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2 唐朝的普通话是什么话?

陈多斌


应该是今天的陕西话,但是,有一部分读音还是有所差别。

中国古代并没有像今天一样全面推广普通话的传统,所以书面语和口语采取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处理标准,也就是写东西的时候用文言文,至于日常聊天,大家爱怎么说怎么说就是了。

然而,从忽必烈开始,由于统治者并不是特别懂文言文,因此在奏章这种应该使用书面语的地方,经常就用了口语表达;而朱元璋,完全是因为文言文太费劲了,据说 有一次,一个大臣给朱元璋读奏章,读了1万多字还没进入正题。后来那个提奏章的大臣,5条建议被同意了4条,但是因为文言文的关系,朱元璋直接让人把他打 了一顿板子。

所以唐朝的普通话是什么呢?我们不妨从诗词中找线索。

我们知道,白居易有一首诗叫《琵琶行》,这首诗描写了白居易在船上和一个弹琵琶的歌女之间的故事。有一段是琵琶女的自我介绍: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蛤蟆陵下住”。

这个蛤蟆陵,就是我们破案的线索:

其实懂点陕西话的人读“蛤蟆陵”,会读成“哈骂陵”,其实就是“下马陵”的意思。

然而老白一个山西人不知道方言,自然就记成了“蛤蟆陵”。

其实,这个下马陵,是在今天的西安交大老校区那里,还有一块石碑呢。

所以有一种说法是,读唐诗要用陕西话才能体会有些韵脚。

要不然有些BUG,就真的圆不回去了。


酒骑风


中国人从古到今都面临着通话问题,因为国土太过辽阔,不同地方方言截然不同,互相不能通话。所以先不得不感叹书同文太伟大了,它维系了中华文明共同的文化传承。

今天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推广普通话,其实中国历朝历代都有普通话,被称为“雅言”、“官话”,唐朝也不例外。那么唐朝的普通话是什么呢?根据今日的经验,我们肯定会猜到唐朝的普通话肯定也是以首都及首都附近的方言为基础的,所以那肯定就是长安话了!
然而,如果你抱着这样的念头,穿越回唐朝,一张嘴就是一口标准的长安话,还以为自己一定能拿到普通话一级乙等,那唐朝人只会觉得: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口音,这么土。

唐朝的普通话,居然是游离于当时所有方言之外的。那它究竟是什么话,又是怎么莫名其妙突然生出来的?

这事还得往前推几百年,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北方士族蜂拥南迁,虽然人不多,但他们在东晋南朝一直保持着优势文化地位。当时南方地区非汉族群极多,即使是吴语,在他们听起来也是蛮夷鸟语。这些人一直坚持在江南讲东汉以来的洛阳话,也就是“洛下音”,在他们看来,这才是最动听最正统的“雅言”,当然,它肯定掺杂了吴语的影响。而北方洛阳地区的洛阳话,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胡语的影响。
隋朝建国后,以陆爽为首,一批大学者讨论究竟以何为正音,最后讨论的结果是以东晋南朝士人讲的“洛下音”为基础,融合五胡十六国北朝洛阳这一地区的语音,以此作为“雅言”,最后根据讨论结果整理出一本书,就叫《切韵》。
《切韵》出现后,社会影响力极大,官方也以此定为标准音,因此《切韵》所定的“洛下音”这就是唐朝的普通话。甚至唐以后各朝也以此为正韵。所以说,它是学者们建构出的语音,和大唐国内任何一个地方的方言都不相近。
当然,如今天一般,唐朝人即使会讲普通话,也会带着各自地方的口音。更别说,唐朝普通话主要服务于社会中上层,广大平民百姓能不能讲还另说呢。所以说能讲官话的河南人杜甫避难到千里之外的成都,那些南村群童抢他屋上三重茅的时候,他哪怕不是“唇焦口燥”,能呼得了,南村群童也未必听得懂他在吼什么。

历史研习社


唐朝的长安人的口音和今天的西安话是一样的吗?

曾经有朋友问到我这个问题,我一时没时思想准备,不知该如何回答。因为唐代的长安是全球的中心,万邦来朝,长安话无疑是官方语言,如果唐代有《新闻联播》,那里面的主持人一定是说着长安官话的,当唐明皇,武媚娘,长孙无忌,狄仁杰,李白,张九龄,白居易这些达官显贵,社会名流都说着长安话的时候,这种上流社会所说的语言就是最时髦的“普通话”了,那当时的普通话是什么口音呢?因为没有录音设备,也没有影视作品流传下来,更没有各种APP,所以无法亲耳聆听当时的人的声音。

带着这些问题,我翻阅典籍,遍访高人,经过几年的潜心研究,得出了唐朝的普通话就是今天的西安话的结论。

论据一:白居易《琵琶行》

这篇文章被选入高中语文课文,熟悉文章的人都知道作者和写作背景,讲述了作者本人遭贬滴居浔阳(今江西九江),在夜色中把酒言欢送友人的场景,忽然听到不远处的船上有管弦之音,再细听,明显与当地人弹奏的曲子不同,这种弦律只有在京城长安才能听到,莫非船上的人是从京城而来?如果是在这里偶遇千里之外京城的故人那就太有意思了,带着这种念头,作者移舟闻声而去,于是琵琶女出现了,一交流果然有京城居住史。

当问及琵琶女当年在京城任哪里,干什么?诗里写道:“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

这里提到了京城的一个地名-蛤蟆陵。这地方是哪?其实就是“下马陵”,这地方位于南城,为纪念汉人董仲舒(就是向皇帝建议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那个人),死后葬在这里,为历代官府所推崇,到这里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又名下马陵,从汉至唐历经七、八百年。

但下马陵为什么被白居易写成蛤蟆陵呢?这就跟长安话有关系了。

会说西安话的人都知道,在西安话的发音里,下马会被读成“ha(四声)马”,董仲舒的陵墓经过数百年的兴替,下马陵被当地人念成“ha马陵”是在正常不过了,被白居易写成“蛤蟆陵”也就能理解了。

白居易的一句诗,还原了唐长安话的声音。

论据二:日语有500多个词根源于西安话。

比如,日语把“是不是”念成“dei si ga”,西安话念成“dei si”或“dei si dei”。除此之外,在日语中有很多的这样佐证。

为什么会出现边种现象呢?这就要提到唐代的中日交流了。

了解日本的朋友都知道,日本人对比他强的国家特别尊重与推崇,对不如他们的国家就十分的鄙视,这如同当今时代他们对待美国和中国一样,美国经济世界笫一,即便曾经给他们扔过原子弹,今天日本人对美国人仍毕恭毕敬的,日本侵略中国,中国虽然胜了,当没他们富强时,他从骨子里仍就瞧不起你。唐朝时的中国就如同美国在当今世界,长安就像今天的纽约一样,日本人派了好多“遣唐使”,来长安学习各种经验,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建设,文化典籍,甚至文字语言。日语中的片假名保留了大量汉字和部首就是证明。

今天韩国,越南等去中国化, 消除汉字,结果年轻人连本国历史典籍都看不懂,想想都可笑。据说朴正熙时代,政府通过《去汉字立法》,签名同意的政要们竟都是汉字,想想都是醉了[偷笑]。扯远了,回到本话題。

日本人不但把最先进的汉字带回本国,也把当时世界最时髦的长安话带了回去,没成想,这成了验证唐朝“普通话”发声的有力佐证。

(未完,时间原因,改天再和大家聊论据三,四...)


回到三国娶貂婵


所有的说法都是瞎猜,没有任何依据,邀请我回答真是找对人了。要找到唐代的雅言 官话 其实很简单,也很科学。唐代的官话肯定毋庸置疑是陕西的关中话!一个国家,如果首都人说的都不是官话,那不是成了笑话!这里有三地说自己的方言是古时候的官话,一:河南人,二广州人,三,陕西关中人。先说河南话,河南话主要来自北方的胡人口音和陕西话,湘楚话的杂交,当然胡人也是河南人主要祖先之一。所以河南话跟现在的北方口音很接近。河南话不论语法和发音直接排除出雅言官话!二,广东话,广东话在语法上接近雅言,但是发音彻底不对,主要原因是广东人祖先是讲雅言的陕西关中汉人,发音却被当地人改变了,所以广东话算半雅言。而陕西关中话才是真正的雅言官话!一千多年时间改变不了一个人口基数非常大的地区的语言发音。现在我讲讲证据,没有录音机语言的发音怎么证实?有办法!那就是用别人的发音来证实,唐朝时期,我们翻译了那么多佛经,自然翻译了人家的发音。唐玄臧在译经时有个规矩:地名、人名是用原来发音的,在汉语里找不到贴切意思的用原来发音。那么这些发音就是录音机!佛经是口口相传的,发音不改变。用陕西关中话读佛经,和尼泊尔语发音是一模一样。声调都一样!比如‘南无阿弥陀佛’陕西话里没有‘无’,无在陕西话就是没,发音“mo”轻声,所以唐代“无”的发音就是“mo”,阿发音“wo”,完整发音是:南“那么喔咪陀佛”陕西的“阿房宫”读音是(喔旁宫)。陕西关中不光是雅言官话,而且很多东西都是以关中为标准的。比如易经,算卦的真正高手都是以西安为中的,河南就是东方,永远不会是‘中’的。还有中草药,为什么说“秦地无闲草”?因为中医起源于关中,所以关中的所有植物都被试来当中药,其他地方的就会被冠以地名,如川贝,不会有秦贝一说。陕西关中是汉文明诞生繁荣的地方,自然语言既很多标准都是以关中为标准的,只要大家多读史书、古书。自然会发现处处都体现出关中在历代天下之中的证据。


气候与历史的关系


今日客家话。

以各地方言,诵读唐律诗绝句,从对仗押韵的准确度就可以验证。

简单举例,以下仅研究韵脚:

先来一首《送孟浩然之广陵》

诗文 客家话 普通话

故人西辞黄鹤楼 liu lou

烟花三月下扬州 jiu zhou

孤帆远影碧空净

唯见长江天际流 liu liu

州,唐音书面语jiu,口语zhu。本诗,唐音押iu韵脚,普通话已变音不押韵。

再来一首《咏鹅》

诗文 客家话 普通话

鹅鹅鹅 o e

曲项向天歌 guo ge

白毛浮绿水

红掌拔清波 bo bo

本诗,唐音押o韵脚。

第三首(诗名一时想不起)

诗文 客家话 普通话

远上寒山石径斜 qia/xia xie

白云深处有人家 ga jia

停车坐爱枫林晚

霜叶红于二月花 fa hua

本诗,唐音押a韵脚。

第四首(诗名一时想不起)

诗文 客家话 普通话

丞相祠堂何处寻

锦官城外柏森森 soang seng

映阶草色无穷碧

隔夜黄鹂空好音 yoang ying

三顾频繁天下计

两朝开济老臣心 soang xin

出师未捷身先死

常使英雄泪满襟 joang jing

本诗,唐音押oang韵脚,普通话变音较多偏于ing。其实,第3、5、7句,也押i的韵脚,这里普通话韵脚变异不大。

抛砖引玉,有心的朋友可以按此思路制作视频、音频,供大家欣赏、学习!

另外,日本师从唐朝并获赐国名,日语中数字“1 2 3 4 9”发音为“yi ni sang si giu”,“日本”发音“ni ben”(发音象“腻本”),与客家话一致;“是”发音为“hai”,与客家话和两广白话一致。也可辅证。


白马非马1001


唐朝讲什么方言我不知道、大概是谁统治江山谁说了算、元朝统治了中原、应该是讲蒙古话、清朝统治了中国更应该讲满族话,可惜不是,按解放前后的时期来说官话既不是江浙音、也不是湖南话,所以更不可能任意强加于人,如果唐朝政治中心在陕西的话、那么或多或少会影响中国语言的发音、可惜没有,秦腔依然在陕西一隅固定流传,对外没有任何影响,可见任何朝代也改变不了早期已固定的原始语言、就像约定俗成的一样、被公认的才是统一的,中国一词源于中原、中原在河南、当文字出现在河南时、就注定了中国语言的原始发音、纵然各地语音在千百年各有不同、但也是在语言传播中产生的偏差、但根源始终不变的是河南、纵然是推广普通话、也是与河南话最为相近、毕竟河南才是中华文明诞生之地,如果一个朝代能改变语言走向的话、应该全中国都与陕西人一个腔调才是、可惜不是,任何一个朝代、都改变不了语言的原始发音、唐朝的官话绝不是秦腔,否则十三亿中国人现在都在讲满语!


吃镆就菜


有句俗语叫“十里不同音”,很形象地说明了语言的地域性特征,每个地方都有它自己的方言。如果大家都说各自的方言的话,很可能在沟通的时候出现问题,都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这种情况在交通闭塞的地方还好点,大家都是一个地方的人,说的都是一样的话,都能听明白。

但若是走出了自己的家门,在外地,和别人说话的时候,就必须说别人能听懂的话,才能进行沟通,我们现在就把这种话叫做普通话。

实际上古代的这种情形可能更厉害,交通不便,语言的差异化更明显,那么他们又是如何沟通和交流的呢,是不是也有普通话?古代的普通话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字,比如在周朝的名字最好听,是雅言,后来还有正音、官话等等。总结来说就是政府要求的一种普及和传播范围广的语音,至少官场上是必须用这种语言的。

唐朝的这种官方语言叫做正音,唐朝是在隋朝的基础上建立的,因此很多东西都是承袭隋朝的,包括语言也是,唐朝的正音正是继承的隋朝的官话。

隋朝的官话是形成了系统的语言的,《切韵》一书的形成就是最好的例子,《切韵》可以说是我们最早的韵书,它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而它的创作时间也是非常长的,从581年一直到601年才创作完成。因为隋朝之前,是有一个大的动乱期的,一度出现了南北对峙的局面,语言变的复杂,官话也更加复杂。南朝以建康为中心形成了金陵雅音,即洛阳雅音南迁后的一种融合雅音。

因此隋朝建立之后,有人就开始系统的整理融合这些语言。《切韵》一书的执笔人是鲜卑族人陆法言,之所以说是执笔人,是因为此书的形成并不是陆法言一人的功劳,实际上还有八位当时的文学大师的加盟。他们分别是刘臻、颜之推、卢思道、辛德源、薛道衡、李若、萧该、刘臻、魏彦渊等,正是着八人经常到陆法言家中讨论商定音韵,才最终有了《切韵》一书。

这本书创作出来后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陆法言实际上只是个罪臣之子,连官都没的做。好在他能静下心来潜心研究音韵,终成大作,唐朝建立后将将这本书定为官书,而唐朝的正音也正是在《切韵》的基础上继续以洛阳雅音为标准的语言。

只要学会了正音,唐朝人就可以自由的沟通交流。实际上洛阳雅音正是洛阳太学里教学用的标准语言,因此学生一入学就得学习这种语言。为官的话基本不可能出现不会正音的人,毕竟唐朝的官员主要就是两种:门荫入仕和科举入仕,无论哪一种都不可能不会正音。

作为老百姓的话,可能要求不会那么严格,稍微会一点交流就不成问题。但是官员则不行,想要成为京官的话,要求就更加严格。

武则天时期就曾出现过一个笑话,是关于酷吏侯思止的。武则天临朝听政后,有一段时间大开告密之风,并网罗了不少酷吏。他们大多出身不高,但是聪明并且狠毒,替武则天办了不少事,其中有个叫侯思止的酷吏原本就是个卖烧饼的,一朝成为武则天的酷吏。在担任侍御史的时候曾将魏元忠诬告下狱,他在审问魏元忠的时候词穷,以至于说了方言,成为一时的笑谈,另一位侍御史霍献可就当面嘲笑过侯思止,被侯思止告到了武则天那里。

武则天很生气啊,就对霍献可说:“我已经用了侯思止,你为什么还要笑话他?”霍献可就实话实说,武则天一听也大笑不止。

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如果在官场上不说正音是会被当做笑话的。


尚宫女史


以隋代陆法言编写的南朝江左吴音之金陵音的《切韵》音系归并方式为科举考试之分韵标准,以唐代关中秦音之长安音的《韵英》《韵诠》《考声切韵》音系为实际语音交流标准并且唐代在《切韵》的基础上,制定《唐韵》以首都长安话作为标准音,规定官员和科举考试必须使用唐韵。此外,江南开始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苏州话也成为一种通行语。

唐玄宗在安史之乱前下令举国通用《韵英》音系,但因为安史之乱最终幻灭,切韵地位逐日抬高,直至宋代,《广韵》的诞生,进一步奠定了吴音《切韵》反切的最终地位,唐代以后,长安式微,秦音最终没落,其后代关陇方言仍保留《集韵》记载的很多关中音反切语音,与唐代长安音一脉相承。


心痛2008


南方人真自卑,没有历史存在感也没有根,那你们不能以诋毁河南人,来填补自己的自卑吧?河南至今是古时候的河南,西安还是古时的西安,说中原被胡话是不可能的。

先不说百越国,就说说汉人没有南迁是的原住民,你们真以为逃到南方的少数汉人能彻底同化原住民么?还记得三国时的吴国孙权么?曹操为十么骂孙权碧眼小儿?这是孙权是汉人孙权他母亲是南方土著人。我当年在福建出差时一个老板和我说过,福建本地人眼睛是绿色的,也就是碧眼。那个老板祖籍是河南新郑的,他们现在排辈分还需要到河南新郑排。他们祖辈是明朝迁移过去的。

真不敢想象,哪些说闽南话粤语客家话的人,长的尖嘴猴腮,深目高额,身材矮小的南方人是古代河南人或者北方人的后人。南方人但是和越南猴子很像。

南方有客家话,粤语,吴语,闽南语,福州话等,他们一个省的,一个市一个县一个乡的,隔座山都听不懂对方说的十么。

结论,,普通话才一百多年就普及全国。古汉语五千多都没有普及她的民族。反而北方却是古汉语至今未变,

从中原河南,山西,陕西,河北,东北三省。不说普通话依然可以听懂对方的话。们逃跑南方的汉人确实不少,留下来的更多,为十么这么说呢?这就是五千年古汉语普及的成果

要记住,能在古代拖家带口从用中原跑到南方的人,绝对不是穷人,他们有银子有粮食带着一家人迁移几千公里。古代对于迁移来说就是九死一生的事。你要考虑,沿路的吃喝拉撒,古代可不像现在这么四通八达,现在又高铁从河南到福建也就是十个小时。古代有马车的情况下,最少要走半年。穷人不饿死你也要走死病死在半路。

好比现在抗日时期,能逃跑海外的都是有钱人。留下来抗日的还是穷苦人。

在多数同化少数的规则下,南方的粤语吴语闽南语不可能是古汉语,但是现在的河南话,山西陕西方言才是古汉语。


飞哥最好玩


谢谢邀请,关于唐代普通话(官话)的这个问题,答案很简单,但要把这个答案说清楚,我是没有信心的,努力一试吧。我的答案是唐代没有普通话和官话,普通话和官话也不是一个东西。为什么呢?首先,普通话不等于官话,普通话是近代概念,指的是近代以来由政府主导的、语言学工作者们设计的汉语共同语,它不是一种现成的口语(它是设计出来的),而官话是一种现成的口语(一定时期内人们日常生活的使用中约定俗成的),官话实际上也是一种方言(比如我自己平时说的四川话,就是西南官话)。普通话要求准确、系统,而官话则只要能沟通就行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汉语对普通话的需求是一个近代的产物,一方面社会发展促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口头信息交流扩大,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是西方“民族主义”的影响,使得“汉语“必须要有一个“共同语”成为需求(这成为一个“民族”的必要条件,甚至直到今天西方还有一些人认为汉语的方言就是不同的语言,从而消解掉汉族的整体性)。换句话说,这种需求是近代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没有经历过这种历史过程的,就不会有这种需求,比如藏语,直到今天仍然没有所谓的藏语的普通话,而是三大方言(拉萨方言、安多方言和康方言)并驾齐驱,这就意味着唐代不但没有普通话的概念,也不会有普通话的需求,所以唐代的普通话就是一个不存在的问题。
其次,题主也提到了官话,古代虽然没有普通话,但“通语”性质的官话的历史却是很悠久的,因为口语交流在任何时代都需要,但只有到了近代“口语”的地位才变得重要,在古代“口语”没有今天那么重要,汉语的共同性不是以“口语”来体现,因为在一个没有现代通讯技术和发达、频繁的交通网络的时代,人与人之间不存在像今天这样的大量而且长时间的口头交流,口语表达在那样的情况下本身就不具备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能力,在中国古代,汉语的共同性不需要以口语来体现,而是以“文言”来实现的,汉语有着非常稳定的“书面语”表达形式——文言文,文言文在历史上有着稳定的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它的存在决定了汉语书面语在追求同一性上的成就,这样也就意味着汉语口语的共同语只不是一个补充品,不是那么重要。所以汉语口语的共同语——官话的产生和发展的需求就不是那么迫切,现有的史料显示,有关古代的官话的明确记录可以追溯到明朝初年(文献出处在《朝鲜王朝实录》中),那么可以推论元代是“官话”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而到了明代中后期,官话已经相当发达,著名的传教士利玛窦到中国时就发现,中国各省的口语各不相同,但却有一种整个帝国通用的口语,称为官话(文献出处见《利玛窦中国札记》)。目前的史料没有办法证明唐代存在着一种跟明清时代的“官话”同性质的口语共通语,实际上如果不是现代社会发达的通讯技术和发达的交通网络使得不同方言的人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进行口头交流,从而使得方言成为一个比较明显的口头交流的障碍的话,不同方言之间的交流障碍就不会那么频繁,这种障碍对人们来说也就没有那么明显,所造成的交流上的困难完全可以用书面语来解决。换句话说,像唐代解决各种方言之间通话的问题并不迫切,反倒是标准书面语的需求还迫切些,因此音韵学上的经典《切韵》,《唐韵》都是这一时期产生的。
最后,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由于汉语书面语的发达,同时就造成汉语口语资料的匮乏,像唐代这样较早的时代,我们现在根本都不知道人们的口语是什么样子的。现在的史料留给我们的都是汉语书面语的语音材料而已。中国古代历代都有官方钦定的“韵书”,就是所谓的雅言,比如隋代有《切韵》,唐代有《唐韵》,宋代有《广韵》,明代有《洪武正韵》,但这些韵书记录的汉字读音并不是那个时代的口语,更不是普通话或官话,只是为了文人们写作诗文定立一个标准罢了,不要把这些韵书理解为“普通话”或官话,因为这些韵书不是汉语口语的记录,而是对汉语书面语的整理。所以既使唐代存在着一种官话,那么想要知道这种官话是怎么样的,除了穿越回去,没有其它的办法,换句话说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和技术上都是不可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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