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方奔走呼籲20多天後，法醫劉良終於有了第一個可供解剖的新冠肺炎死者遺體。

1月19日，武漢新冠肺炎出現首個死亡病例。

接下來幾天，確診病例成倍增加，死亡數字時刻變化，面對這種一無所知的新型病毒，人們的恐懼如影隨形。

屍體解剖無疑是認清病毒真面目的最直接手段，劉良對此確信無疑。而想開展這項工作，有幾道需要逾越的“關卡”擺在他面前：家屬同意、解剖地點選擇、解剖風險控制。

眼看死亡過千例卻尚無一例病理解剖，劉良“急了”。

他發朋友圈呼籲，向湖北省政府提交緊急報告，奔走多家醫院希望提供協助，隨時做好準備衝向“戰場”。

最終2月16日，遲到已久的第一例新冠肺炎死者遺體解剖工作終於得以實現，與病毒的“正面較量”也由此拉開序幕。

作為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法醫繫系主任，劉良從業37年，解剖過的屍體上千具，其中不乏一些疑難重大案件的協助偵破工作，如湖南湘潭黃靜案、山西討薪案、聶樹斌案複查等，業界稱其為“法醫界福爾摩斯”。

工作之外，劉良希望破除法醫工作的“神秘化”，他設置網上答疑窗口，教過的學生遍及全國各地公安系統，連網紅“法醫秦明”也自稱是劉良的學生。

01 現場：每一刀都小心翼翼

第一例新冠肺炎屍體解剖的地點，選在了此次防疫戰最先打響的武漢金銀潭醫院。

2月15日晚上9點，劉良接到金銀潭醫院院長張定宇的電話，說首例解剖可以做了。

早在等這個電話之前，劉良團隊已經做好了十足的預案，包括誰操刀、誰做後勤保障、手術後怎樣自我隔離等。在人員選擇上，劉良也深思熟慮過，以往都是老同志、老黨員先上，但

每一個環節都經過了模擬，箭在弦上。

2月16日凌晨一點，全副武裝進場前，劉良意識到還是“輕敵”了。

手套三層，口罩外面套面罩，最後再罩上密不透風的一層防護服，劉良馬上感覺到身體熱量由內而外開始蒸騰起來，眼鏡、護目鏡也朦朧起一片水霧。不到5分鐘，還沒正式進場，他就已經滿頭大汗。

· 劉良（左）身穿防護服。

和劉良一起進場的還有另外兩位法醫，按照預案，由劉良和其中一位操刀，剩下一人當助手。

由於武漢沒有符合要求的P3（實驗室的生物安全級別）解剖室，操作間只是金銀潭醫院一個相對獨立的手術間。他們事先準備了很多可以吸掉血水的毛巾，裝屍體的袋子已經過防水測試，確保血水不會流出來。操刀手法必須輕柔，以防在開顱時有骨粉漏出。

面對並不是完全瞭解的新冠病毒，他們每一刀都小心翼翼，是保護自己也是保護對方。

· 常見的法醫工具箱。源自網絡

解剖工作進行到一大半，意外發生了。

58歲的劉良畢竟身子骨不比從前，多重口罩造成的呼吸不暢，加上防護服內裡早已溼透一片，周身的不適讓他彷彿產生了高原反應一般，心慌、氣短、頭暈，進而引發低血糖。他實在無法繼續堅持，把手術刀轉頭交給了身旁的助手。

平時從解剖、取樣再到縫合整個過程，劉良本人的最快紀錄是40分鐘。這次3個人組合上陣，卻足足花了將近3個小時。

3點50分解剖結束。

· 劉良（中）和團隊成員

回家沒有休息多久，中午11點，劉良再次接到張定宇的電話，又有一例新冠肺炎患者遺體要進行屍檢。

他再次緊急召集人員，前往金銀潭醫院。儘管有了上一次的經驗，這次的屍檢也並沒有輕鬆很多。下午16時開始屍檢，18時30分結束，又是接近3個小時的“鏖戰”。

一天內完成兩例新冠肺炎患者屍體解剖，這樣的工作強度，劉良第一次體驗。當天晚上，他在私人博客上記錄瞭解剖的過程和感受。

他明白，這不過只是個開始，後續病理研究可能還需要10天時間， 每一步都是在和死神搶時間。

02 為何這次解剖這麼難？

屍體解剖在控制流行病蔓延過程中的重要性，在2003年SARS爆發時就已經有所印證。

當時國內專家普遍認為衣原體是其病原體，直到第一軍醫大學病理學家丁彥青教授對SARS死者解剖後，才得到強有力的證據支持了廣東專家組提出的“非典型病毒，不是衣原體”感染的論斷

此次對於新冠肺炎死者屍體解剖的呼籲，劉良早在1月22日就發出了。

他覺得病理解剖就像是打仗之前要去前沿陣地進行偵查，瞭解敵人的軍種、兵種、火力之後才能打好仗。無論影像學怎麼樣檢查，最後還是要靠細胞學才能確定疾病的真相。

“做CT就像隔著玻璃在看，和遙感衛星一樣，它可以看到有一片森林，但森林裡面藏著什麼東西，基本上沒有辦法識別。”

· 新冠肺炎患者的CT圖像。

既然病理研究如此重要，為什麼在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出現近一個月後，研究才開展？

患者家屬是第一個障礙。

雖然根據《傳染病防治法》第四十六條第二款，“為了查找傳染病病因，醫療機構在必要時可以按照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的規定，對傳染病病人屍體或者疑似傳染病病人屍體進行解剖查驗，並應當告知死者家屬。”

這裡的“告知”，在中國死者為大的傳統觀念裡，就必須得到同意。

最終，第一例新冠肺炎屍體得以解剖，也是院方與死者家屬溝通兩小時後才獲得的許可。

此外，解剖地點和解剖安全性成為更大的問題。

劉良稱，他1月24日給湖北省政府發了緊急報告，29日也收到了省裡的批覆，意思是可以做，但沒有作為文件向下傳達。之後他跑了很多家醫院，所有醫生都表示支持，但涉及到具體方案，

救人要緊，最終國家衛健委“特事特辦”的指示，以及對醫院口頭通知代替文件審批的流程，終於促成了首例屍體解剖。

· 醫生查看新冠肺炎患者CT圖像。

03 與屍體打交道30年

2016年網劇《法醫秦明》的熱播，讓人們開始聚焦法醫這一看似神秘的職業。當屍體被像洋蔥一樣層層剝開，背後的真相浮出水面。

· 《法醫秦明》海報

作為業界公認的“劉一刀”，劉良解剖過的屍體有上千具，經他抽絲剝繭最終沉冤得雪的案子也不計其數。

2004年，湖南湘潭黃靜案中，死者屍體先後經歷5次鑑定，家屬均難以接受，讓司法鑑定的公正性遭遇到嚴重的信任危機。後經包括劉良在內的5位法醫學專家反覆審閱材料及相關鑑定意見，進行各項檢驗，最終作出客觀公正的鑑定結論，為此案畫上句號。

2014年，河南籍民工周秀雲非正常死亡案備受關注，民警執法現場的視頻爆出，各種猜測眾說紛紜。檢察院接連推薦了三家鑑定機構，家屬均不同意，提出要遠在武漢的劉良到場負責鑑定。最終2016年案件判決，很重要的一個依據就來自劉良做出的鑑定報告。

此外還有山西討薪案、聶樹斌案複查等知名案件，劉良都沒有缺席。

“我就要劉良負責這個案子！”這句話，恐怕是劉良抵達現場後聽的最多的話。

對於公眾的信任，劉良深感責任重大。他對這個職業的理解就是——死者的“翻譯”，既要有能力也要有職業道德，讓真相公之於眾。

“做法醫要頂得住壓力、頂得住誘惑，敢把真相講出來，這是我的使命。”

· 劉良

初入行時，劉良本來學的是臨床醫學，本科畢業後分配到了武漢協和醫院神經內科系。看起來前途似錦，卻不是他的興趣所在。剛好他的一個同學被分配到了法醫病理學教研室，而那個同學又死活不願接觸屍體。倆人私下一合計，歡天喜地地換了專業。

沒想到這次意外“交換”的人生，讓他與屍體打了30多年的交道。

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法醫職業沒有得到重視，待遇並不好。為了維持生計，工作之餘，劉良不得不去擺地攤、搗騰錄像機，甚至還跑去公園裡給人量血壓賺點小錢。進入新世紀以來，司法系統逐漸對法醫工作有了新的認識，劉良由於學歷夠高、經驗豐富，也開始嶄露頭角。

2012年通過的新《刑事訴訟法》首次加入了“有專門知識的人”這一概念，首次將司法鑑定專家輔助人制度引入到刑事訴訟中來。第二年，劉良成為國內以專家輔助人身份出庭作證的第一人。

2016年，劉良當選CCTV2016年度十大法治人物，也是唯一一位獲此稱號的司法鑑定人。

工作之餘，劉良沒有忘記將法醫職業推廣普及。他長期從事法醫病理學和法醫毒理學教學、科研工作，先後主持18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教育部、公安部等省部級課題，他帶出的學生更是幾乎“佔領”了中國各省市的公安局。

也正是這樣的機緣，讓劉良和法醫秦明有了“師徒之情”。

2014年安徽省公安廳組織全體法醫參加一個培訓班，秦明既是活動組織者，又是聽課者，課下還虛心地向劉良請教了不少問題。而

· 劉良和秦明（右）師徒合影

不論是為偵破案件、處理醫療糾紛，還是此次為確定傳染性病毒的真面目，法醫的宗旨就是讓屍體開口“說話”，“自陳”死因，這是最準確、最公正的手段。

耽誤了太久，首例新冠肺炎屍體解剖終於達成，對病毒無疑是致命打擊。

劉良認為，後期還需要更多的病理解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他的語氣仍然急切：現階段，有可供解剖的我們就要，對遺體標本沒有要求。等後期我們對新冠肺炎理解增加了，或許會將年齡組、性別等因素考慮進去。每個年齡組最好十來例左右，那樣總數就很大了。

希望劉良的這次拼命，能給這場“戰疫”行動帶來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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