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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严歌苓，来自网络
作为著名的华人女性作家，严歌苓最擅长描写的就是看似柔弱，实则坚强无比的女性。
《扶桑》就为我们刻画了一位地母式的伟大女性：扶桑。那么，严歌苓笔下的女性形象，或者说人物形象到底是如何体现作者自我意识和自我文化的呢？
01 自塑形象
严歌苓曾说：“到了一块新国土，每天接触的东西都是新鲜的，都是刺激。即便遥想当年，许多往事也显得新鲜奇异，有了一种发人省思的意义。我有这样远离故土的机会，像一个生命的移植——将自己连根拔起，再往一片新土上栽植，而在新土上扎根之前，这个生命的全部根须是裸露的，像裸露着的全部神经，因此我自然是惊人地敏感。伤痛也好，危机也好，都在这种敏感中夸张了，都在夸张中形成强烈的形象和故事，于是便出来一个又一个小说。”
正是这份“奇特的敏感”使得《扶桑》具有诸多的内涵，她通过对移民生活的书写来审视历史、审视文化及自我。在“移民”这个凸显的背景之下，严歌苓为我们展示了在不同文化空间中穿行的移民人生的斑杂，更展示了个体生命在两种文化夹缝中尴尬地存在，以及对自我文化寻找的困惑和焦虑。
在《扶桑》中，严歌苓通过三类自塑形象对第一代海外移民生活进行历史化想象和寓言化叙事，集中体现在中西文化的碰撞和对话下所隐匿的作者对文化身份的寻求。
所谓的自塑形象，是指“那些由中国作家自己塑造出来的中国人形象，但承载这些形象的作品必须符合下述条件之一：它们或以异国读者为受众，或以处于异域中的中国人为描写对象。”这种形象“乃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 无疑具有跨文化、跨地域的意义。
02 隐忍的中国移民群体
在《扶桑》这部小说中，严歌苓笔下的自塑形象首先体现在中国移民群体上。
这些群体中的女性，多以妓女的形象而存在。她们具有双重边缘身份，作为华人移民，她们没有任何的社会地位可言；作为女人，她们没有任何的性别尊严可说。她们除了要承受饥饿、病痛与死亡的生活威胁，还要承受男人带来的肉体与精神的压迫。她们不仅要作为具有东方情调的妓女供白种人践踏和破坏，更要作为泄欲的对象供同族人蹂躏和放纵。她们是中国移民群体里最悲惨和柔弱的存在。
这些群体中的男性，多以劳工的形象而存在。他们的长辫、青头皮和黄脊背成为金山漫山遍野的独特风景，他们安静地忍耐着非人的生存环境和低廉到践踏人尊严的工资，在白人的敌意和侵扰中过着不可理喻的以生存为目的的生活。他们是从未见过的最为温和和顽韧的生物。
这样的一群中国海外移民构筑了早期的海外移民生活图景，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社会群体对中国海外移民的态度。
美国社会对中国海外移民的认识存在明显的敌意与误解，而这种误解更多的是面对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美国社会将其他者化和妖魔化。他们认为“无论是内在还是外形，仪态还是风俗都是令人厌恶的，从语言、血统、宗教到性格都是低劣的。”因此，他们殴打、驱赶和凶杀中国海外移民，并将其自身置于道德和人性的制高点，使其侵略和残暴合理化。
孟华曾说：“形象不再被看成是单纯对现实的复制式描写，而被放在了自我与异域的互动关系中来进行研究。”在中国移民群体的形象塑造上，他者的介入为我们反观自己提供了一个有效视角。在他者眼光背后，作者又融合了自我的眼光去反观中国移民群体。
这些生活在异域的中国移民群体，他们卑微恭顺地忍受着美国社会的欺凌与践踏，为我们展示了中国移民的悲惨的社会场景。然而绕过这些悲惨，我们却又看到了一个只属于中国人的自我世界。 他们在金山形成了一个不可渗透的小小区域，在“那里藏污纳垢，产生和消化一切罪孽，自生再自食，沿一种不可理喻的规律循环”。中国移民群体在乖顺中把成千上百的同胞女奴贩卖过来，安详地处置她们尸体。他们理所应当地占有和践踏同族女性，又和谐地在同族同性之间相互杀戮和奴役。在他们永恒温和背后的残忍和邪恶像谜一样存在并持续着。在这样一个混沌的自我世界里，“他们的生命形式是个谜，一切好恶准则被他们弄成了困惑，这里的人们从未面临如此巨大的对于一种生命形式的困惑”。所谓的道德文明的准则是不能衡量这种生命形式的，这种生命形式除了让我们看到生存的不易，也让我们看到温和与残忍之间晦涩含义的恐惧。
03 亦正亦邪的中国男人大勇
大勇在《扶桑》中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物形象，在大勇的身上综合体现了善与恶、是与非、正与邪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他是融合了霸气、匪气、侠气、邪气与豪气于一身的人，一改中国男性移民的软弱形象。
大勇的身上有着强烈的生命野性，“他身材宽厚，个头要高过一般中国男子。他梳一根粗极的长辫。人们很快发现这辫子粗得不近情理，是因为他的头发顺着他颈后一直长大后半个脊背上，如同马鬃或狮鬃。”这让白种人觉得“男性梳长辫竟显得如此凶险而威武”，尤其让白种人感到恐怖的是大勇的飞镖，那象征了古老中国的功夫所带来的神秘杀伤力。在唐人区，他是“数十位恶霸英雄的总积”，神出鬼没，杀人越货，无视社会规则，甚至创造社会规则，他如同猛兽一般践行着弱肉强食的自然生存法则，让人望而生畏。他用自己的残暴和勇猛来宣示和维护自己的话语权，从某种程度而言，这是大勇对白种人的一种有力反抗和对峙，因为“他那得罪天下的气概使这个充满邪恶的海湾至少多了一味相匹敌的邪恶”。邪恶与正义只是相对的，“一种邪恶屈服于另一种更高明更强盛的邪恶，没有正义，胜了的邪恶便是正义，于是一个奇特的食物环链形成了”，他用最粗暴的方式间接地维护着中国移民的利益。
在西方人眼中，大勇是一个被妖魔化的人物形象，在这背后其实暗含了西方人对于东方文化的猎奇式想象以及对神秘东方的惊惧感。然而从自我视角而言，大勇如兽一般地存在，体现了传统中国对力量和野性的赞歌，他身上凝聚了兽一般的原始力量，也融合了中国传统的侠义精神，展现了中国人内在抽象的勇敢和义气。他身上的雄性力量的激荡，将古老东方的生命力蛮力和野性展现得淋漓尽致。当他的这种雄性力量处于非常态的生存境遇中，他以一种自我赌命自我毁灭的精神展示了中国神秘的民族性和中国传统男性至刚至阳的力量。
除了作为一个传奇人物而存在，大勇身上也散发着人情味儿，无论是对死者的尊重，还是对老母的挂念，抑或是对妻子的思念，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别样温情的男人，尤其是对妻子的思念，使得大勇“就地一滚，滚去一身兽皮”最终还原成人。大勇认为只有一个人能使他做乏味的规矩人，那就是妻子。“似乎是一个不得不颠沛在旅途上的行者——一个住尽客栈，吃百家酒饭的江湖倦客对于归宿那非同寻常人的珍视和渴望……”于大勇而言，那个从未谋面的妻子正是故土的象征，是心的归宿。而最终大勇从妻子身上找到了心的归宿，并得到了宽容和救赎。
作者通过对大勇的形象塑造，不仅体现了“我”对东方男性的雄性力量的认可与赞美，同时他更是作为与异质文化相抗衡的力量而存在。他颠覆了传统西方文学中软弱温顺的男性形象，恢复了华人男性的侠气与戾气。他的野性与活力彰显了中国男人的精神本质，流露出第五代中国移民对东方文化的认可和自信。
04 人神合一的中国女人扶桑
扶桑作为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严歌苓理想中的完美女性。她是唐人街区最为耀眼和著名的妓女，并在与白人克里斯和大勇之间的情爱纠葛中完成了从女神到神女的蜕变。
作者开篇就为读者展现了具有浓郁东方情调的扶桑的非凡外貌：二寸八的若有若无的小脚、乌黑浓密的发髻、嫌短嫌宽的脸型、猩红的大缎袄、温厚如母牛般的眼神，甚至喝茶嗑瓜子的姿态都充满神秘的东方色彩。扶桑的东方情调对西方人的吸引集中体现在她与白人克里斯的情爱关系上。克里斯最初对扶桑的迷恋是出于他“侵略性的好奇”，是他对东方妓女扶桑的一种文化想象和文化欲望。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中，克里斯试图通过征服扶桑和救赎扶桑来体现对自身的文化确认和性别体认。无论是克里斯将自己臆想为西方骑士来拯救脆弱美丽的东方女奴，还是在拯救会对褪去红罗衫的扶桑的疏远，都体现出克里斯对扶桑的着迷实则是对神秘的异国色彩的迷恋。
然而，扶桑和克里斯逐渐流露出来对彼此差异的迷恋，对彼此企图懂得的渴望，使得克里斯陷入对扶桑身体之外的更大的欲望。在轮奸事件之后，克里斯开始超越身体的欲望试图去了解和揣测扶桑内在的美丽：承受并享受苦难带给她的生命力。直到克里斯在六十岁时幡然醒悟，他投入这个女人的原因不是极端的异国情调，而是在此之后的母性——那种古老的早期文明才会有的母性。“母性是最高层的雌性，她敞开自己，让你掠夺和侵害；她没有排斥，不加取舍的胸怀是淫荡最优美的体现。”他用一生才领悟到扶桑那温吞的痴气和诚意的笑——那是她深厚的宽恕和满足。
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男女之间的相爱必然会折射出两种文化的冲突和交流。如果说克里斯最初对扶桑的迷恋是强势的主流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想象与征服，那么克里斯后来与扶桑之间的刻骨铭心的爱情，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两种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可能性。然而，克里斯与扶桑的爱情却并未拥有传统意义上的完满结局。他始终认为扶桑是需要被拯救的，需要获得解放，他对她的爱掺杂着拯救、牺牲和忏悔。陈思和曾说，克里斯对扶桑的善意的误会体现了不同文化之间沟通的困难。而大智若愚的扶桑也在唐人街大屠杀事件后意识到西方人和东方人之间的敌意和仇恨是无法解决的。最终，扶桑选择大勇，“ 她从此有了一个死去的、不再能干涉她的大勇来保护，以免她再被爱情侵扰、伤害。”对扶桑而言，这是宿命式的结局，但也是一种不失理智的选择，因为横亘在她和克里斯之间的文化差异在当时民族冲突和文化冲突如此激烈的时代是无法跨越的。
虽然扶桑的爱情因为文化差异而没有理想的结局，但是扶桑作为一个女性的存在却无疑体现了作者的理想所在。她笔下的扶桑母性十足、善良、明智、容忍，她就像个地母一样包容一切，原谅众生，虽然生命中充满劫难，但她却能够一次次地愈合伤口，并且更加充满生命力。正如陈思和说的：“其所证明的不是弱者不弱，而是弱者自有它的力量所在。这种力量犹如大地的沉默和藏污纳垢。所谓藏污纳垢者，污泥浊水也泛滥其上，群兽便溺也滋润其中，败枝枯叶也腐烂其下，春花秋草，层层积压，腐后又生，生后再腐，昏昏默默，其生命大而无穷。大地无言，却生生不息，任人践踏，却能包藏万物，有容乃大。作为人性的神，她享受肉体，崇尚自由，不愿从一；作为神性的人，她追求自我存在的权利并展现其无限的魅力。她来源于东方，但她承受苦难并享受苦难的生命力以及追求自我存在追求自由的生命特质却已经超越了国别、性别和文化，与世界人类相通。
05 自塑形象背后的“我”：困惑与寻找
对于《扶桑》来说，小说中那个叙述者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从某种程度而言，“我”也是小说中的自塑形象之一。“我”是与扶桑有着相似移民经历的人，在美国历经漂泊后嫁与白人而定居下来。严歌苓在叙述扶桑的故事中，故意采用第二人称“你”，使两个女人处于对话的状态，让“我”直接作为故事旁观者和参与者而存在。作者在小说中常常有意打破时空的界限，让“我”跨越百年与扶桑的生活场景和心理活动构成直接对话和对比，并通过自我的言说迫不及待地表达其情感态度、生命体验以及反思感叹。饶有兴趣的是小说中的“我”是一个言说欲望强烈的人，常常不自觉地倾述自己当下的生活境遇、情感创伤乃至反思，但扶桑却永远都是笑而不答，这无疑流露出了两代女人在看似相通内心背后的隔膜和距离。
“我”试图用女人的身份，用移民的身份去认识扶桑，却惊奇地发现，“我”似乎从来都未必懂得扶桑，“我”一直觉得克里斯在误解扶桑，却殊不知自己也在误解扶桑，但在一次次地对扶桑的误读后，“我”才知道扶桑是具有神性的女人。严歌苓将扶桑塑造成神女，体现了严歌苓内心对东方传统和中国文化的浪漫想象，这个带有作者理想主义成分的神女，让“我”反思和怀疑第五代海外移民的生活价值和生存意义。然而，“我”的这种反省和自疑无不反映作者内在的价值取向的不确定性和困惑性，但也恰恰是这种迷恋焦虑的精神状态和小说错落有致的叙事技巧形成了严歌苓小说独特的美学特征。
严歌苓在自己的创作谈中也曾提到，她发现自己或多或少与这五代移民有着相似的心情和苦闷，于是扶桑作为一个东方神女为作者提供了自我文化想象和精神抚慰，集中体现作者对原乡的精神依赖和情感眷恋。但是，作者对扶桑的理想想象却暴露了作者内在心理的困惑性和自我身份的混杂性。作者在小说中提到，第五代移民继承了世世代代移民的孤独，但对生存的热忱和诚意却在灭。这一代的移民开始向美国的区域一步步突围，但在突围的过程中，没有了最初坚实的信仰，没有目标没有方向甚至没有愤怒和仇恨的发泄渠道，因为种族歧视已经被太多的形态遮蔽，变得世故和微妙，一时无所不在，一时一无所在。于是，作为第五代移民的作者，开始找寻自我的来源与归途。一方面，她为了生存和进入所在国的主流文化而不得不去接受和认同居住国的文化观念；另一方面，隐藏在其内心深处的民族记忆与文化观念又无时无刻地与她的新文化境遇发生碰撞冲突，于是两种不同文化的冲突碰撞导致了自我的困惑与焦灼。处于两种文化的边缘夹缝中，使得作者有一种强烈的寄居者心态，身处文化边缘观望两种文化时却无路可走。她寻得到孤独与漂泊的来源，却找不到困惑与交流的出路。
如果说扶桑是作为一种理想而存在，那么扶桑最后的选择未曾不是一种出路。在经历了原乡与异乡，自我与他者的困惑和焦灼后，作者开始试图寻找一种超越地域超越国别超越文化的精神归属，在精神归属里，严歌苓享受着自己独有的自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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