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金錢是把雙刃劍，權力也被視為一把雙刃劍，但兩者不存在必然聯繫，卻往往被人扯上關係。在古代，朝廷命官普遍低薪,這個已經是眾所皆知的史實,也是經過史學家論證的。然而這些朝廷官員手中卻掌握著權力，代表著朝廷統治一方百姓。大家知道，古代大多數時候是重農抑商的，所以商人的社會地位在古代是不高的。但是商人群體卻是直接能給社會經濟發展帶來實際效益的，是能創造社會財富的人群。所以經商之人或者地方鄉紳地主，都想和朝廷官員，尤其是地方官搞好關係，為其經商或牟利提供便利，鞏固和提高自身社會地位和影響力。權利和金錢自此便扯上了關係。
權利和金錢雖然客觀上已存在不可分割的關係，但“以權謀私”也被世人所憎惡，因為官員的權力歸根到底是百姓賦予的，代表的是朝廷，也代表著支持這個朝廷的底層百姓。所以我們看到很多古裝電視劇或者電影裡面，貪官始終是沒有一個落得好下場的，這不僅僅是一種價值觀的引領，更重要的是代表了所有底層百姓的心聲，是廣大民眾所喜聞樂見的。所以，為官不仁往往被世人所唾棄。鐵齒銅牙紀曉嵐系列電視劇，裡面的兩個主要人物和珅與紀曉嵐就是典型代表，和珅貪汙已是盡人皆知，家中財富可謂富可敵國，連乾隆皇帝都拿他沒辦法；而紀曉嵐作為清廉正義的化身，處處與和珅明爭暗鬥，給人一種視覺和觀感的盛宴。和珅最後的結局也許大家都知道，乾隆皇帝死後，嘉慶帝宣佈和珅的二十條大罪，直接抄了和珅的家，將其處死，收得白銀8億兩，而當時清朝每年的稅收收入總計不過7千萬兩，可想而知其貪汙之嚴重程度。時人稱“和珅跌倒，嘉慶吃飽”。一點也不誇張。
回顧歷史，我們不難發現，為了杜絕官員貪汙腐化，歷代皇帝出了不少絕招，如史載較早而又清楚的是東晉南朝時期，除了正規的租調以外，東晉南朝還有許多錢,行之於宋齊時的代役錢一恤 ,實行於浙東五郡的塘丁稅,對商旅徵收的通行稅(關、津、桁、埭稅), 對市場交易徵收的市稅和估稅,對地方官到任離任的迎送錢,地方官府需要的雜供給。“雜供給”是指地方官在“公用(辦公費)、公田(給都督至縣官的公田)、秩石(官吏的薪俸)、迎送“諸費以外的收入。自劉朱以來,一直到南齊地方官的俸祿和雜供給,多“隨土所出,無有定準"。又如唐代的公廨錢，其實就是以政府的名義向民間發放高利貸，按月收取利息，以供官俸、吏人課役、公廚食料、軍中雜用，以至祭祀、藩夷賜宴和六宮餐錢等費用。是政府官員變相榨取民脂民膏的重要手段。宋代也有類似的情況，如公用錢、茶湯錢等。
這些名目繁多的收入，一開始確實能解決官員的部分收入問題，但是發展到後面，往往變了性質。因為 古代社會，由於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滯後，管理一個龐大的國家，維護社會安定，朝廷靠的不僅僅是武力，同時還有一個龐大的官僚群體。這個群體龐大到什麼程度呢？我們是很難想象的，以宋朝為例，瞭解的人大概知道，宋代衰敗最突出的問題就是冗兵、冗官、冗費，其中的冗官，說的正是官僚群體太過龐大，給這些官員們發薪水，已經達到國庫不能承受的地步，而官員們的薪水提升的並不多，只是蛋糕還沒做大，就要分給更多的人，每個人分到的其實會更少。所以許多政策的初衷是好意，而往往最後都會發展成別有用心之人的利器。
最為讓人熟悉的，就是清代的養廉銀了，這是清朝特有的官員之俸祿制度，“養廉”其實是清代朝廷希望通過增加官員收入，以達到減少官員們貪汙腐化的現象，所以才稱為養廉。然而這種金錢的誘惑，往往是不可控的問題。一般來說，養廉銀通常為本薪的10倍到100倍。光緒《清全典事例》記載：總督為13,000至20,000兩，巡撫為10,000至15,000兩，布政使為5,000至9,000兩，按察使為3,000至8,444兩。例如，臺灣巡撫劉銘傳的年薪為155兩銀，養廉銀則達10,000兩銀。而臺灣總兵年俸67兩銀，軍事加給144兩銀，而養廉銀則為1,500兩銀。
從另一個層面思考，因為缺乏國家雄厚的經濟基礎做支撐，這些所謂旨在增加官員收入，以達到“高薪養廉”目的而增設的名目繁多的各項雜稅，最終的受害者還是普通老百姓和納稅人。比如養廉銀這一薪給制度並沒有取得像清廷統治者預想的效果，反而衍生了更大的貪汙問題。當時，僅靠養廉銀已經沒法滿足京官們的需求，所以又產生了地方官的 與炭敬。皇帝對此也是深諳其理，卻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牽涉的利益群體太大，實在沒法改變，所以乾隆皇帝對和珅的貪汙，有一種默許的態度，只要不出大事，就當作視而不見，不管不問，從中也滋長了貪官的野心。
有學者提出，養廉銀其實就是清代一種公開的貪汙手段，是貪汙的合法化。所以那個時候皇帝要反貪，在這個中央集權的制度內，其實就是反自己，皇帝就是最大的貪官，反貪受限於古代集權體制，是很難取得成功的。要想達到高薪養廉，沒有雄厚的經濟基礎做支撐，基本是不可能實現的，歷朝歷代基本沒法逃脫封建體制和經濟基礎薄弱的關鍵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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