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今天開始，正式開講《論語》的內容，先從第一章《學而》開始。鑑於這一章的重要性，我將其中的三句話，分成三次來講，每次講一句，今天講第一句。
《論語·學而》：
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的字面意思似乎很直白、簡單，但是，對當下的中國人而言，要真正理解這句話，非常非常的困難。難在哪裡，難就難在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文化參照系的不同。《論語》的文化參照系與當下中國的文化參照系截然不同，甚至相反。這導致，“學”和“樂（說）”的含義存在古今不同，甚至古今相反。
儘管都是中文“學”，但是孔子所說的“學”，現代漢語中的“學”內涵是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樂”亦如此。
孔子意義上的“學”，或者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學”，是內在之學，以人為主體的，更準確地說，是以人心為主體的。“學”的解釋，主要有兩個，一個是“覺”，一個是“效”，兩者實際上是一致的。“覺”就是覺悟、感悟、理解，其主體是學習者的內心，是內心在覺悟。“效”更強調“學”的結果，覺悟之後，主動地去效法、行動。
因此，“學”不是自外向內地被動性地灌輸知識，而是內心的主動地覺悟。與內在的“學”相配套的，就是知識的內在性。在中國的傳統中，知識都是內在的，而非外在的，內在於人心之中，本於人心，為人心所發。“學”是讓內在於人心的知識顯露出來，呈現出來。這個呈現和顯露，主要的不是讓外人看到，而是讓自己覺悟到，意識到。在這個意義上，學習不僅不是一個自外而內的過程，反而是一個自內向外的過程。
孟子，以及後來的王陽明，都對知識的內在性做出了很精到的分析。孟子提出了“義內”說，王陽明進一步發揚，說“心外無理”。“義”、“理”，或者合起來說“義理”、“理義”，就是中國傳統的知識的核心，就是知識。中國傳統的學問，在形式上可以稱之為“經學”，而在實質上則又可以稱之為“義理之學”。中國傳統的“義理觀”，其實就是知識觀。不僅認為“義理”才是真正的知識，而且“義理”是內在的，本於人心，或者說是人心的固有功能和屬性。
孟子說：“心之所同然者，謂之義也、理也”。“心之同然”，就是人心的一種共識性判斷。孟子還說“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這裡的“得”就是得到“義理”知識，明確指出，知識不過是人心的思考的產物。
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本來，“思”是“學”的重要部分，但是孔子分開說，更強調“學”的實踐性，學不是脫離實踐的學，思也不是脫離實踐的思。王陽明則進一步解釋說，是“知行合一”，實質就是“學思合一”。
同時，王陽明還把知識，直接說成是天然本然存在於人心之中的“良知”。學習就是對自己內心的良知的體悟，讓潛在的良知，顯明和呈現出來，讓自己能夠清晰地意識和認識，並以此作為自己的判斷和選擇的準則。
其實中國在傳統上只講義理，而不講知識。“知識”這個詞本身，就是外來的，儘管字是中國字，但是含義是外來的。最初起於佛教，然後近現代以來，又被注入了歐美的內涵。我把這些有著漢字的外表，歐美內涵的現代漢語詞語，叫做“香蕉詞”。“香蕉詞”的概念來自“香蕉人”，指黃皮白心之人：身體特徵是華人，但是思想和精神卻是歐美化的。
整體而言，現代之前的西方，是沒有獨立的“知識”的概念的，也沒有獨立的“學”，而只有神的智慧，和對神的信仰。他們認為，知識來源於神的創造，是神的智慧，人本身是沒有創造知識的能力，要獲得知識，唯有通過對神的信仰，信仰是獲取知識的手段。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們是以信仰代替“學”，只有信仰，而沒有學。同時知識並不存在於人間，而只存在於神界。因此，知識就是外在於人的，而獲取知識就是一個從外向內，向人灌輸的過程。
所謂的“現代文明”是出現在西歐，並脫胎於基督教。實際上也是一場關於知識，以及獲取知識手段的大變革。“現代文明”中的知識觀，的確相對宗教時代，發生了革命性變化。最重要的變化，就是推翻了神，打倒了上帝。既然神不再是知識的創造主體，那麼人就取代神，而成為知識的創造主體。人是憑藉心性、人心而創造知識的，因此，西方近現代哲學，實質上就是“心性學”、“心學”。長期的宗教傳統，又讓近現代的西歐，包括後來的美國，很難真正擺脫宗教式的、神學式的思維模式，最終導致，他們對心性、人心的理解依然是宗教式的、神學式的。
整體而言，近代西方哲學對人心的理解有三大派別：以法國笛卡爾首倡的大陸理性主義，以霍布斯、洛克、休謨等為中心的英國經驗主義，以德國叔本華、尼采為中心的唯意志主義。英、法、德各佔其一。
“理性主義”將人心看成一個已經寫入全部知識的電腦芯片，每個人都天然地被置入了理性的芯片。而人獲取知識，就是從理性芯片中提取，其具體過程就是“思考”、“冥思”。這種觀念的實質，是將人心的思考能力、創造知識的能力，機械化、先驗化、神學。同時也將知識本身先驗化和神學化。笛卡爾對理性的冥思，與宗教時代對神的冥思沒有兩樣。
英國的經驗主義，極力反對笛卡爾的“理性主義”，認為，知識不是先驗地存在於人心之中，而是存在於人心之外，人心只有感覺的功能，而沒有創造知識的功能。獲取知識的過程，就是一個將存在於人心之外的真理，通過感覺而搬運到人心之內。經驗主義的實質是，只注意到人心的感知、感覺功能，而錯誤地將感知、感覺等同於人心。當否定了人心的思考能力之後，知識便成為赤裸裸地外在。外在於物質世界，於是所謂的“唯物主義”也就應運而生。
德國的“唯意志主義”，則看中了人心的意志、意願的功能和屬性，把意志當成了人心之全部，極端強調意志的重要性。其結果是，尼采瘋了，信奉尼采的希特勒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由於，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之間存在尖銳的矛盾，於是後來又出現了調和派，其代表就是康德，還應該包括後來的馬克思。康德是德國人，屬於歐洲大陸，因此，其調和的結果，實際上還是以“理性”為主，把“理性”拆分為兩層，一層是“純粹理性”，一層是“實踐理性”。“純粹理性”就是笛卡爾式的理性芯片，被寫入了知識。要獲取這些知識，只需笛卡爾式的冥思就行了。而“實踐理性”則是對英國經驗主義感知、感覺的改裝，就是通過經驗而獲取知識的能力。
儘管馬克思也是德國人，但是由於他長期旅居英國，因此思想受到英國經驗主義的很大影響。因此，他的調和主義，更偏向感覺感知，而更接近英國經驗主義。他直接將自己的學說命名為“唯物主義”。他認為真理是外在地存在於“客觀物質”之中，人通過研究物質可以獲取真理。同時，他又把人的獲取知識的能力分為“理性認識”和“感性認識”。
隨著英國在經濟上的成功，英國的唯物主義最終佔了上風，或者是以唯物主義為中心的各種調和主義佔了上風，包括後來的“科學主義”，這是“現代文明”的重要基石之一。
總之，西方的知識觀和學習觀中，知識是主體，而且外在於人而存在，學習是一個將知識從外向內的向人灌輸的過程。而中國固有的知識觀和學習觀則認為，人、人心是主體，知識只是人心思考功能的結果，是人心的基本屬性，學習是一個“學思合一”、“知行合一”的過程。
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開始徹底地否定中國固有的知識觀和學習觀，而無條件地接受西方現代文明的知識觀和學習觀。知識在中國開始成為一個獨立的主體，人在知識面前則是一個被動的次要物。
二
就知識本身來說，現代文明中的知識不僅是外在化的，而且是物質化的、唯物化的、客觀化的。知識、真理，不過是物質世界的運行規律。無論物質世界，還是物質世界的規律，都被認為是絕對地獨立於人心而存在，有沒有人、人心，客觀世界和客觀規律都是絕對存在。
事實上，無論是客觀物質世界，還是客觀規律，都是一種虛構和預設，與昔日對上帝、神的虛構和預設沒有兩樣。現代人對客觀世界和客觀規律的信奉、信仰，與宗教人們對神的信仰也並無二致。更直白地說，“客觀規律”、“科學真理”就是替代昔日上帝的一尊新神，客觀世界就是一種新神界、新天堂。
物質當然是存在的，物質的規律當然也是存在的，但是，將這種存在看成是一種可以脫離人心的絕對存在，就是一種神學虛構了，也是昔日神學思維的延續。他們把昔日上帝可以絕對超越人而存在的觀念，用到了物質上，這樣就對物質進行了神學虛構，為物質賦予了崇高的價值。客觀世界以及客觀規律的崇高性，其實就是昔日神的崇高性。
什麼是“樂”，真正的“樂”就在於對人們所認為的最具有崇高價值的東西的獲取。而這些崇高價值則與人們的認知和賦予有關，與真實無關。宗教時代，認為把崇高價值賦予到虛構的神上。虛構的神就不僅是真實的，而且是崇高的。對神的信仰，就是最高的樂。
但是，中國傳統從根本上來說是無神的，是沒有宗教的。認為最崇高的價值就在人心，以及人心的屬性：義理、良心。因此，最高的“樂”，就是“義理之樂”。孟子說：“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雞肉、豬肉）之悅我口”。學習就是對義理的學習，就是對自己本心屬性的認知，因此學習是樂的。因此，人最大的樂，就是認識自己和發揮自己。
現代文明的知識，最後徹底淪落為對使得物質財富得以增長的知識。現代文明的“樂”，最後徹底淪落為物質之樂，對物質的佔有之樂。
現代的中國則是以無條件接受現代文明為宗旨，以現代化為宗旨，因此也無條件接受的現代文明的知識觀和學習觀，也信奉了現代文明中的新宗教和新神學。認為知識是物質化的外在化的，教育就是把外化的物化的知識灌輸給孩子。
同時，中國的“樂”，也由義理之樂，轉向物質之樂，房子、車子之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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