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在美國、前蘇聯兩大政治軍事集團的緊張對峙下，為了避免單一的“中央控制式網絡”遭到蘇聯方面和破壞和摧毀，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署（ARPA）研製出了“阿帕網”（APRAnet），這是一個新的實驗性計算機網絡，同時也是互聯網的雛形。可以說，互聯網是在零和博弈的邏輯下誕生的，伴有幾分“冷戰”的味道。令人奇怪的是，就是這樣一個充滿鬥爭和競賽的互聯網成為了當今中國在國際上尋求某種新突破、拓展某些新可能的“新王牌”。
互聯網的世界
人類的發展總會經歷一些標誌性的革命事件，這些標誌總是以“物化”的符號為突破口，進而對全人類擴散出全方位、深層次的影響。如果說19世紀中葉的工業革命是藉助“蒸汽”“電力”“交通工具”等科技發明從空間的維度來拓展人類發展的足跡，那麼互聯網的發明則是藉助互聯網信息流動的觀念，來營造一個虛擬卻足以容納人類設想的世界。
與人類社會已發生過的工業革命相比，以互聯網為標誌的信息革命顯現出無限的開拓性。19世紀中葉的工業革命讓人類的空間概念大大地拓寬，人類視野所能及之處被放大到極致。但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拓寬和放大僅僅是在既有人類疆域的前提下所憑藉逐漸發達的科學技術而進行的“還原”，而非“創造”。不管是“新大陸”、“新能源”，還是“新交通”，均是對現有世界的一個客觀地再現和記錄，和人的慾念、人本的判斷力相比，技術而非需求，成為了工業革命的主宰。
互聯網的興起打破了這樣一個固有的理念，它不僅忠實地、機械地發揮技術應有的力量，還基於此開拓出人類的一個需求的“數據庫”，以融合之道大量地積聚個人的需求信息，並細緻地分析出背後的關聯。從某種程度來說，以互聯網為標誌的信息革命擺脫了對物質和技術的頂禮膜拜，而是從人性的需求出發，開拓出實現人們願望的具有虛擬性的信息疆域。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具有實質意義的開拓，它標誌著人類學會將技術的力量轉化為需求的力量，將物質的集合拓展為意念的整合。
在互聯網時代下，平臺的自由搭建和信息的重新整合，成為了人性被解放的一種方式。當枯燥的、重複的機器大工業時代成為一種將近終結的符號時，人類心底的慾望便被信息的釋放所激發和重塑。互聯網所詮釋的信息的自由流動和工業文明所蘊藉的統一標準在歷史的節點碰撞在一起，讓人們開始覺醒：互聯網所營造的世界，才更接近人的本性，才更貼近人的生活。
正如馬克斯·韋伯提出的：價值理性關懷人性的世界，價值理性視野中的世界是一個人文的世界，一個有意義的世界。它不是在人之外的冰冷的客觀實體，而是和人水乳交融的主客體混一的世界。其實，工業革命更加關注的是，人類社會這一整體概念在一個理想的“趨利避害”的理性世界裡，所發現的“利益”，而忽視了人作為一個微小個體的需求所創造的“價值”。價值的實現，首先要明確需要的層次。按照亞伯拉罕·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hierarchy of needs），工業革命所給人類帶來的僅僅是最為淺層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而更為深入的愛的需要、受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實現的需要則要藉助互聯網所營建的互動性、共享性、開放性、共融性、個體性的世界重新得以整合，並得到充分而合理地滿足。
互聯網所給人類社會帶來的革命最先表現在信息互通上的防備，這具有濃厚的自保性，但隨著網絡技術的革新、人類需求的不斷滿足，互聯網開拓出一種有別於人類歷史上其他時期的網絡空間。這樣的空間不僅是將人與人、人與物聯繫在一起，更是將人的需求置於新拓展的虛擬世界中，並將其重新地排列組合，直擊人類的內心世界，讓人從技術和物質的樊籠解放出來，真正地實現價值的重塑、精神的解放。
互聯網的“分擔”
不論是“互聯網+”還是“互聯網思維”都極大地開拓出人的需求，給人得以某種解放。在這樣的歷史機遇之下，國家、政府、企業、個人等各方主體開始利用互聯網的發展重新調整經濟結構、謀劃產業轉型成為了“順水推舟”的重大戰略。
如果說蒸汽的發明造就了英倫文化，電力的應用滋養了西方文明，那麼互聯網魔力的擴散會讓哪些國家在這場信息變革中受益？可以說，以共享、個人本位、互通有無為特徵的互聯網生態註定了各方力量呈現動態博弈的宿命。與互聯網的開發和使用相比，對其“發明權”的標榜和佔有顯得更為微不足道。互聯網的發明是在美、蘇冷戰的大背景之下，而它的迅速崛起卻是在後冷戰之後的多極社會之中，互聯網開始成為各方在國家戰略和傳播格局中所掌握的工具，並形成了被多方進行主觀解讀的多元語境。處於其中的文化格局，既不會被某些少數國家所掌控，也不會完全處於無政府狀態的混亂狀況。
互聯網自有獨特的運行邏輯，將各方力量聚集在一起，又能夠使其彼此獨立。可以說，互聯網像一張無形而虛擬的網，蒐羅著包羅萬象的信息和意義，打破了一方技術獨霸的壟斷魔咒，開創出一條群策群力的傳播路徑和共處邏輯。互聯網造就了信息流動中的數據分享，這是它近些年來得以迅速發展的關鍵因素。其實從另一個角度來考慮，互聯網的分享，就是互聯網的分擔。權利與義務相統一，這一基本原理同樣適用於當今的互聯網生態。互聯網的分享功用主要突出在，網絡空間中，各使用主體對信息的交流、互動，產業結構調整自然離不開互聯網命題下的數據、運營和理念的共享。
但必須注意的是，互聯網的分享並非是毫無“後遺症”的健康機體，它也有暴露問題、陷入失序循環的可能性。分享，在以自由、自主為特徵的互聯網傳播系統下，極易被曲解為無政府、無教化、無準則的危險慣性。在此情況下，政府必須巧妙地介入到互聯網生態的分享過程中，精確把握互聯互通的尺度，權衡各方利益主體，在產業轉型的大環境下，制定出基於“互聯網分享”所衍生出的“互聯網分擔”，將大眾的權利和政府的責任基於一定規則“捆綁”在一起。互聯網是一個整體，一頭連接著使用者的需求，一頭牽動著政府治理的神經。在這個“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網絡生態下，從某種程度而言，忽視責任的代價比失去權利的風險更須被重視，分擔比分享更需要受到各方關注。
互聯網的重整
互聯網對於人類社會的一大貢獻就在於資本的轉移，這讓社會各方在經濟升級和轉型的過程中均衡地獲取改革紅利。與以往的革新相比，以互聯互通為基本傳播理念的互聯網顛覆了資本源唯一性的運作模式，開啟了“眾籌式”和“資本拼湊”的可能性。也就是說，以往的資本運行都掌握在極少數人的手中，這些人對資本懷有極為強烈的佔有慾，對資本的運作充滿一廂情願的熱情，產業的壟斷刺激經濟的同時，也帶來了毀滅性的災難：盲從地操縱市場、虛假的經濟泡沫逐漸讓產業革命成為了少數人一瞬意念的犧牲品。
互聯網的開拓性與開放性則註定使資本的掌握充滿不確定性和多元性，政府、企業家、普通民眾都可以利用互聯網對信息源無限地開放，均衡地獲得屬於自己的那杯“羹”。政府可以利用互聯網更透明、更人性化、更有效率地治理社會；企業家等既得利益者可以挖掘互聯網的融通性質，打造一個互動的平臺，將既有的數據資源極大地以某種思維重整，並轉化為既得的資本；大眾則可以利用互聯網獲取有關資本運行的大量信息，為我所用，實現個體的抱負。
互聯網的傳播邏輯，讓處於“沉默螺旋”的緘默三口的“烏合之眾”成為了參政議政的主要力量。藉助互聯網治理社會不僅是政府在信息革命時代的一個必選項，還是民眾在互聯互通的語境下表達觀點、提供線索、參與治理的一大趨勢。無論是反腐過程中的群眾舉報、官場生態所暴露問題的民眾揭發，還是事關社會基礎設施工程中來自網絡空間的民眾呼聲，政府治理已逐漸由政府親力親為的階段演化為政府指導、民眾參與的階段。
互聯網強大的需求互動特質和激化功能，讓這一時代下的民眾不再滿足於“吃飽穿暖”的“信息溫飽”層級，還擴展為“社會共建”的“需求小康”境界。互聯網在賦予政府一種新型治理方式的同時，更增添了大眾表達慾望的機會；互聯網在強化個人需求的同時，其實更凸顯了政府保障個人擴張其權利的責任。可以說，在互聯網釋放強大人本需求的生態下，政府的治理更應彰顯出因勢利導的智慧，而非循規蹈矩的守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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