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历史小说作家二月河去世，朱大可的一篇旧文又被翻了出来，题叫《二月河的帝国小说》。
文章虽短，但言语犀利，带着朱大可的一贯的华丽、诡异、凌厉的文风。
朱大可出道以来，就是依仗的他的尖刻的文风而所向披靡。
他打响的第一枪，是剑指谢晋，当时他才29岁。他称谢晋是情感扩张主义，文化殖民主义。20年后，他在一篇回顾性的文章中，再次称谢晋是“美学机会主义”。
朱大可还称余秋雨写作是“抹着文化口红”，批评卫慧时也没有手下留情，后来他自己也称对卫慧的批评有一些过火了，从他当时的角度，他想的是哪一说法火力更猛，便选择怎么样的词语。
所以，他又被称为文化杀手，可见他的批评话语的能量。
但是，朱大可也有着他的温情的一面，他曾经写过一篇散文，诉说了他思念儿子的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令人动容。
这篇散文名叫《眺望男孩嬉戏的乐园》。这篇文章曾刊于《作家》杂志上，写作的年代在1998年。
这篇散文中交待，在他的儿子三岁时，孩子被母亲带走，而这时候，朱大可也面临着人生的一个痛苦期，就是他的妻子与他离婚。
原来朱大可有一个非常美满的婚姻，两个人可以称得上郎才女貌，神眷仙侣。
朱大可与前妻
朱大可的前妻名叫张擎，1963年出生，与1957年出生的朱大可相差六岁。张擎毕业于华师大中文系，也可以称得上是一名才女。
八十年代，澳大利亚对华文老师曾给予移民计分的优待，张擎便抓住了这个机遇，通过了澳大利亚政府考试，获得了移民签证。当时朱大可在国内可是名声震天，只要他一出手，他的巨大的话语杀伤力，便可以达到所向披靡、横扫六合的效果。就连朱大可也说，这一段时间是他的人生最辉煌时期。
因为妻子出国的缘故，朱大可舍弃了国内如日中天的事业，也前往澳洲。开初的时候，夫妻感情甚笃。在那里，朱妻张擎改名叫后来更为知名的裴紫安。为什么要改名？
据蒋丽平的一篇回忆文章介绍，张擎认为她的原名“两个字太动感，太累。”而朱大可则说：按照中国的“易理”传统，这名字不顺。
可以看出当时他们的夫妻感情还是不错的，不然朱大可不会参与到对妻子改名的一事中来。
然而，在这里他与妻子却经历了一场不可思议的婚变。
为什么会婚变？
在书法家洪丕谟所著的《洪丕谟文选》里收有一篇《傻女人裴紫安》，里面提到朱大可的婚变之事：裴紫安“当自己在澳洲苦苦挣扎，学语言，读神学院，打工自活，千辛万苦，取得澳洲身份，把老公弄出去，本以为这就可以松一口气，在与老公同心同德的共同奋斗中开创美好前程，却不料自己终身所托的老公，早就已经和自己是同床异梦，走不到一起了。”
可以从中看到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朱大可是妻子弄出去的，二个是老公与自己是同床异梦了。
虽然两人生下了孩子，但裴紫安还是果断地带着孩子回到国内，在东方广播电台主持与澳大利亚合作的一台节目《澳大利亚音乐航班》，当时国内受众多是白领阶层，影响还是挺广泛的。她同时带着孩子，含辛茹苦地培育他成长。
而此刻留在澳大利亚的朱大可，也可以看到受到婚变的影响，心如槁木，生而无欢了。他称在澳洲时，至少大约有5年时间没有正经写作。而这五年的时间，正是他的前妻离开他之后的那一段时间。对那一段时间，他形容道：“我被内心的痛苦所压倒。我没有摆脱精神上的孤独和绝望。你大概很难体验那种心如槁木的状态。我像一株卷曲的孤树，被澳洲大陆的风沙所吞没。”
他在回忆儿子的散文里细腻地描写了儿子三岁前的聪明与可爱，然后，他不忘寻根溯源，寻觅那个让他与儿子分别天涯的真正的祸手，这时候，他又恢复了那个尖刻而具有杀气的朱大可的本来面貌来：“三年过去了，我的儿子在上海悄悄地长大。我的问候像一个空谷回音。我们之间站着一个充满仇恨的女人，犹如隔着万千重山和百年孤独。”
“我们之间站着一个充满仇恨的女人”，显然是意有所指。
而在国内的裴紫安对培养儿子也是不遗余力，我们可以在网上查找到他儿子裴英乔在十三岁所写的《妈妈，感谢你》的文章。还有一篇《裴紫安正踩在西瓜皮上》，刊在《新民晚报》上。
我们能在网上查到的资料，是裴英乔一直在上海华东师大二附中上学，2012年考上悉尼大学，今日算来，应该已经毕业，但网上已经找不到任何讯息。
朱大可对三岁儿子的拳拳爱心动人心魄，可以看到朱大可在他的话语杀伤力的外表背后，也有着一颗柔软的心。很多情况下，我们会通过文字去想象一个人，但有时候，文字与真正的人之间还是有着很大的距离的。朱大可的那一份对孩子的挂念之心，是他的刀光剑影的文字中少见的一片温情海域，让我们看到一个更为立体的朱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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