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九月，韓國暢銷百萬冊的女權主義小說《82年生的金智英》在出版三年後，終於正式登陸中國內地，開啟了它在東亞的一段新旅程。回到韓國，這本書也有了新的動態——23日，由鄭裕美和孔劉主演的同名電影在韓國上映。
雖然出版已有幾年，纏繞著這部作品的爭議一直沒有消散。
眾所周知，在韓國如無特殊情況，所有適齡韓國男性都需要服役兩年。因此有部分韓國男性認為，女性才是韓國社會上的既得利益者，而書中描繪的種種歧視則是60年代的韓國才存在的現象，現代韓國女性根本不會遇到。
為表達不滿，韓國許多男性網民甚至發起了《90年生的金智勳》的眾籌小說項目，勢要揭露男性的生存不易；有的則在電影上映前就跑去門戶網站刷起了0分。
許多公開支持該作品的女藝人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惡評攻擊和網絡暴力。
《82年生的金智英》電影海報；主演鄭裕美、孔劉
伴隨著非議的，還有持續升溫的熱度。年度暢銷書、海外版權輸出、電影改編......《82年生的金智英》即便在文學性上差點火候，也不妨礙它的影響力蔓延出韓半島，成為席捲東亞的“現象級”女性主義作品。
在美國#MeToo運動的影響下，較為性保守的亞洲對性別議題的討論也日漸增多。
如果回望這幾年，文藝作品在普及女權的道路上功不可沒——《82年生的金智英》喚醒了韓國普通女性的平權意志；以記者伊藤詩織為主角的BBC紀錄片——《日本之恥》促進修改了110年沒改變過的日本刑法。
而上一次在中國廣受關注的女性作品，還是《房思琪的初戀樂園》。
一顆星星墜落後，人們痛斥禽獸不如的李國華，可兩年後的今天，在另一起震驚全國的性侵案中，輿論卻又是另一番光景。
性別平權的進度條仍在艱難地前進著，我們是否也需要一部家喻戶曉的女性主義作品去“趕進度”？或者，我們也可以試著提問，中國熒幕上能出現“金智英”嗎？
1.
《82年生的金智英》，
因為太普通，所以更加共鳴
聚焦普通女性的生活點滴，簡單易懂，閱讀門檻低——這是很多人對《82年生的金智英》（以下簡稱《金智英》）的評價。
的確，金智英人生故事的爆火是令人五味雜陳的，一方面，它的文學性並不高，故事結構與情節都較為直白；但另一方面，正是因為它瑣碎樸素，簡單好讀（快的話一晚上能讀完），才加速了其傳閱度，引爆輿論。
與其說是小說，《金智英》更像是一部半紀實作品。作者趙南柱原是一名節目編導，同時作為母親，她擅長從真實生活中取材，以做新聞報道的方式引用數據，所以《金智英》的故事能給讀者一種近在咫尺的真實感，而不是虛構小說築起的平行世界。
從學生時期到求職，再到為人母，《金智英》覆蓋了一名普通女性成長的每個標誌性階段。
老師曾對智英說：“......難道你還沒看出來嗎？他（欺負你）是因為喜歡你啊。”；面試官曾問智英：“如果客戶有意無意地和你發生身體接觸，你會怎麼做？”；丈夫曾對辭職育兒的金智英承諾：“我會幫你（做家務、迴歸社會）的，放心。”
一幕幕發生在家庭、校園、公司裡的場景對應不同年齡段的女性，都能讓她們聯想到自己的經歷。正如女性播客《剩餘價值》所說，《金智英》雖然文學性不高，但不失為一本很好的性別平權入門讀物。
它呈現出那些，無論男性還是女性都一同置若罔聞的生活細枝末節，讓我們直視這一地若隱若現的雞毛。
從金智英成為全職母親開始，小說以倒敘的方式，緩緩回顧她的前半生。和許多普通全職媽媽一樣，由於丈夫的職業前景更好，智英在生育後辭掉了工作照顧孩子。
微妙的是，智英患上了某種精神疾病，她偶爾會變成身邊的某位年長女性，以她的口吻和姿態去發出金智英從不明說的牢騷。
作者彷彿給代表著你和我的金智英預判了刑——生而為女性，這就是你要承受的重量。
這處戲劇化的設定一方面給小說塗上了悲涼的底色，另一方面，它以他者介入的方式反映了在大環境裡普通女性的壓抑處境——面對不公，需要他人來表達自己的內心。
在讀完《金智英》後，許多女性要麼恍然大悟，要麼拍桌贊同，高喊著終於有人替我們道出了那些委屈。她們像極了被“附身”的金智英，借他人之口表達自我。
此時，金智英就是“附”在她們身上的盟友，為她們推開傾吐的窗口，這也許就是《金智英》成為現象級小說的原因。
學生，職人，女兒，姐妹，母親，妻子，媳婦······女人一生中的眾多角色以及其中伴隨的磨難，在《金智英》中都能窺探一二。
故事的最後，作者趙南柱給我們留下一個半開放性結局。無論是書頁中的金智英，還是捧著書的我們，無不感受到了留白的茫然。
2.
年輕崇拜，
讓大齡女性在公共話語中失語
拋開趙南柱的筆觸，結局的留白帶來的茫然感很大一部分源自年齡焦慮。
金智英的三十年是普通的、大眾的、匿名的，她講述了許多女性共同的困惑。但是這些被抒寫的平凡困惑，又被圈養在二、三十歲的年齡邊界。
無論是文藝作品還是大眾媒體，四、五十歲以上的女性常常被忽略，即使出現也只剩標籤化、刻板化的形象。但這並不意味著，這個群體就沒有其他值得深挖的故事。
作為《82年生的金智英》的讀者，我們在讀到了自己的同時，或許同樣好奇步入中年或是老年後的金智英的生活。相信那個年齡段也有很多值得被抒寫的情緒，或者值得討論的故事。
社會學系出身的趙南柱意識到了這一點。在新作《她的名字是》裡，她採訪了韓國不同階層的女性，年齡覆蓋9到69歲，再一次用真實的素材和感情去講述那些被體制、文化埋藏在每一位女性心底的故事。
有讀者曾說，和《82年生的金智英》相比，自己更想推薦《她的名字是》。
的確，《她的名字是》擺脫了趙南柱自己作為一名三十代女性閱歷框架的限制，把焦點擴散到更廣大的女性群體身上，故有著更深刻的社會立意。從幼年到老年女性，一個更多維度的女性群體故事立體地呈現在我們面前，讓人難以漠視真實的女性生存境遇。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在性別歧視現象中，“年輕崇拜”導致中老年女性的不平等待遇尤其嚴峻。
一邊是互聯網工作文化強調的快速和持久，一邊是消費主義推崇的年輕人審美和抗衰老產品，即便知道變老是宿命，我們還是努力要和未來的自己劃清界線。
年輕崇拜是年齡歧視（Ageism）的一種體現，後者最早由美國學者Robert Butler在1969年提出。Butler在早期研究中曾辯證，年齡歧視是中年人對年輕人的壓迫，因為前者具有更穩定的經濟實力，需要為年輕一代的生活福利負責，是社會的中流砥柱。然而50年後的今天，社會的飛速發展徹底扭轉了這一局面。
在男權社會和年輕崇拜的雙重語境下，由於女性是長期被凝視的對象，外觀成為了其重要競爭力。這對於注重外貌的演藝圈來說更甚。
當娛樂圈爆火的女星們年紀越來越小，她們皮膚完美，精力充沛，外界對年長女藝人的關注點就只落在了“顏值依舊很能打”上，卻選擇性忽視皮囊底下積攢的閱歷。
這些錯位的關注點進而導致“大齡”故事的缺失。
前段時間，海清在西寧FIRST青年電影展上代表中年女演員的發言就充分說明，我國非常匱乏由中老年女性主導的作品。
今年八月份，由姚晨監製和主演的《送我上青雲》上映，作為內地中年女演員的另一位代表，她在片中飾演的獨立都市女性，給整齊單一的中年女演員角色列表錯了一個格兒。
儘管院線排片稀少，這部大膽談論中國女性性慾望的影片還是靠口碑贏得了不少關注。周玄毅曾在微博評論這部電影，“就像是你第一次吃到蛋羹，並點了香油，好吃到哭。你一邊哭一邊想：這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東西，為什麼我之前沒有吃過呢？”
周玄毅的一番話點出了我國影視市場的角色分配問題——我們身邊有各種各樣的女性，可為什麼爆火的女性角色大都有著相似的年齡、外貌和生活背景呢？
如果對比國外，其實有不少圍繞大齡女性展開的作品都獲得了市場的認可，包括由妮可基德曼主演的《大小謊言》、在中國被熱議的《致命女人》、老牌美劇《傲骨賢妻》、奧斯卡級別的《三塊廣告牌》和《華盛頓郵報》等等。
《送我上青雲》的盛男固然是個可貴的角色，但事實上，她身上依然反映了許多尚未解開的熒幕枷鎖。
譬如，她是個高學歷高自尊的獨立都市女性，雖然要籌錢治病，但並非窘迫到一分錢都拿不出。盛男是站在金字塔中上層的人，許多中下層的女性的訴求在熒幕上依然得不到呈現。
不過不可否認，盛男是一個成熟的影視市場應有的角色。姚晨本身作為中年女性，可以以更圓滑的姿態去談論鮮少出現在中國熒幕的女性性意識，這部電影不僅呈現了一個新的女性形象，它更證明了中老年女性在文藝作品中的可塑性，以及打開一些被遮蔽的話題的形象優勢。
如果《致命女人》裡，劉玉玲飾演的Simone的一句“年輕真好”能享有這麼高的熱度，那麼盛男的“太熟下不去手啊？”也可以。
無論是影視還是出版，作為大眾傳媒，和觀者身處的社會是不可分割的。當熒幕上、書頁中的女性形象豐富起來了，社會的討論也就會穩步同行，反之亦然。
3.
我們需要怎樣的女性主義作品？
不得不承認，2019的後半年，外國作品瓜分走了我們大部分討論性別平權的精力。放眼國內，其實我們也有過激起巨浪的女性作品。
在美國#MeToo運動開始的2017年，《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在臺灣出版，而後作者林奕含的自殺把“性侵”的話題推到了輿論場的頂點。
通過這起事件，國人對遭受性侵後受害者的心理有了更深刻的瞭解，網絡上關於性別平權、不完美受害者等概念的普及和討論也多了起來。
儘管林奕含的逝世是悲痛的，但她的作品《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生而逢時，為我們撬開了關於性侵的“潘多拉魔盒”，可以算是中國第一部聚焦女性不平等遭遇的現象級作品。
不過，基於作者本人經歷的複雜性，《房思琪的初戀樂園》講述的更多是性犯罪和受害者要揹負的重擔。相比起金智英，房思琪的經歷沒有那麼普遍瑣碎，所以對讀者來說，那依然是“別人的故事”。
事實上，《日本之恥》和《黑箱》在普及度上也面臨著相似的阻礙。伊藤詩織在與新京報的採訪中曾提到，她的故事在日本的反響其實沒有想象中熱烈，反而在中國，她的新書分享會則座無虛席，其中還有不少男性，令她感到意外。
房思琪和伊藤詩織的故事都是沉重的，叫人反省的，只是讀者更多時候是以熱血的旁觀者身份去看待這些經歷。這份熱血固然是珍貴的，但切己膚之痛往往能讓一部作品走得更遠。
在文學性偏弱的情況下，《82年生的金智英》靠著每一則故事中，金智英心理變化以及痛點的詳細描述，以一種先訴苦後質問的行文方式去與讀者產生聯繫。因此它就像本日記，讀者不再是旁觀者，而是親歷者，書中蘊含的不甘和憤怒能透過我們加倍地投擲到社會上。
金智英的模糊面目，以及房思琪和伊藤詩織的鮮明形象，都是女性作品中兩個不同的創作方向。即便共情效果各有千秋，她們都是時代需要的作品。
我們的輿論場中對女性主義存在太多常見的誤讀：“中國的女性地位在中日韓裡已經很高了，你們還想怎樣？”這些評論者沒有意識到，
大眾傳媒中常見的女性故事和角色都是被資本精心雕刻過的，而資本的標準大都落腳於頑固的性別刻板印象。例如，大部分宮鬥劇的主要“戰鬥人員”都設定為女性，這難道不是在傳遞“女人都事兒多”的男權價值觀嗎？像盛男這樣罕見的角色和故事得以展現，也是有賴於姚晨打拼下的地位。
可不是所有的創作者都是姚晨，所以不論是寫出普通金智英的趙南柱，還是親自揭開傷疤的伊藤詩織和林奕含，都是這個時代的剛需，正因為她們不站在創作金字塔的頂尖，她們更需要話語權。
不可忽視的是，以上提到的作品聚焦的依然都是青年女性的遭遇，圍繞中老年女性展開的性別議題還需更多的市場份額。
趙南柱在《她的名字是》的前言中寫到：“我希望能為更多女性記錄她們看似毫不特別，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人生。我相信各位讀者在翻開這本書的時候，自己的故事也將隨之開始。”比起銷量數據，相信所有為女性發聲、創作的人的初衷都與趙南柱一樣——希望每個人，不論男女老少，都能為自己或身邊的不公而抗爭。
也許，我們並不需要一部現象級女性主義作品，或者說，我們不必去等待一部現象級女性主義作品出現。
因為，一部作品永遠無法代表所有人，也無法憑一己之力把性別平權的進度值拉到最高。當每一部作品都有不一樣的女性角色出現，每一個人都不去合理化因性別不同而產生的不平等待遇，我們期待的平等社會便指日可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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