。
例如，公立幼兒園要求必須滿3週歲才可以上，這就使得很多父母不得不把不足3歲的孩子放到私立幼兒園；又比如，公立幼兒園經常下午4點甚至3點半就放學，普通上班族根本不可能有時間接孩子。而反觀很多私立幼兒園，可以在支付一定費用的情況下，看護孩子到6點或更晚。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學前教育的矛盾發生了轉移，原本矛盾存在於需求不斷擴張的公眾和財政投入不足的政府之間，但實際上卻爆發在疲憊不堪的幼師和心力憔悴的家長之間。
這些年，幼兒園一直飄在半空中
1998年，中國住房改革的元年。從這一年開始，中國社會從熟人社會加速進入陌生人社會。對於兒童來說，喪失熟人社區的庇護之後，陌生人社會可謂充滿了風險。
紛紛進入“xx小區”的城市居民，並沒有能夠重新建立起一個熟人社會，鄰居的意義從未變得如此輕薄。與此同時，作為獨生子女所生的獨生子女，10後乃至15後的孩子，他們面臨著史無前例的階層競爭壓力。
紅黃藍創立於1998年，但騰飛於2008年之後，因為2008年之後政府學前教育投入不足的後果幾乎到達了頂點，而中國家長由於階層流動壓力傳遞給兒童教育的焦慮則開始迅速升級。
一方面是公立幼兒園的數量不足和質量不足，另一方面是教育需求的升級，紅黃藍的出現客觀上回應了上述需要。強調孩子的“個性、“創造力”，重視“藝術”和“雙語”，這些符合時代需求的教育概念，顯然吸引力許多城市中產居民。
在“看得見”的地方，例如寬敞的活動室、北美的外教，以及高端的宣傳詞，新型早教機構、幼兒園的確很令人動心。這也是很多家長趨之若鶩，以及紅黃藍連連擴張的基礎性原因。
但是，就像前面提到的，紅黃藍經常位於高端綜合體、寫字樓內部，它這城市、街道和社區其實沒有直接聯繫，它其實是“飄著的”。
“飄著的幼兒園”有什麼問題嗎？我要說問題很大。因為這意味著幼兒園的員工無法真正融入社區，無法與社區成員形成網絡、規範和互相的信任。這裡舉個例子，“朝陽群眾”之所以無往而不利，就在於他們存在一個嚴密的社會網絡，所以一旦有“不軌之人”出現，他們立馬就能察覺。
幼兒園的工作人員和社區賣早點的大媽、倒垃圾的大爺，孩子的家長，如果能夠“抬頭不見低頭見”，那麼就會逐漸形成一種互信同時也是互相監督的關係。
這種互相既可能幫助老師獲得社會認同，也可以消除他/她內心的惡意。虐童之所以會發生，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老師感受不到具體的人，他們也不會覺得自己在一個充滿餘光的社會網絡中。
對幼兒園而言，社會信任比錢更重要
紅黃藍幼兒園虐童醜聞發生後一年，中央出臺了重磅《意見》，除了禁止幼兒園資產打包上市，也出臺了一系列保證普惠性幼兒園供應、教師培養和提高待遇，以及強化監管和定位的政策。
可以看到，這些政策並非無的放矢，只不過要真正完成需要克服無數困難。最大的困難，我認為其實不是錢，而是政策本身的靈活性，以及幼兒園本身是否能夠獲得社區支持。
孩子是社區關係融合的天然媒介，只要能夠調動社區的力量，允許社區更多的連結和協作，幼兒園就會生長出來，幼兒園也會紮根下去。
很難想象，一個紮根社區的幼兒園會出現虐童行為，因為紮根社區，會給孩子們提供信任、安全感等寶貴的社會資本。正如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羅伯特·帕特南所說的：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社會資本比財政資本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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