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唐太宗李世民參與修撰史書，很多人想到的是他三番四次向史官提出要觀看初唐起居注的記錄情況、從而干預史官編修國史的醜事。
的確，骨肉相殘的玄武門事件使李世民背上了無比沉重的道德包袱，使他終其一生也未能擺脫該事件留下的心理陰影。
但本文說的卻不是這個，而是二十四史之一的晉書。
所謂二十四史，即中國古代各朝撰寫的、被歷朝歷代納為正統的二十四部史書的總稱，又稱“正史”。
“正史”之名，始見於《隋書·經籍志》:“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為正史。”
清代乾隆皇帝欽定“二十四史”，“正史”一稱即專指“二十四史”。按《四庫全書》的規定，正史類“凡未經宸斷者，則悉不濫登。蓋正史體尊，義與經配，非懸諸令典，莫敢私增”，即未經皇帝批准，不得列入正史。
二十四史是我國文化遺產寶庫中的一份珍貴的歷史文獻，它的規模巨大，卷帙浩繁，計三千二百一十三卷，約四千萬字，編寫始自公元前二世紀，即西漢武帝劉徹時代，到清朝乾隆時代為止，整個編寫過程長達一千九百多年，用統一的體裁，比較系統、完整地記錄了明亡以前有文字可考的幾千年的歷史，在世界上是極其罕見的。
這二十四史中的“前四史”即《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屬於私修史書，書的作者是誰，那是清楚。
可是，後面的大多數官修史書都是由宰臣監修，書成之後，由他領銜呈送給皇帝過目，因此，他就儼然成了這部書的作者。
實際上，這些人中，有的根本就沒為自己所監修的書寫過一字一語，比如說後晉的劉籧、元朝的脫脫等，但他們是宰臣，就分別成了他們所監修的《舊唐書》《宋史》《遼史》《金史》的主編。
當然，像劉籧、脫這類人還是屬於少數，大多數監修者在修史過程中都有參與撰寫的。
比如說《隋書》的監修人魏徵，就在《隋書》中撰寫了大量史論，這些史論，在書中都標有“魏徵曰”的字樣，歷可考。
其實，除了《隋書》，其餘的《晉書》《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也都是在唐太宗李世民時代修成的(此六部官修史書和《南史》《北史》兩部私修史書合稱“唐初八史”)，這六部史書的監修人都參與了撰寫。
令人驚詫的是，唐太宗李世民還參與了《晉書》的修撰!舊版的《晉書》都會特別題為“唐太宗文皇帝御撰”。這也使得《晉書》在同類史書中的地位高出了若干倍。《晉書》記載的歷史上起三國司馬懿時期，下至東晉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劉裕廢晉帝自立。參與編寫的有二十多人，其中房玄齡、褚遂良、許敬宗三人為監修，執筆者有令狐德、敬播、來濟、陸元仕、劉子翼、盧承基、李淳風、李義府、薛元超、上官儀、崔行功、辛丘馭、劉胤之、楊仁卿、李延壽、張文恭、李安期、李懷儼等。
之所以會題上“唐太宗文皇帝御撰”，是因為書修成之後，房玄齡領銜呈送給李世民過目，李世民逐篇閱讀，感觸良多，分別給宣帝(司馬懿)、武帝(司馬炎)二紀及陸機、王羲之兩傳寫了四篇史論。
所以，《晉書》便題為“御撰”，意思是說皇帝也參與了修撰。
這裡有一個問題，《晉書》《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都是李世民統治時代所修的前代史書，為什麼李世民獨獨選擇《晉書》來寫史論呢?
這主要因為西晉是個統一的王朝，它結束了三國時期幾十年的分裂局面。然而它的統一又是短暫的，不久就發生了中原地區的大混戰，此後便形成了東晉和十六國、南朝和北朝的長期對立。李世民作為統一的唐朝的創業之君，當然會對晉朝的治亂興亡進行探索，以為借鑑。所以，他把西晉王朝的奠基人司馬懿和完成統一事業的司馬炎當作主要研究對象，對宣帝(司馬懿)、武帝(司馬炎)二紀寫了專門的史論指出司馬炎“居治而忘危”“不知處廣以思狹”“以新集易動之基，而無久安難拔之慮”。
在這一點上，不難看出，李世民所以能成為千古一帝，那是有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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