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事府，属于明、清中央机构的一部分，日常主要负责皇室的内务服务。秦、汉始置，至明代，詹事府，这一中国古代皇室机构，已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历程。这期间，詹事府的名称虽有所不同，并且，在建置上也有一定的增减变化，但其专门为皇太子服务的性质没有改变。
明代洪武年间，詹事府首次设立了，它是脱胎于旧有机构，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扩充，逐步发展为的皇室服务机构。都知道，明太祖对太子的教育很重视，他既不随便付之以重任，又特设一套较前代完备的东宫官，以训导太子。
詹事府并非明朝首创，但是，有明一代发展演变极尽完备。
洪武初年，明代曾创立大本堂，以藏古今图籍。平日内，朝廷会召请各方名士，在此教导太子、亲王学习。不久后，太子移居至文化堂，身边诸多侍从名士一并陪同。明室为防止太子寂寞，便从中挑选不少贤良才俊作为陪读，与皇子一同受训。
众所周知，太子属于封建朝代的法定继承人，是未来的帝国天子。因此，明室对于太子的培养格外重视，在其庞大的侍从队伍中，不仅有太子少师、少傅、少保、宾客等，还配有左右詹事、同知詹事、院詹事、副詹事等人员。
尽管，太子随从众多，但是，作用发挥有限，甚至，还会显得混乱不堪、影响做事效率。为此，明室设立詹事院，以方便统领诸多侍从。公元1392年，詹事院改名为詹事府，主管左春坊、右春坊、司经局等机构。
内部设立詹事一人，官阶正三品；少詹事两人，官阶正四品；府丞两人，官阶正六品，其余有主簿、录事若干人，属七品以下。除此之外，左春坊、右春坊、司经局皆设有职务，以分配不同类型的属官。
以上职务中，詹事的权利最大，可处理府、坊、局等机构的任何事务。
太子就读时，詹事陪同左右，负责辅导任务，少詹事则在一旁辅助詹事。明室之所以如此大费周章，主要还是源于明太祖朱元璋。明朝建国之初，朱元璋即十分重视接班人的教育问题。洪武元年，中书及都督府就关于太子教育问题展开讨论，最后，准备仿效元朝的制度设中书令。
然而，此建议却遭到了朱元璋的否决。
朱元璋认为：“元人做事不效仿古代，设官也不选用贤能，惟其类是也，这样的朝代，岂能选择仿效取法？”同时，他还觉得：“自己的皇子尚处年幼，学识浅薄，更事未多。”所以，比较适合“尊礼师傅、讲习经传。”“他日军国重务，皆令启闻，何必效彼作中书令乎？”
于是，朱元璋命詹同选拔东宫官员，并设立少师、少傅、少保、詹事等官职。
从这点可看出，明太祖十分具备远见。他明白对于国家来说，卓越的领导人胜于一切，为了明室江山永固，他自然要重视太子的教育问题。对于太子师的人选，朱元璋亦慎之又慎，毕竟太子是未来的皇位继承人，少时所受教育对将来影响甚大，选择辅导太子之仕，必须三思而行。
在《明史·唐铎传》中，太祖曾对吏部这样说道：“关于辅助太子的人选，事关国家未来兴亡，不可懈怠。选人上面，必须为端重贤良之辈，兵部尚书唐铎谨厚有德量，以为詹事，食尚书俸如故。”自此之后，一旦东宫出现席位空缺，就由朝廷重臣推举忠孝并存的京城官员兼任。
朱元璋在选择太子师上面，做了一个很巧妙的设计，即：任何人都属于兼领其职，算不得正职。同时，还有尚书、侍郎、都御史兼任，分散辅佐臣子的权力。宪宗成化时期后，例以礼部尚书、侍郎由翰林学士兼任掌控。
可见，明太祖早期安排如此众多的太子侍从，实际为兼领制度而存在。兼领制度的推出，其实，是吸取了西汉“巫蛊之祸”的教训。
所谓“巫蛊之祸”，是发生在汉武帝执政后期的一次政治事变。
当时，汉宫传出“巫蛊咒武帝”之事，汉武帝遂令宠臣江充调查。江充素来与太子刘据对立，害怕将来刘据上位后，会对其动手。于是，他选择先发制人，借调查“巫蛊”之机，对太子刘据进行诬陷。刘据不甘坐以待毙，选择起兵诛杀江充，却遭遇汉武帝发兵镇压。
最终，太子刘据自杀，数十万人受到牵连。
朱元璋深知离间骨肉的危害，曾言：“江充之事，可为明鉴。”明永乐十八年定都北京，朱棣将詹事府官属移往北京，原在南京的詹事府官署仍存，加“南京”字，称：南京詹事府。但是，只设主簿一人，实无所职掌。
明朝中后期，詹事府已经失去本质，沦为翰林官员的升阶之地，不具实权，名存实亡。
在清代，同样设有詹事府，具体职能与明代中后期无异，地位弱化，没有本府的专职，显然已经沦为了翰林院的陪衬。光绪二十八年，清室对官制进行改革，认为：詹事府名存实亡、作用不在，于是，便将其撤销了，所负责的事务更是划给了翰林院。
【《明会要·职官七》引《明通纪》、《明史·唐铎传》、《洪武圣政记》、《明朝詹事府》、《清朝詹事府》、《巫蛊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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