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說到毓賢的三原則是:“民可用，團應撫，匪必剿”。理論上說這三個原則，錯的是他把抽象的原則化為具體的運用，不得其當，就要出毛病了。義和團運動在1900年成星火燎原之勢，與毓賢的三原則有絕大關係，也袁世凱的暴力拆遷有絕大關係。
就拿 “民可用”來說，當時德國人在山東，沙俄在東北犯下的罪行，已經激起了全國的民憤，列強以居高俯視，對待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如同螻蟻，與在中國喪命的洋人相比，中國人的犧牲常常百倍於他們，很不幸的是，通常在那個時代慘死中國的洋人往往都在他們的國家名垂後世，然而陪他們一起喪命的中國人，死的毫無意義。
在那個畏懼洋人的時代，死掉任何一個洋人，都是個驚天動地的“慘案”，而死掉千萬箇中國人，甚至連個統計數字也沒有。但是中國人究竟不是個麻木的民族。在那千萬家披麻戴孝的寡婦孤兒的哭聲裡，稍有良心的血性男兒，都會拔刀而起和敵人拼命的，這就叫做民憤，在全國人民都感到國家將亡的時候，想必都要和入侵者捨命一搏， 這就叫做民氣。
然而毓賢究竟是個治國無能，殺人有勇的莽夫，對待“團應撫，匪必剿”的問題就有點操作不當了。山東那時是處於王朝末季動盪時代，餓殍遍地、盜賊橫出，毓賢最初的辦法是“以殺止亂”。然而他即便是個嗜殺的屠夫，有一個月殺五百人，任職期間屠殺五千人的記錄，那也殺不勝殺，最後改“殺”為“撫”，他撫的辦法是化零為整、招“匪”入團(義和團)。
他抱著招安的目的企圖為大清王朝“保天下”縱容甚至授意最後乾脆鼓勵徒弟眾多、能呼風喚雨的邪門歪道們，吞併那些只有低級氣功，組織能力欠缺，而良莠不齊的小邪門歪道們，整齊劃一取一個名號，整齊服色，統稱之為“義和團”，以示這些組織是由他巡撫衙門認可的私辦民團，這樣就變成抱薪救火了。要知道農民起義的造反大軍，“裹脅”起來是人越多越好，滾起雪球來是越大越好，官辦民團的容量太悠閒了，所以毓賢並不知道他根本無法真正把“義和團”轉化為我所用的武裝力量。更何況造反打天下，是洩民憤、主正義的壯舉，打起來土氣極高，一旦聽說是為了保衛腐爛王朝，那就不是那個樣子了，大家都知道這裡有個人傻錢多的僱主，我們先去免費吃他的大戶，吃光了就跑。
所以義和團運動在山東始終未能步入正軌，它也不是個堂堂正正的群眾愛國運動，以燒香唸咒為宣傳的匪患組織，始終缺乏一個正確的領導，毓賢不知道“匪”是饑民的變成的，饑民在被“殺”得走投無路之時，才被迫入“團”受“撫”的。所以被招安的義和團成員們常常難改劫掠習氣，當教堂再次與民眾發生摩擦的時候，毓賢就再也不管了，當洋人明白怎麼回事之後，官吏縱容爆匪劫教民也就成了事實，這樣就引起洋人嚴重的抗議了。
一八九九年冬季美國公使康格(Edwin H. Conger)乃向北京總理衙門連續抗議，要求中國政府把毓賢撤職。總理衙門不敢開罪康格，於是在這一年十二月五日奏請慈禧太后把毓賢“開缺”，以工部右侍郎袁世凱署理山東巡撫，並率其新建陸軍一萬一千人入山東鎮撫。袁世凱可不是毓賢，在袁世凱的嚴厲鎮壓下義和團的僱主再也不允許他們繼續吃下去了，人馬眾多的義和團在山東再也呆不下去了，於是一路燒香唸咒從山東竄入直隸(今河北省)和京津地區，最後乾脆住進了王爺府繼續吃老佛爺的大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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