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之志”是一個頗具經典意義的學術思想史命題。按照通說，司馬遷的志向，可不是成為今人習以為常的歷史學家，而是要成為像孔子那樣的思想家。因此，司馬遷寫《史記》其實有一個預期，那就是像孔子修訂《春秋》一樣，寫成一部具有思想指導意義的“經”書，而不僅僅是一部“史”書。從後來的情勢、格局來看，司馬遷的預期顯然是落空了。孔子的《春秋》，在今文經學的視野中，幾乎可以說是古典中國的憲法，甚至是居於憲法之上的高級法；但是，司馬遷的著作卻被後世定名為《史記》，儘管被列為二十五史之首，畢竟只是一部“史”書。
從時間維度上看，在黑格爾與施米特之間，還有兩個更加重要的德國思想家，那就是影響更大的馬克思與恩格斯。1848年，30歲的馬克思與28歲的恩格斯共同完成了《共產黨宣言》。在這篇深刻影響世界的文獻中，馬克思與恩格斯也沒有忘記建構世界史。就在這篇文獻的第一節，他們以開宗明義的方式寫道：“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這裡所說的“一切社會的歷史”，就是世界史。正是這樣的世界史，為19世紀、20世紀的無產階級革命提供了思想依據。
從古典中國的孔子與司馬遷，從近現代德國的黑格爾與施米特，特別是通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思想方式，我們可以發現一個規律：思想家離不開世界史，思想家對世界史總是有一種強烈的依賴。原因何在？世界史的魅力在哪裡？對此，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論”提供了簡潔而精準的答案。章學誠的著名論斷可以解釋為：經的內容其實都是史。《聖經》是神聖的經，但是，翻開“摩西五經”一看，其實都是猶太民族的早期史。由馬克思開其端緒、由恩格斯最後完成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在外在形態上是史，但是，列寧在1919年的《論國家》一文中，卻說它是“現代社會主義的基本著作之一”，顯然，列寧是把這部研究人類起源的“史”定位為現代社會主義的“經”。思想家為什麼喜歡建構世界史？我的回答只有四個字：經由史出。（via 社會科學報 點擊“瞭解更多” 獲取全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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