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末期，國家和社會都面臨著階層轉換和秩序重組，通過長達數年的征戰，唐高祖李淵最終掃滅群雄，建立大唐王朝。而在征戰過程中最為出色的就是秦王李世民以及其麾下的武將集團。建國之後，李世民為了爭取更多文人士子的支持，在王府中廣納賢才最終得到了十八學士，後世稱為“秦府十八學士”。這批文人可以說是李世民的親信班底，在他爭奪皇位的過程中出謀劃策，貢獻良多。可是進入貞觀時期後，這十八位學士的人生境遇卻大相徑庭，有一部分得以封公拜相，顯赫一時。另一部分終其一生不過刺史、侍郎，始終遊離在最高統治核心外圍，難以靠近最高權力。這種現象既是由於初唐特殊的政治格局所決定的，也是中國社會官場秩序的重新構建所要求的。
十八學士圖
十八學士的不同境遇
貞觀時期的十八學士起點相同，際遇迥異，可以說的上是冰火兩重天。首先房玄齡、杜如晦官爵最高，二人都是太宗時期宰相集團的重要成員。房玄齡先拜中書令，後拜尚書左僕射，封梁國公，是貞觀一朝文臣集團的首席代表。杜如晦官居尚書右僕射，封蔡國公，貞觀四年去世。其次是于志寧和許敬宗二人，他們屬於是在太宗時期打下基礎，躋身官場中游，在高宗時期平步青雲，官員亨通才拜為宰相的。于志寧在貞觀時期位居中書侍郎，封黎陽縣公，擔任散騎常侍、太子詹事。高宗時期：檢校太傅、侍中，遷尚書左僕射、檢校太師、監修國史，進封燕國公。許敬宗在貞觀時期任著作郎、兼修國史，遷中書舍人。後貶為洪州司馬，歷任給事中、檢校黃門侍郎、檢校太子右庶子、檢校禮部尚書。高宗時期:任禮部尚書，中書令。後拜尚書右僕射，加光祿大夫銜。賜太子少師、同平章事，位極人臣。除此四人之外，十八學士在貞觀時期的境遇其實都不大順遂，基本上都是中級官吏，所偶有三品職銜，卻也沒有實權，如同坐了冷板凳。其具體情況如下：
虞世南：歷任著作郎、秘書少監、秘書監等職，先後封永興縣子、永興縣公。
褚亮：累遷至通直散騎常侍，十六年，進爵為陽翟縣侯。
姚思廉：官至散騎常侍，受命與魏徵同修梁陳二史。
李玄道：累遷給事中，封姑臧縣男。出任幽州長史，蘄州刺史、荊王府長史兼荊府司馬、常州刺史。
蔡允恭：弘文館學士兼太子洗馬。
薛元敬：太子舍人。
顏相時：歷任諫議大夫，官至禮部侍郎。
蘇勖：文學館學士，尚南康公主，拜駙馬都尉。
蘇世長：巴州刺史。
薛收：追贈定州刺史、太常卿。
李守素：天策府倉曹參軍，貞觀初亡。
陸德明：國子博士，封吳縣男。
孔穎達：國子祭酒。
蓋文達：國子司業。
十八學士出身雖相似，境遇卻不同
由此可以看出，秦府十八學士與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不同，他們雖是李世民的班底參謀集團，可在李世民掌握皇權之後並沒有得到額外的重用。根據《新唐書》記載：散騎常侍為正三品，國子祭酒為從三品，秘書監為從三品，禮部侍郎為正四品下，弘文館學士為五品。這些官職無論品級高低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沒有實權，在國家政治序列中屬於是冷門官職。相較於凌煙閣二十四功臣出將入相而言，秦王府十八學士無異於落入了第二梯隊，屬於邊緣化的對象。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筆者認為主要是由於兩方面，第一方面是太宗時期軍功集團對於核心政治序列的把持。第二方面是因為初唐社會中文學官向政務官的轉化所帶來的衝擊。
初唐軍功貴族對十八學士晉升的阻礙
眾所周知，大唐王朝是在馬背上打下的江山。戰爭過程中湧現出許多的英雄豪傑，由於南北朝之後文官武將之間的區別逐漸加大，雙方就出現了對於核心權力的你爭我奪。有觀點認為，唐代武德時期太子和秦王之間的爭鬥就是李建成代表的文官系統和李世民代表的武將系統對於權力的角逐和再分配。李世民取得勝利後，自然要為武將集團攫取更大的利益。這使得原本就不多的官位出現了分配不均的情況。在戰爭時期武將專司軍職，對於文官的職務並不涉及。可是天下承平之後，武官紛紛轉為文臣，這就擠佔了文臣的生存空間。比如侯君集原本是武將，官拜右衛大將軍，後來轉為文職出任吏部尚書。原本的秦王府車騎將軍張亮在貞觀時期歷任御史大夫、光祿卿、工部尚書等文職。大將軍李靖也在貞觀年間歷任檢校中書令、兵部尚書，拜尚書右僕射。這些開國宿將、元老重臣在建國統一的戰爭中立下了赫赫戰功，這就使得他們轉為文職之後直接就會進入最核心的文臣集團。如李靖在大敗東突厥之後直接就被封為尚書右僕射，成為宰相集團中的一員。在這種情況下，原本的文官就要面臨升職路線受阻和武將彎道超車等窘境。十八學士應當就是這種情況，雖然是皇帝的親信幕僚有出謀劃策的資歷，可是面對著功勳赫赫的武將也只得讓位。
凌煙閣二十四功臣
而這種現象到了高宗時期則有了明顯改善，第一代的軍功集團在貞觀時期便已經逐漸凋零。能夠活到高宗時期的武將基本上也難以正常工作，大多致仕還鄉。文臣集團因此得以重新振作，于志寧和許敬宗都屬於年少得志的青年才俊，到了高宗時期依舊可以活躍在政壇。于志寧當時六十餘歲，許敬宗五十多歲，由於起家的時間早，當時已經是文官集團的元老，時任宰相的褚遂良都是他們的晚輩（褚遂良的爸爸褚亮也是十八學士之一）。所以，他們二人的發跡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由文學官向政務官的轉化考驗
此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南北朝時期的官場規則到了貞觀時期已經面臨調整和重建。文學官員不再是前途大好的清顯要職，面臨著即將向政務官轉型的考驗。在南北朝時期，文學官員是國家的中流砥柱，被譽為“清貴”。尤其是著作郎、秘書郎等官職更是被世家大族視為頭號的要職。清閒、顯達是這類官職的特徵，文學程度高是此類官職的要求，只有世家大族中一等一的子弟才可以擔任。出任之後很快就會青雲直上，直至三公。
六朝積習對唐初政治有重大影響
到了隋唐時期，這種情況出現了改變。李世民招聘幕僚入府是為了與李建成所代表的文官集團加以抗衡，秦府十八學士的主要工作就是出謀劃策、顧問應對。在這一時期，以房玄齡、杜如晦為代表的十八學士在謀略、文學、輿論、宣傳等方面都為李世民助力不少。可是，當李世民登基為帝后，秦府十八學士卻面臨了英雄無用武之地的尷尬處境。當時國家的體制機制發展已經成熟，官員日常司儀行政已經成體系化運作。每日應卯到堂，處理各項政務是官員集團的主要工作。雖然這些工作也需要文學能力的發揮，但是政務系統才是工作的中心和主軸。賦稅收納、刑獄訴訟、勸克桑農等工作不是僅僅依靠幾篇駢儷美文便可以勝任的，這也就是所謂的文學官向政務官的轉化。在這樣的工作狀態下，十八學士可能就不是十分得心應手了。此外，十八學士中，除了房玄齡、杜如晦之外，幾乎所有人都沒有戰場經歷，沒有軍功傍身。房玄齡、杜如晦得以在太宗初年就入閣拜相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他們在晉陽起兵後就一直跟隨在李世民身邊，既有軍功又有資歷更有李世民的信任，青雲直上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初唐官場秩序重構對後世的影響
文學官向政務官的轉化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文學官員是南北朝特殊的歷史背景所孕育出來的，有一定的時代侷限性。從唐朝開始，官員的政務化轉變就成為唐代重建官僚秩序的中心任務。像“秦府十八學士”這樣的太宗班底也沒有得到額外的超拔簡任，寧可是他們居於第二梯隊，也不重蹈六朝選官的弊病。科舉制大行其道後，所選拔的人才也以經世致用為標準，“對策”成為科舉考試中的重要科目。這都是與初唐治理官員的核心思想一脈相承而來的，並且貫穿了整個唐代官場，對於後世選才任人也有非常積極的影響。自此以後，六朝時期的選官弊病得以改變，甚至六朝時期綺靡浮豔的文風也在唐代古文運動中加以摒棄，盛唐氣象也逐漸成為國家的主要精神面貌傳於後世。
唐太宗改革官場功在當代，利在千秋
綜上所述，唐代秦府十八學士是李世民爭奪皇位時期的親信幕僚集團，為李世民登基稱帝貢獻良多。但是，貞觀時期，十八學士中的大多數人都沒有進入核心權力集團，一直在官僚隊伍中的第二梯隊左右搖擺。這主要是因為初唐時期，軍功武將集團對於行政權力的大量壟斷，堵塞了傳統文學官員的晉升之路。一直到高宗時期，文官隊伍才得以躋身權力上游，于志寧、許敬宗等人得以位極人臣。此外，初唐時期還是我國官員隊伍由文學官向政務官轉型的重要階段。許多純文學性官員並不適應日常的繁瑣政務，十八學士就是當中的典型代表。所以，貞觀時期，十八學士雖然不掌握重權但是仍負責顧問應對，文書擬定等職務，清閒自在也是一種不錯的政治歸宿。
參考文獻：《新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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