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月的一個週三晚上，程女士正倚在沙發上看書，一陣心悸突然襲來，心臟好像要從嘴裡跳出來似的，大汗瞬間溼透全身。“我是不是要死了？”極度恐懼的她喊來丈夫。丈夫趕緊撥打120，很快，救護車送她到了醫院。
奇怪的是，程女士剛被送進醫院，上述症狀消失了。心電圖檢查未見異常，醫生簡單處理一下，讓程女士回家休息。
很快到了週六，程女士到超市買東西。就在她擠在人群中挑選東西時，胸部突然感到壓榨樣疼痛，大汗淋漓，天旋地轉。她趕緊靠在牆壁上向大家求助。
從超市到救護車到醫院的30分鐘裡，她感到像一個世紀那樣漫長。在丈夫關切的目光中，程女士有點不知所措—我這是怎麼了？我是不是要死了？······恐懼如此強烈，以至於她感到身體飄了起來。
儘管相關檢查沒有任何異常，鑑於程女士多次出現心梗症狀，醫生只得把她收進病房做進一步觀察。觀察期間，醫生為她做了24小時心電監護、超聲心動圖、血常規、血沉甚至放射性核素顯影、血清酶學檢查等一系列檢查，結果仍然正常。
此後一個月裡，程女士的“心臟病”又發作了三次，每次發作都毫無徵兆，她只好住院治療。儘管這樣，她幾乎每月都會發病，強烈的恐懼在內心深處紮根、生長，使她幾乎不敢再單獨待著，死亡的陰影隨時“籠罩”著她。
求助心理諮詢師
剛開始，丈夫還積極幫助程女士求醫問藥，三個月後開始埋怨她沒病裝病，對她的“病”也不太在意了。為此兩個人還生了幾次氣。幸好她有一位閨中密友，給了她無微不至的照顧。一個偶然機會，這位朋友聽醫生說“可能是心理疾病”，便積極地幫程女士聯繫到我們中心。
其實，程女士並不情願做心理諮詢。在朋友的勸導下，還是與筆者進行了電話溝通。通話中，程女士瞭解到心理疾病患者大多是正常人，心理疾病也不是精神病或神經病後，便和朋友驅車兩百公里來鄭州求治。
我們對程女士進行了心理測試，明尼蘇達多項人格（MMPI）測試顯示程女士有抑鬱、癔病、精神衰弱等症狀，人格診斷問卷（PDQ—IV)顯示她具備焦慮性人格障礙和依賴性人格障礙的某些特徵。
通過程女士的描述我們瞭解到，她出生在一個工程師家庭。作為獨女，她從小備受寵愛，10歲時才和父母分床睡。父親很寵她，母親卻要求很嚴，希望她能成就一番事業，實現自己未完成的夢想。上小學後，程女士就拼命學習—她渴望每次考試都考第一，好讓自己和父母有面子。
上高中後，程女士的名字仍然名列前茅。但在高考時，由於沒有發揮好，程女士只考上一所普通本科院校。大學期間，程女士學習倍加努力，畢業前被學校保送讀研，她認為“總算挽回一點面子”。
研究生畢業後，她進入一家大型國企工作。因為她學歷比大多數同事高，工作業績也比較突出，加上和同事相處的不錯，這讓她在單位如魚得水，自我感覺良好。
26歲時，她經父母牽線和丈夫結婚。丈夫很能幹，還很會做家務，夫妻生活非常幸福。一年前，程女士被任命為行政人事部經理，升職後總經理將很多壓力都壓在她的頭上。
因為單位效益不好，人才流動非常大，招聘、離職談話、績效管理、考評、工作計劃······樣樣都不好做，領導還常常不滿意，這讓她倍感焦慮。
就在這時，母親外出時不慎被人撞倒股骨頭損傷臥床養病，不久閨蜜懷孕生子也不能經常陪伴她。回家和丈夫訴說“煩心事”，丈夫剛開始還聽，後來就說：“不好乾就別幹了，要不再生個小寶貝。”此後不久，她的“心臟病”就開始發作了。
第二次訪談開始，治療師先引導程女士做半個小時的放鬆訓練，同時使用認知重建技術挖掘她內在的錯誤認知。訪談結束後，治療師讓她把放鬆訓練的錄音帶帶回家練習，每次半小時，每天兩次。
這樣治療兩週後，程女士告訴我“我做了你叫我做的事！”
“哦，發生了什麼？”我問道。
“很多！我發覺把你說的做變成行動，比我想象的難得多。真的很難！”
我給予積極反饋：“然而，你還是做了！”
程女士笑著說：“是的，我堅持做了，逼著我自己去做。比我想的難多了，但我想我做的還是有效果的。”更重要的是，在前三次治療過程中，我成功地處理了程女士的移情、阻抗、反移情的問題，治療變得越來越順利。
此後的治療中，程女士突然冒出如下想法—“任何陌生環境都應該看成是危險的”；“我的安全要靠我自己來保證”；“我的生存取決於我是不是總是強壯和具有競爭力”······這些思維在有壓力的情況下誘發她的焦慮。我引導她將這些思維與情緒一一對應起來，並和她一起尋找內在的力量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治療六次以後，程女士的“心臟病”停止發作，開始回去上班。
治療見效後，程女士的丈夫開始開車送她來治療。能看出來，他還是很愛妻子的，對妻子的治療儘管不理解，但在經濟上和精神上給予支持。
內心的真正成長
也許是丈夫的陪伴讓程女士感到放鬆，她開始談及內心深處的問題。
小時候父母工作忙，斷奶後她被送到上海奶奶家，三歲時才回來上幼兒園。此後，她非常依戀母親。記得六歲時，一次母親帶她外出旅遊，她緊緊抓住母親的裙子，一刻也不肯放手。她回憶說，那時她時刻擔心，如果見不到媽媽。自己會被化妝成母親的壞人騙走，或者由於某種力量而讓母親消失。
此後的諮詢中，我告訴程女士：“你一直希望得到母親的關注和愛，可是她沒有滿足你，而你的朋友滿足了。可是後來她們無法像過去那樣關照你，你害怕再也得不到愛了，造成緊張和焦慮。”
“其實我對母親又愛又恨，但沒想到她會被撞，而且傷得那麼重。朋友的事讓自己很擔心，覺得朋友出事了再也找不到這樣的朋友了。”
這次訪談後，程女士出現不按時治療的情況，有時遲到、違約，本來基本緩解的焦慮再次出現。
治療師對程女士種移情—阻抗進行分析後，她領悟到之所以會這樣，是希望治療師能關注自己，給自己以母親一般的愛。
我告訴她：“你之所以對我有這樣的期望，是不是因為你把對你母親和朋友的期望轉移到了我身上？”程女士認為，治療師的確像朋友一樣耐心，但又像母親一樣嚴肅。
諮詢過程中，我引導程女士一步步發現焦慮的起源之一，是在幼年時沒有得到父母無條件的、主動的關注。作為回應，她會對自己提出過高要求，長大後又發展出一套苛刻的自我評判標準，進而導致焦慮。
我們需要做的，是幫助她通過發展人際關係中真誠、無條件的積極關注、共情來解決這一問題。同時真實的看待自己、接受自己，尋找自我，並最終自我超越。
因此，在之後的治療中，程女士開始不依賴別人，而是自己坐車來鄭州治療。在治療過程中，更加積極地尋找自己內在的力量。改善與母親之間的關係，發現與母親關係中積極的一面；與朋友的關係也一步步變得成熟——開始和朋友形成互相理解和幫助的關係；與丈夫的關係中投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建立更為積極的溝通，嘗試建立共同的價值觀念。
在治療後期，我主要是與程女士討論對治療師的依賴（移情）問題，為治療結束做準備。
儘管程女士的成長之路還在繼續，但她已遠離“心臟病”的威脅，其他的症狀也越來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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