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網記者王佳妮、柏可林2月24日報道：在這次抗擊疫情的阻擊戰中，有這樣一群特殊的“偵察兵”，他們穿梭在醫院隔離區，與病人面對面，通過手中的紙、筆精準記錄下確診病人的信息。一個個燈火通明的夜晚，一雙雙炯炯有神的眼睛，他們用一種特殊的方式與蔓延的疫情賽跑，他們就是流行病學調查組。
作為傳染病防控的一種手段，流行病學調查（下文簡稱“流調”）為業內熟知，但對於老百姓而言，卻是一生都未必遇到一次。日前，東方網記者走近徐彙區疾控中心，聆聽“流調”小組的“戰場故事”。
“有時候，多吃個紅綠燈心裡就像火燒一樣”
深夜22時許，上海夜闌人靜，但徐彙區疾控中心的疫情24小時值班室仍然燈火通明，徐匯疾控中心防疫計免科科員周祺作為“流調”小組值班人員，正在梳理手頭資料。
“叮鈴鈴……”，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突然響起，周祺和組員們立即警覺起來，迅速拿起電話，另一頭傳來了焦急的聲音：“喂，徐彙區疾控中心嗎？我院發熱門診發現疑似病例，請速來！”“別急，我們馬上派人處理。”在核實好詳細信息之後，值班人員馬上忙碌起來。向值班領導進行快速彙報後，周祺和組員們立即拿上了後勤部同事準備好的“流調”應急包，包含防護服、護目鏡、手套、鞋套、口罩、調查表格、工作用的手機、密封袋等，立即驅車趕往指定地點。
通過與疑似病例1個多小時的交談，徐彙區疾控中心流調小組成員基本掌握該位患者的行動軌跡。凌晨1時許，回到單位後，他們迅速梳理相關情況；當天早晨7時，周祺準時遞交了報告。
從打響抗疫狙擊戰起，像這樣的不眠之夜，對於周祺而言已然是“家常便飯”。據瞭解，從患者確診後，流調小組必須在6小時內完成相關病例的流調報告，報告約8頁紙，涉及100多個問題，“有時候多吃一個紅綠燈，心裡都像火燒一樣”。周祺說。
100多個問題，涉及哪些內容呢？周祺舉例稱，比如患者什麼時候開始發病？期間乘坐了哪些交通工具？和那些人有過密切接觸？有沒有做防護？……“吃過的每一頓飯、坐過的每一個交通工具都要明確，”周祺說，“一份確保詳盡的流調報告，必須形成一條完整的證據鏈，疑似患者在過去14天內每一個時間段的去向、行為都必須嚴絲合縫地卡在一起。這中間，哪怕僅有一個地點是模糊的，都很可能導致無辜的人暴露在未知的病毒風險中。”
“報告中每一項信息的精準，是我們唯一的堅守” “你還記得……嗎？”“我真的記不清了。”……類似這樣的對話，周祺已經進行了許多遍。對話無法進行下去，患者的行動軌跡摸不清，怎麼辦？“絕對不能照本宣科，要把病人當朋友，要給他營造就好像平時聊天一樣的感覺。”
周祺坦言，面對有些病人的抗拒，他很是理解：“身體上承受著疾病帶來的不適，心理上又承受著疾病帶來的未知的恐懼，此時此刻，還要讓他去回憶14天甚至更久以前的行動軌跡，抗拒是在所難免的。即使不那麼抗拒，大腦也可能一片混沌。”
為了儘快得到準確信息，周祺想盡辦法營造放鬆的聊天氣氛，引導患者像拉家常一樣說出自己的經歷。“可以先從比較明確的時間節點開始，比如年夜飯在哪裡吃的？和誰一起吃的？過年有沒有走親訪友？諸如此類的問題，儘可能好答一些，好讓患者儘快開口。
雖然在隔離病房裡每多待一分鐘，就多增加一分風險，但“流調”小組卻必須找到精準的活動軌跡信息。“面對危重病人，他的精神狀況、反應較差，溝通進展肯定會比較慢一些，這時候就要想辦法找到一些客觀證據，比如他記不清具體哪天看病，那就從他的病歷本入手，找到他的就診單號；又比如，他說前兩天坐高鐵，那就可以問問是否留下火車票，或者問清楚上下車時間和站點，我們再去找相關的列車車次。雖然效率低一些，但必須確保信息的準確。”
為了“準確”二字，“流調”小組也會進行大量的複查工作。2月2日，上海發佈官方微信在通報上海新冠病毒肺炎情況時，提及“確診病例中有2例無湖北接觸史”。而在之後的通報中，這一信息卻沒有了。東方網記者發現，當時有不少網友給上海發佈留言，詢問是否找到其他原因？對此，上海發佈回覆稱，經向市衛健委瞭解：經反覆核查，這兩個病例有湖北接觸史。
“當時，市民對這個信息關注度非常高，其中一例就在徐匯。我們也為此展開了大量的複查工作。”周祺回憶稱，經過反覆排查軌跡，最終“流調”小組將目光聚焦在了上海南站。“該名患者在上海南站轉車時，同時有湖北抵滬的列車達到南站，站臺相距非常近，而當時那輛列車上有確診病例。因此，不能稱其沒有湖北接觸史。”
簡單幾個字的刪減，背後卻凝聚了“流調”小組的堅守與付出。周祺的一句話也許道出了所有“流調”人的心聲：“希望每一個信息都精準無誤，這是我們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中唯一的堅持，也是我們能夠給予市民最大的幫助！”
記者手記
原本採訪還要繼續，一個接報電話又將周祺喚回了下一個調查工作之中。周祺是忙碌的，和周祺一樣忙碌的還有無數活躍在抗疫一線的工作人員。
這兩天，上海新增新冠病毒肺炎確診病例接連迎來“0”這一數字。看似簡單的數字，背後卻凝聚了上海“流調”一線人員的努力與堅守。每天24小時待命出擊，每次調查都要在厚厚的防護裝備下工作2～3小時，“一身汗水”和“口乾舌燥”是每次調查必然的“戰果”。但從與周祺的對話中，我沒有感受到哪怕只有一絲的無奈。相反的，他的雙眼中傳遞著一股強烈的堅毅之情。因為，和其他“流調”人一樣，周祺深知：他們肩負著的是全市市民的重託，他們所出的每一份報告都事關老百姓的安危。
那一句“有時候，多吃個紅綠燈心裡就像火燒一樣”的話，深深地烙印在我心裡。你們，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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