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99年，按照年號來說是嘉慶三年，但是我們更願意稱它為乾隆六十三年，因為這個時候大清帝國的權力還牢牢把握在太上皇乾隆的手中。
這一年的正月初三，北京城還沉浸在過年的喜慶之中，許多人正享受著康乾盛世所帶來的所謂歌舞昇平。誰也未曾想到，從除夕之夜開始響徹雲霄的爆竹聲，竟成為替乾隆送行的前奏。
這天傍晚，等候清廷接見並給予賞賜的朝鮮、暹羅等國的使臣，等來的是用來製作喪服的白布，這一切都暗示著這位虛歲八十九歲的太上皇已經龍馭賓天了。
乾隆留給的他兒子嘉慶和整個大清國民的遺產有兩個，一個是早已經嚴重腐化的官僚體系，另一個是聲勢浩蕩的民間反抗勢力——白蓮教。
白蓮教起源於元朝末年，本是民間興起的一種社團，雖然信仰佛教，但卻為佛教其他宗派所不容。可是白蓮教藉助彌勒佛降世臨凡拯救世人於水火之中的說法，用來拉攏盤桓於苦難之中的底層百姓卻是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在明滅元的過程中，白蓮教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朱元璋取得政權之後，開始對白蓮教趕盡殺絕。儘管明代禁止民間信奉白蓮教，可是白蓮教一直在民間秘密活動，朝廷中時不時傳來白蓮教造反的消息，終於未成氣候。
明清鼎革之後，不知道出於什麼原因，白蓮教突然失去了消息，直到乾隆三十九年，白蓮教冒了出來，誰知道這一次冒頭，幾乎動搖了清朝的根基。
老年人喜歡清靜，皇帝不是聖人，自然也不能例外。乾隆越是到了晚年，越是不喜歡聽到國家出現動亂的消息，而那些阿諛奉承臣，投其所好，將所有關於白蓮教的消息一律封鎖，進程給皇帝都是歌功頌德的奏章。
可是想要瞞住一件事太難了，在乾隆八十歲的時候，他聽傳聞說白蓮教已經聚眾鬧事多年，經過核查之後，發現事情確實如此。乾隆龍顏大怒，並下令對這幫匪徒趕盡殺絕。
這個命令一下，樂壞了他手下的那些官員，這些官員貪汙腐化不說，在征剿白蓮教過程中屠殺無辜百姓冒功，一面是銀子越撥越多，一面是匪徒越剿越多。就在乾隆死前的三年裡，剿匪的開銷總共達到七千多萬兩白銀。
這是個什麼概念？大約是大清政府一年的收入。
下面官員忙活著剿匪，朝廷內也沒有閒著，1798年，嘉慶在乾隆的授意下，給翰林和詹士的考試中出了一篇名為《徵邪教疏》的考題。
結果當然不會有什麼建設性建議，不過是稱頌太上皇和皇帝的文功武德。
唯有一份卷子，在稱頌功德的幌子下，說了一些可以平定叛亂的理由。
卷子的作者深刻分析了白蓮教能夠聲勢浩蕩的原因：
白蓮教的大部分人都是平民，這些平民和那些沒有參與造反的平民沒有什麼兩樣。而之所以有的人參與了造反，不是因為白蓮教多麼的具有煽動性，是因為他們就算不造反最後也會被官府逼死。
那些官員們藉著打擊邪教之名，橫徵暴斂，為滿足一己私利，將平民逼成了盜匪。想要平定邪教的叛亂，首先要從懲罰官吏做起，貪汙腐化的官吏革除之後，白蓮教自然會不攻自破。
這種觀點，不過是說出了當時所有官吏知道卻不敢說出的話，這樣的話，無疑會戳穿了太上皇一手締造的太平盛世，同時也會斷送官員自己的前程。
說完了這番實話之後，這名官員就離開了京師辭官回家。
這個人就是今天我們要說的主人公洪亮吉。
洪亮吉出生於常州，家境貧寒，父親洪翹早逝，他的母親為了供洪亮吉唸書，只能靠針織來維持生計。做官之後的洪亮吉在回顧自己早年家庭境遇的時候，不無感慨的寫道：“夜寒窗隙雨悽悽，長短燈檠焰欲迷，分半紡織分半讀，與娘同聽五更雞。”
雖然刻苦讀書，洪亮吉卻是屢試不中，只要給人當幕僚，他先後在安徽學政朱筠、陝西巡撫畢沅等處謀生。
乾隆四十一年，洪亮吉聞母病重，急趕回家，儘管他心急如焚，也未能見到母親最後一面，因悲傷過度，奔喪途中落水。此後每逢母親忌日，洪亮吉在這一天絕食來懷念母親，一直到他自己去世。
在他四十四歲的那年，他終於考中了進士，被授予翰林院修編一職，中舉之後不久，又奉命行走南書房，陪著皇子讀書，由於仗義直言，在《徵邪教疏》說了不該說的，回家修養一年，乾隆死後，他又官復原職了。
老皇帝死了，新皇帝雖然已經在位三年，可是連權力的毫毛都沒有摸到，自己終於親政了，無論是出於真心還是為了應付一下，都要做出一點新皇帝新氣象的樣子出來。
於是嘉慶廣開言路，招納敢於直言之人。
洪亮吉官復原職之後，就聽到了這個消息，他知道，這當然是皇帝的表面文章，敷衍一下就過去了，可是他偏不。
他重返翰林院之後，成為修纂乾隆皇帝高宗實錄的幾個翰林之一。他能夠得到這個職位並非偶然，早年沒有走上仕途的時候，他就曾參與了畢沅《續資治通鑑》的編纂，可以說有一定的工作經驗。
但是在高宗實錄的初稿完成後，他受到了極大的震撼，他在稿子中看到的社會問題遠遠比自己見到的多。
仗義執言的老毛病又犯了。
開始的時候，因為前面有被迫辭官回家的教訓，他還在糾結自己該不該說心裡話。這種糾結一直掛在他的臉上，表現為他的行為上。
他每天悶悶不樂，寢食難安，有時候不知道想起了什麼，突然腳步匆匆，不管是在翰林院還是在大街上都是如此。
終於他受不了，有一天同事們正在安安靜靜的修書，他跳起來大叫：“我一定要仗義執言，否則就是辜負了皇恩了。”
鬱結於胸中的苦悶終於在化成文字之後得到了排解，而且為了能夠讓自己的上書更加穩妥的送到皇帝手中，他一次性寫了三份同樣的奏章，分別給三位大臣。
三份奏章，兩份被扣下，只有皇帝的兄弟成親王認為洪亮吉是為了他們家好，才把奏章呈遞給了皇帝嘉慶。
這份奏章語言尖銳，句子咄咄逼人，就算是給同等級的人看，心中也會不高興，何況是萬人之上的一國之君？
奏章的一開頭，他就質問皇帝：你說你心中非常著急天下得不到治理，天下百姓渴望社會得到治理的心也是非常迫切，那為什麼看不到社會有一丁點的轉變呢？
洪亮吉矛頭不僅指向了皇帝，還指向了才過世不久的太上皇。太上皇留下的爛攤子，到了皇帝你的手中，你多次承諾想要改革，結果呢？不僅改革拖了這麼久，還傷害了天下百姓的心。
洪亮吉不是那種拋出一個結論不做任何說明的民科，他梳理了在辦理和珅案子的時候，皇帝是多麼的猶豫和武斷，還指出和珅雖然轟然倒塌，可是他的黨羽還在，如果這些黨羽有一天集結起來，將會是令一個和珅集團。
接著，他的情緒似乎得不到控制，連續發出一連串的問題，每一個問題就能把嘉慶活活氣死。
“你在用人方面說改你改了嗎？”
“現在世風日下，人們道德越來越沒有底線，這件事你不該負責嗎？”
“有功者賞賜，有罪者懲罰，你真的做到了嗎？”
“說好的廣開言路呢？還不是被活活堵死了”
······
每當提出一個問題，後面加一個或者幾個說明，而且攻擊的都是朝廷上有名有姓的人物。
當然，洪亮吉並非是逞口舌之快者，也並非誇誇其談者，胸中雖有千言，筆下實無一策。他說了這麼多，自然在奏章的後半部分提出了他的意見。
第一，廣開言路不要做表面工程，應該落實到實處，解決問題的時候集思廣益，不能皇帝一個人獨斷專行。
第二，以法治國，否則，一個人的喜怒哀樂都會成為判決一個案件的關鍵，長此以往，官僚集團只會越來越腐化。
第三，改革並非是沒事找事，而是讓大清更好的發展，有的人示改革為魔障，這是不對的。
有限於時代背景，洪亮吉的思想還有“忠君愛國”的傳統觀念，但是某些意見已經超越了當時中央集權下的思想壓抑。
洪亮吉痛快了之後，輪到嘉慶痛快了。
嘉慶皇帝看到這份奏章，勃然大怒，立即下令逮捕洪亮吉，然後交付三法司知罪，同時又命令不能用嚴刑對待洪亮吉。
嘉慶不準對洪亮吉用刑並非是因為他認為洪亮吉的勇氣可嘉，而是害怕這件事最後牽扯出自家人，也就是他的兄弟成親王。
如果追究下去，可能自己的兄弟都保不住命了。可是自己的兄弟如此對自己，也是應該懲罰。當時的成親王剛剛進入軍機處不久，伴隨著洪亮吉事件，隨即免去了軍機大臣的職位。
事後，嘉慶冷靜之後，發現洪亮吉的奏章也有它的道理，就將他發配到了伊犁。
洪亮吉搭配到伊犁和蘇軾貶謫到海南，都是相同的用意，就是讓他們自生自滅。伊犁位於塔克拉瑪干沙漠之西，流放到這裡，相當於不是死刑的死刑。
洪亮吉的判決下來之後，他便動身趕赴萬里之外的伊犁了。誰都未曾想到，他上書的消息傳到了民間，人們百姓都想目睹這位敢於直言的大臣的容顏，於是本該是一場悲劇，在離別的時候，卻上演了一幕喜劇。
嘉慶聽說人們歡送洪亮吉之後，心中真是五味陳雜。這個時候伊犁將軍保寧聽說洪亮吉要到他的地盤，為了諂媚主上，寫了一封密摺給嘉慶，告訴嘉慶一定讓洪亮吉不得好死。
嘉慶一看保寧的密摺，正好沒有地方撒氣，對保寧一頓訓斥。可能是嘉慶批閱保寧摺子的時候情緒太大，讓保寧會意錯了，不僅沒有折磨洪亮吉，反而將洪亮吉捧為上賓。
本來上書給嘉慶，洪亮吉已經最好了被殺頭的準備，居然撿回了一條命，後來發配伊犁，也想著十去九不回，哪成想伊犁的生活比在京城當翰林還舒服千倍萬倍。
洪亮吉每天飲酒賦詩，保寧為了討好嘉慶，對洪亮吉更是百般愛護，無憂無慮的生活，洪亮吉是否也在想，這樣下去該多好？
乾隆曾經定下規矩，發配伊犁的官員想要獲得赦免，至少要三年，三年是最低期限，能不能赦免還要看皇帝的心情。
洪亮吉已經做好了在這裡安度晚年的打算，如果這一打算不能達成，起碼也是舒服三年。
哪知命運就是這樣離奇，現實總是與願望背道而馳，就在洪亮吉到達伊犁百天之後，突然接到聖旨：你得到赦免了，可以回到中原了。
這件事不僅讓洪亮吉驚掉了下巴，也讓史官在記錄的時候感慨了一番：自從我大清開國以來，官員能夠得到赦免的，從來沒有像洪亮吉這麼迅速的。
那麼，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呢？原來是天災救了他。
前腳洪亮吉到了伊犁，沒過兩個月，北京就發生了大旱。這次旱災，輪到嘉慶寢食難安了。
傳統的說法認為，上天會根據皇帝的行為對人間進行嘉獎或者警示。如果某年風調雨順，百姓富樂安康，那麼這個皇帝就是非常的合格，相反，如果某位皇帝在位期間，導致了水災、旱災或者蝗蟲等災禍，那就是這個皇帝失德。
這場旱災讓嘉慶尤為恐懼，他開始反思自己當政之後的措施，翻過來調過去，如果是有一件事情自己做錯了，那麼就是洪亮吉。
接著他下了罪己詔，然後赦免了洪亮吉。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皇帝依然是要面子的：洪亮吉的奏章非常對，但是言語過激，沒能顧忌到皇帝威嚴。
這是表面上的陳詞，實際上嘉慶懲罰洪亮吉，是他的性格所致。長期生活在乾隆的威嚴之下，嘉慶養成了一種猜忌和多疑的性格：這麼做會不會惹父皇生氣，那樣做父皇會不會喜歡？
長此以往，一個人多半都會扭曲。對待和珅的案子如此，對待洪亮吉也是如此。憤怒之後，想要殺死洪亮吉，後來冷靜又改判流放，天降大災 ，又赦免了洪亮吉。
事情就是這樣神奇，嘉慶罪己詔之後，天就降下甘露。嘉慶自己非常得意，並且詩興大發，用詩紀念自己對待上天的坦誠。
洪亮吉獲赦之後，不再做官，除了著述之外，就是遊山玩水，飲酒狎妓，同時對於時局怎麼樣，他絕口不提一個字，直到老去。
比洪亮吉稍微晚些時候的龔自珍曾有著名的兩句詩：“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就是對洪亮吉的感慨。
洪亮吉的悲劇不是一個人的悲劇，而是時代的悲劇，後來龔自珍和他走上了同樣的道路絕非偶然。
1809年，六十三歲的洪亮吉走完他的一生。從他四十四歲走入官場，呼籲改革開始，到他五十五歲心灰意冷隱山林，他活躍的時間不多十幾年。
十幾年他一直是翰林編修，官位低下，人微言輕，卻在天朝美夢中最先醒來，他沒能看到外面的世界，也沒有機會了解到外面的世界，可是卻敏感的體會到了社會需要變革，對於整個國家來說，他的存在是幸運的；對於他個人來說，卻是極其不幸，因為他被他要改革的時代堙沒最後吞噬。
風雨飄搖的大清江山的統治者們，要到洪亮吉死後幾十年才能夠在睡夢中甦醒，可惜那個時候這個老大帝國已經病入膏肓，無藥可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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