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劫:明朝國祚276年,卻有330多次瘟疫,到底是何緣故?

瘟疫是古代先民時刻面臨的重大危險之一。 洪水災害後帶來的水源細菌滋生,旱災帶來的持續乾燥性氣候為濾過性病毒提供了良好的繁殖條件,一場場大規模瘟疫的背後總能看見自然災害的影子。因小冰河期而自然災害頻發的明代,瘟疫的爆發更是成為常態。根據最新研究,明代瘟疫大小共計330次左右,這為當時的經濟、民生乃至政治都帶來巨大的挑戰。


大明劫:明朝國祚276年,卻有330多次瘟疫,到底是何緣故?

一.天災人禍:瘟疫爆發的罪魁禍首

由於史料的缺乏和場景無法還原,如今的我們難以通過簡單的文字材料來對過去發生過的大小瘟疫仔細甄別並判斷出其具體病例。但我們仍能從字裡行間中一窺其爆發規律。

瘟疫的爆發離不開天災。因為小冰河期的緣故,明王朝二百多年的國祚顯得格外多災多難。自然災害大小共計5614次,平均下來全國各地年均20次。根據統計明史學者鞠明庫統計:“明朝平均每年水災6.77次,地震5.38次,旱災3.42次,雹災1.61次,蝗災1.17次,風沙災害0.99次,霜雪災害0.32次。”自然災害的高頻率爆發直接導致了人禍的出現。糧食生產的不景氣和惡劣氣候以及愈發貪腐的政府。直接導致大量百姓家破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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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災之後往往是疫情的高發期

有詩這樣形容當時的狀況:“疫病饑荒相繼作,鄉民千萬死無享。浮屍暴骨處處有,束薪鬥粟家家無。”1524年,在應天府甚至因為饑荒出現人相食的狀況。甚至就連上百位宗室成員也因饑荒瘟疫而死。

大量腐爛的人類屍體帶來的汙染,因衣食不足導致免疫力的下降。這些都為病毒細菌的存活創造了有利條件。

不過僅僅只是這樣,瘟疫還無法如此猖獗。因為明代的戶籍政策和其小農的生產方式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將人民栓在固定土地上(雖然中後期這一情況有所改變),人員流動性遠遠沒有如今那麼大。但是由於饑荒導致大量百姓出逃鄉土成為流民,病毒也就擁有了傳播的中介。成化時期人口約有3000多萬的明朝,其流民人數就達到了1000萬左右。 這些流民往往能將某個小區域爆發的瘟疫傳遍整個大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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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流民

二.無知與恐慌:瘟疫蔓延的重要原因

各類瘟疫在明代的殺傷力出奇的驚人。 1456年湖廣黃梅縣瘟疫導致 “有一家死至三十九口,計三千四百餘口。有全家滅絕者計七百餘戶,有父母俱亡,而子女出逃。”就連明代政治中心北京也逃不過瘟疫的魔爪。萬曆時期北京先後暴發過大規模的“大頭瘟”、“羊毛瘟”、“吐血瘟”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明朝末年爆發的一場大規模鼠疫。由於明朝中後期,草原被明代流民大面積開墾為田地,使得草原上的老鼠活動空間縮小。人與鼠的接觸大大增加。最終導致崇禎十四年,北京爆發鼠疫。 北京稠密的人口使得“死亡者晝夜相繼,闔城驚悼”,這場瘟疫一直持續到崇禎十六年。當李自成打到北京時城中守軍有近20萬因瘟疫喪失戰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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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的傷亡再加上自然科學的尚未建立使得民眾對瘟疫本身難以建立理性的認識。當時人們認為瘟疫的來源不一。有的認為是負責掌管瘟疫的城隍神來降下懲罰,有人認為是疫鬼出來作惡。更有以天人感應說,認為是上天看世間不符合道德或者是政治的敗壞的事太多故降下懲戒。因此人們應對瘟疫的辦法也大多非理性。上至皇帝下至百姓,祭祀、祭神成為當時人們緩解精神壓力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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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隍神

面對未知危險的恐慌再加上瘟疫來臨時官府緩慢的應災反應,百姓們通常在瘟疫爆發後由災區舉家逃竄。這一行為直接導致瘟疫規模進一步的擴大。崇禎七年,山西太原府爆發了大規模的鼠疫,使得百姓 “朝發夕死。至一夜之內,一家盡死無孑遺。百姓驚逃,城為之空”。而鼠疫的傳播正事通過跳蚤吸血蟲等昆蟲作為媒介。這些倉皇出逃的民眾成為了瘟疫最好的宿主。因此鼠疫向南傳播到河南陽武縣,使得

“瘟疫大作,死者十九,滅絕者無數”。滎陽縣甚至出現“春大疫,民死不隔戶,三月路無人行”的慘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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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劫》劇照

三.地方官醫和民醫:抵抗瘟疫的主力軍

明代在面對瘟疫時的,官方力量通常反應遲緩,落實不到位。災情不大,地方主官往往會選擇瞞報情況以保障業績。災情過大,上報朝廷,因交通和繁瑣的處理流程,待救助力量到達時疫情早已擴散。因此在對抗瘟疫上,地方上的醫生才是抵抗瘟疫的一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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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時珍

在地方上醫生分為官醫與民醫。官醫主要來自於布政司府、州、縣都司衛所以及都司衛所的醫學。除此之外各地還設有惠民藥局負責“凡軍民之貧病者,給之醫藥”的職責。而民醫多分佈在基層鄉村,在重大瘟疫時接受地方政府僱傭參與救護。

明代正統時期某鄉爆發了瘟疫,當地一劉姓人家全家染病。醫生和鄰居都害怕傳染不願意前去救治。一個叫李揆的民醫得知後,直接帶上藥物上門診治。僅用一個月劉家全部康復。

又有永樂元年至天順年間的有個叫周宗本的醫生。他的朋友因為感染了瘟疫“苦貧,甘死牖下”。周宗本不顧感染風險上門救治。他還多次救治鄉鄰在當地頗有聲望。有人稱讚周宗本是:“郡之窶者、儒業者 疾,眾莫能療者,鹹樂趨焉”

不過因為當時醫療條件惡劣,更多的醫生是犧牲在疫情中的。嘉靖三十四年有倭寇入侵嘉定,隨後當地又爆發了瘟疫。一個叫王羽的醫生不忍百姓受苦。可惜的是:“即出診視,人疫侵染 以死圍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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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劫》中馮遠征飾演的醫生

不過因為缺乏對疫情種類和傳播方式具體瞭解,即便是明代醫生們應對瘟疫的手段也比較有限。他們多采用隔離和開一些去熱去溼的藥緩解病人傷痛,但真正痊癒還是要靠患者的免疫系統發揮作用。

文史君說:

死者十九”、“人相食”、“瘟疫死者七萬七千餘人”這些駭人的隻字片語在明代瘟疫史的文獻和著作中隨處可見。冰冷的數字背後是一條條掙扎過的生命。在低效的政府機制,落後的醫學認識下明代先民們仍然可以在肆虐的瘟疫下頑強的存活,這是值得今人敬佩和學習的。同時我們也能從明代遺留下的有關瘟疫的著作諸如《瘟疫論》《痘證理辨》等書中汲取經驗服務於當下。

參考文獻:

1.《明實錄》 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5年出版

2.《明代瘟疫與明代社會》 陳旭 2011年

3. 張廷玉等人:《明史》 中華書局 1974年出版

(作者:浩然文史·河南師大春秋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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