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外交官王玄策和他所著作得《中天竺國行記》歷史地位有多重要

唐代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鼎盛時期,無論是疆域的廣博,抑或是對外交往的頻繁等,都是以前諸王朝所不能相比的,達到了一個空前興盛的地步。在對外的交往中,同印度的交往最多,僅在唐朝初年,唐朝政府派往印度的敕使,即有十餘次之多。前往印度遊學的高僧,更是比比皆是,不絕於道,將中國和印度諸國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推向一個新的高度。佛教文化的交流.更是其重要的活動內容之一。

大唐外交官王玄策和他所著作得《中天竺國行記》歷史地位有多重要

盡人皆知,在唐代初年,曾經岀現過一個至今仍享譽世界、為人們所稱頌的玄奘法師,開啟了唐朝和印度諸國交往的端倪。在玄奘法師由印度歸來之後,奉唐太宗的敕旨,撰著了《大唐西域記》這本為世人矚目的名著,記錄了當時五天竺諸國的自然風光、風俗、文字、政治、經濟和文化等狀況。成為今天我們研究昔時印度諸國的歷史,乃至世界文化交流史的珍貴資料。

在唐玄奘遊學五天竺國歸來稍後幾年的時間裡,在中國歷史上,還出現過一位傑岀的外交活動家王玄策。此人曾經多次奉唐朝皇帝敕旨,往還於大唐帝國和印度摩伽陀王國之間,為促進大唐帝國和五天竺諸國間政治、經濟、文化的交流,都作出顯著的貢獻。

王玄策在奉旨數度往返於五天竺諸國歸來以後,他也同玄奘法師一樣,根據自己的經歷和見聞,撰著了《中天竺國行記》這一歷史名著。對於當時五天竺諸國的地理、地貌、山川、形勝、宗教、文化、政治、經濟、社會風情等,作了詳細而真實的記述。其著作有文字十卷、圖三卷,總計十三卷問世。可惜,他沒有玄奘法師的好運,他的書在宋代以後,卻被遺失.他的事蹟也為人們所不知,他的名字也為歷史所淹沒。在中國的歷史教科書中,幾乎不見其名字,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極大的遺憾。

大唐外交官王玄策和他所著作得《中天竺國行記》歷史地位有多重要

在中國的情況雖如上述,但在國外確和中國的情況相反。由於印度諸國的歷史記載有缺,在許多方面是需要中國的歷史文獻來為其補綴和說明的,對於王玄策其人的數度往還於大唐帝國和五天竺諸國間的歷史,以及其撰著的《中天竺國行記》一書,是不會輕易放過的。儘管其書在宋代以後業已不復存在,他們仍然歷盡艱辛,在中國浩如瀚海的歷史文獻裡,發蘊鉤沉,覓求遺珍,一旦發現只鱗片爪,即被視為重大發現,立即撰文,甚至作為重要的歷史依據,寫入自己的論著中,將其刊佈出來。這種艱辛和孜孜不倦的精神.是堪加稱讚的。王玄策的事蹟,在他們的艱苦努力之下,逐漸獲得了恢復。

對王玄策事蹟進行發掘工作的,首先是法國的梵學名宿烈維。他在1900年,在《亞洲學報》發表了王玄策岀使印度的論文。繼而是法國的漢學家伯希和氏,在1912年的《通報》上,發表了《玄奘翻〈老子〉為梵文的考證》的論文。在1923年,他又在《通報》上,發表了題為《六朝同唐時的幾個藝術家》的論文,又據《冊府元龜》的記述,為這一問題的研究,增添新的資料。日本的學者,也積極的從事於這一收集工作,並將其成果定名為《唐王玄策〈中天竺國行記〉並百官撰〈西域志〉》載入《大正新藏》一書中的《史傳部》裡。此後,有我國的史學家馮承鈞,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又在道宣的《釋迦方誌》、《法苑珠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諸書中,再找到有關王玄策的資料數條。在此基礎上,綜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撰寫了《王玄策事輯》一文。

大唐外交官王玄策和他所著作得《中天竺國行記》歷史地位有多重要

根據前人通過艱辛努力獲得的資料,使我們清楚地知道,在王玄策數度出使印度歸來之後,確實是撰有《中天竺國行記》這部名著的。又從今天所蒐集的資料獲知,就其書中所涉及的內容,以及地域的廣博等等,和玄奘法師的《大唐西域記》相比較,絕對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也是研究當時大唐帝國和五天竺諸國,乃至世界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史絕好的資料。

他的這一著作,在當時亦和玄奘法師的《大唐西域記》一樣,是受到人們極大重視的。《法苑珠林•感通篇•述意部》便道:“依奘法師《行傳》、《王元(玄)策傳》及西域道俗住土所宜,非無靈異,敕令文學士等,總集評撰,勒成六十卷,號《西國志》,圖四十卷,合成一百卷。從於聞至波斯國已來,大唐總置都督府及州縣,折衝府,合三百七十八所。九所都督府,八十所是州,一百三十三所是縣,一百四十七所是折衝府。四周所宜,人物別異者,並簡配諸篇,非此所明。今之所錄者,直取佛法、聖蹟、住持,別成一卷,餘之不盡,具存大本。冀後殷鑑,知有廣略矣。”由此可見,其於當時是同玄奘法師《大唐西域記》齊名的這一事實,又從當時的公私著述,多引用其書。

大唐外交官王玄策和他所著作得《中天竺國行記》歷史地位有多重要

在中國的正史文獻中,多以其書為依據撰成,如新、舊《唐書》的《泥婆羅傳》等。又王玄策的到印度是非止一次,曾多達再四,因而其書所記的真實和準確性,似較玄奘法師《大唐西域記》的記事更強。如其記《泥婆羅阿耆波爾池》的故事,其詳細和趣味等,都為玄奘法師《大唐西域記》所不及,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大概亦是由於這個原因,王玄策的書又成為以後唐代畫家楊廷光創作《西域記圖》的重要依據,這一聖蹟故事也曾傳到了敦煌,如此等等,足見其影響之大。

上述的資料公佈之後,受到各方學者、專家們極大的重視,即不斷地為人們所引用,岀現在許多人的論著中,在硏究古代印度諸國曆史,以及世界文化交流史、佛教發展史等,都發揮著積極的作用。如在《尼泊爾簡史》一書中,即有三處引錄王玄策觀賞泥婆羅阿耆波爾水火池的故事於書中,我國近代著名的藏學家根敦瓊培(?-1957年),亦將有關的資料,引錄於自己撰著的西藏《白史》一書中、此外,范文瀾《唐代佛教•隋唐佛教年表》、季羨林等人校注的《大唐西域記》一書的註釋中,亦曾經多次的引錄前人所蒐集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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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王玄策的事蹟開始受到人們的重視,開始在中國一些大學的歷史教材中出現有關介紹,所有這些都向我們表明王玄策其人的事蹟和在歷史上所作的貢獻,以及其著作《中天竺國行記》的價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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