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具有轉折意義的會議。從湘南到通道，經過激烈的爭論，毛澤東的正確主張終於得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採納，從而解決了紅軍迫在眉睫、至關重要的部隊行動方向問題，不但避免了中央紅軍全軍覆沒的危險，而且也使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等黨政軍機關的大批幹部得以倖存，這就為中國革命保留了最寶貴的財富。
黎平會議及其形成的《決定》，同時也標誌著紅軍的軍事路線終於開始轉向正確的軌道。經過了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長征以來的挫折，特別是湘江之戰的巨大損失，左傾路線的軍事方針已經被證明是完全錯誤的，而毛澤東所堅持的軍事路線則被證明是完全正確的。
全軍上下在挫折和失敗中，進一步認識到毛澤東的偉大，毛澤東的正確軍事路線重新開始在紅軍的行動中佔據主導地位，中革軍委在指導戰爭和部署行動時，都充分徵求和尊重毛澤東的意見，毛澤東開始重新參與軍事指揮。而李德的軍事指揮權在會後則被逐步剝奪，再也無法在紅軍的軍事決策中扮演太上皇的角色了。中革軍委第一次有了自主決定軍事行動的權力，作戰指揮趨於靈活。這是一個具有深遠意義的開端。
所有這一切，匯成了紅軍長征後的第一次真正的轉折，也為爾後遵義會議的順利召開準備了條件，奠定了基礎。猶如黎明前的曙光，黎平會議使得紅軍官兵重新看到了光明，中國革命的前途再次呈現希望。在通道會議到黎平會議召開期間，中共中央、中革軍委還做出了另外兩項重大決定。
一是進行整編，充實作戰部隊。決定軍委第1、第2縱隊合併為軍委縱隊，任命劉伯承為軍委縱隊司令員，陳雲為政治委員，葉劍英任副司令員，鍾偉劍為參謀長，下轄三個梯隊，而以幹部團、保衛團為獨立的作戰部隊，直轄縱隊司令部；撤銷紅8軍團建制，除營以上幹部外，人員全部補入紅5軍團。同時決定，第五次反"圍剿"作戰期間因反對李德錯誤指揮被貶任紅5軍團參謀長的劉伯承，重新出任中國工農紅軍總參謀長。
二是徹底清理輜重行裝，將從中央蘇區一路帶出的"罈罈罐罐"全部"砸碎"丟棄，部隊輕裝上路，同時撤銷擔任搬運任務的教導師建制，人員分別編入紅1、紅3軍團。消息傳出，全軍雀躍，無不拍手歡迎。
時任國家保衛局駐教導師特派員的裴周玉回憶道："大家七手八腳地把包裹箱子打開，裡面有印刷機、修理器械、醫療器械，還有許多沒用的廢舊槍支、槍托、槍柄、子彈殼、鐵錘、鋼條、蠟版、鐵球，等等。最可笑的竟還有掃帚、擦槍布、破工作服、爛手套，真是應有盡有。見到這一堆破爛，大家怒不可遏，義憤填膺。回想出發以來，這些破爛東西把我們胖的拖瘦了，瘦的拖病了、拖死了。
那麼多的戰友沒死在敵人槍炮下，卻為搬運這些破爛喪生，怎能不叫人痛心？就是這些破爛拖累我們這個有六千人的教導師只剩下兩千人了，而為掩護我們和這些破爛而犧牲的兩翼部隊的戰友們，更是不計其數。我們把一腔怒火集中在鐵錘上，向著這些該死的東西狠狠砸去，砸得稀爛，放火把它們燒成灰燼還不解心頭之恨。"
12月19日，中革軍委主席、紅軍總司令朱德，中革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委周恩來發佈《關於軍委執行中央政治局決議之通電》，對西入貴州的第一步作戰行動作出部署：以紅1、紅9軍團為右縱隊，以紅3、紅5軍團和軍委縱隊為左縱隊，大致於23日前出到劍河、臺拱、革東地域。在12月底，右縱隊進佔施秉，左縱隊進佔黃平。並規定："在前進中，如遇黔敵應消滅之，如遇尾追之敵應擊退之，在不利條件下則應遲滯之。"
紅軍總政治部也於12月21日發出《關於實現在川黔邊創造新蘇區根據地的訓令》，指出："黨中央明確地決定，我主力紅軍當前偉大的任務，是要在川黔邊廣大地區創建新的根據地區。"要求各級政治機關及全體政治工作人員，深入到連隊之中，做好宣傳解釋工作，使廣大指戰員瞭解黨的行動方針，以百倍的勇氣與信心為實現創建新蘇區而奮鬥。
大軍未動，政治動員與解釋工作即全面展開，且將黨的方針與行動方向傳達到每一位官兵，這與長征伊始的層層保密、官兵不知所向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軍事行動部署也表現出了新的特徵，再也不像過去那樣對各軍團何時以多少兵力進至何地都要具體規定，而是在確定總的行動方向與原則的前提下，把行動的機斷權完全交給了一線指揮員。正如周恩來回憶的那樣：黎平會議之後，"軍事指揮與以前大不相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見，對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機動。"
由此，紅軍的面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儘管人員減少，但作戰部隊更加充實，指揮更加靈活，力量更加集中，士氣更加高昂，戰鬥力更加堅強。
閱讀更多 兵者觀察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