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聊歷史上的賢相。說起這個話題，相信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認為的最好的丞相，也會有很多文章著眼於某個特定的歷史人物進行剖析，甚至把一些野史的東西也添加進去來豐富人物。而我的絕大多數文章，都喜歡從宏觀角度看待問題，這次也一樣，接下來要做的是把我國封建歷史上那些主要的幾位賢相，放在同一條歷史脈絡之上，做一個橫向的比較。既非簡單的講述每個人物的生平簡歷，也不是為了評出個一二三排名，而是從宏觀歷史角度來看他們在封建歷史上這個特定的“行業”中，各自的位置以及起到的作用。
先來撇清幾點：
第一，封建歷史上“相”的作用有多大？《荀子·富國》中這樣評價：“使百姓無凍餧之患，則是聖君賢相之事也。”也就是說，在物質匱乏的古人看來，要想解決老百姓的基本生存問題，唯有寄希望於兩個人物，一個是聖君、一個是賢相。可見賢相的地位有多高、責任有多大。
第二，“相”在歷朝歷代的稱呼有所不同，我們既然寫的是一類人，而不是某個人，那麼也就沒必要糾結到底是丞相還是宰相還是內閣首輔了。
第三，如果單純從個人能力角度出發，很多執掌重權的歷史名人也坐在“相”的位置上，比如王莽，但其最後攛掇了皇權，在傳統文化的角度上就與“賢”字不沾邊了；又比如司馬懿，雖然他沒有直接篡權，但無論是對曹魏皇帝的禮遇還是高平陵之變角度，也不能稱之為賢相了。所以，接下來我們要列舉的這幾位，要麼是公認的賢良表率，要麼是其人雖有爭議，但確實做到了上利於君、下利於民的客觀事實。
好了，說起著名的賢相，你首先會想到誰？在漫長的封建歷史長河中，有太多賢相名垂千古，如商末的商容、西周的姜子牙、周公、齊國的管仲、西漢的蕭何、三國的諸葛亮以及大唐的“房謀杜斷”，真是代有人才出。那麼我們來看看，從時間流角度出發，哪一位稱得上是封建王朝丞相這一”特殊行業“的”開山祖師“呢？
由於奴隸制社會的三朝記載比較匱乏，且多神話，因此輔佐商紂的商容，我們無從得知其具體施政政策。西周起兵時的姜子牙以及周武王死後的“攝政王”周公，不僅身上的神話傳說太多，而且後來都被封了諸侯國國君，由於分封制的原因，這兩位身份角色都不太符合後來對於“相”的定位。因此，我認為歷史上真正的“相祖”，是齊國國相管仲。（“相祖”一詞是我剛剛即興想到的，只是便於評述之用，喜歡咬文嚼字的可以自動忽略）
史書上如果要評價一位丞相做的特別好，往往會說“可比管仲樂毅”，可見在古人看來，一個最好的文官莫過於管仲那樣的，最好的武將莫過於樂毅那樣的。（當然這裡面有時間早的原因，並不是說就沒有人比得過他們了。）
管仲作為賢相的能力，主要表現在內政上，他在主政期間對齊國的行政管理系統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在那個與後世對比，各方面都顯得“粗獷”的年代，他造就了當時最為精密的行政系統；用人制度方面，在當時世卿世祿制根深蒂固的背景下，他首先提出了政績的重要性；在經濟方面，他最早重視經濟活動的重要性，而不是一味的重農抑商。《國語·齊語》中記載管仲的核心經濟觀點是：“遂滋民，與無財”，就是滋育百姓，讓窮人也能提高收入，在那個貴族時代裡重視窮人的死活，已經是開創性的了。
無論是禁止貴族掠奪私有財產還是發展鹽鐵業、貨幣業，還是在調劑物價等方面的種種內政，無不體現了管子思想的超前性和實用性特點。這一切再加上其軍事改革以及外交上的“尊王攘夷”策略，都使得齊國國力迅速攀升，並在齊桓公當朝立竿見影的成為春秋第一霸主，直到戰國末期，齊國的經濟實力一直保持領先地位。
按理說，管仲已經做到了他這個行業的標杆位置，後世丞相們只需學習並完善他的主政方略即可。可那個不僅戰亂不斷，而且思想也是百家爭鳴的時代，恰恰統一中國的是秦國，而齊、秦一東一西，完全不同的兩套統治方案，對於後世影響深重的，自然是勝者——秦。
秦的著名丞相是李斯，無論是統一前夕的秦國，還是統一之後秦朝，名垂千古的丞相只此一人。有人可能會問，咱們聊賢相，怎麼第二個就把“叛賊”李斯給扯出來了？很簡單，因為後世的賢相們沒有繼承管仲的衣缽，而是繼續施行了近兩千年的“李斯政策”。雖然秦始皇死後，李斯跟趙高一起 矯詔立胡亥、殺扶蘇，但據《史記》記載：“ 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也就是說李斯明明懂得事理，卻偏偏聽信了趙高的邪說，做出如此這般惡事之後引起全國起義，這才翻然悔悟想起向皇帝直諫，這不是太愚蠢了麼？
在此之前他的一系列政策都是你耳熟能詳的。如統一度量衡、貨幣、車同軌書同文等等，最關鍵的是在他的主張下，廢除了分封制度，施行了封建中央集權制度，從此歷朝歷代的丞相、宰相們的工作重點，從管仲的偏內政，變成了維護皇權重於內政。
接下來再看蕭何，假如評選你心目中最好的丞相的話，蕭何肯定得分不低，因為他在大漢建立之前完完全全做到了讓主公省心，大漢建立之後又做到了讓皇帝放心，這兩點可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得到的。戰時的後勤保障工作，蕭何已經不是讓他怎樣他怎樣的境界，而是劉邦想的到的，他都能做得到，沒想到的也能替主公想到然後做好。《太史公自序》中說到：“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為楚。”可以說替劉邦掙來了多半的天下人心，好名聲他得到了，惡名他也敢於替劉邦背鍋，只能說有蕭何，是劉邦的福分。
到了東漢末年，人們能想起來的著名賢相往往是諸葛亮。沒錯，通過文學作品的渲染和普及，這一人物形象確實達到了作者的目的，但觀孔明一生作為，劉備前期他是不在身邊的、赤壁之戰乃周瑜之功、西進巴蜀張飛龐統等都比其功勞大、劉禪時期北伐又是失敗的，如此種種只能說無論在創業還是在擴大蜀漢規模方面，諸葛丞相併沒有太高的建樹，就連”三分天下“最早提出的也是魯肅。
然而就算如此，諸葛亮仍然算得上是歷史上的一位賢相，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忠誠，在少主年幼、元老殆盡的情況下，雖然在蜀漢一手遮天，依然沒有絲毫自立之意，他做到了一個丞相最根本的本分；二是其內政效果，陳壽總結諸葛亮作為丞相的功績在於：“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可見全都集中在內政方面。無論是清正廉明的蜀國法度、發展川中井鹽的經濟提升，還是對西南少數民族的團結包容，無一不是蜀漢這個三國中最弱的政權得以續命的根本所在。
如果說諸葛亮在史實上雖是人才卻不是全才的話，在三國那個人才輩出的年代，賢良的輔佐者層出不窮。單單一個東吳就出現周瑜、魯肅、呂蒙、陸遜等接連不斷的良相，但由於他們的所有方略始終逃脫不了一個”守“字，因此在格局上顯得小了些。而那個時代唯一稱得上全才賢相的也許只有曹操。也許把曹操放進賢相行列很多人感覺不合適，但作為賢相的幾條基本條件他都做到了。首先曹操雖是一方勢力之主，但在法理上他是正統大漢皇帝冊封的丞相，朝中官員雖為他效命，但丞相本來就有單獨開府的權利；曹操終其一生都沒有篡位，有沒有篡位之心只能憑後人揣測，起碼他做到了誰都拿不出證據的程度；內政上他讓整個魏國進入了最符合戰亂時代實際情況的生產狀態，成為三國中實力最強；用人上更是中國歷史上選拔標準改革少有的亮點之一，正所謂不拘一格降人才；軍事上東征西討勝多敗少，外交上審時度勢、靈活多變。
賢相一詞概括起來無非就是“治世之能臣”，而這一評價就是專門給曹操的，至於後一句“亂世之梟雄”，難道像曹操這樣的人，身處亂世不稱雄去做“軟蛋”不成？正向他自己所說：“設使天下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王,幾人稱帝?”所有的這一切都在事實上成就了當時的北方、延續了東漢，但人們總是喜歡用盛世的道德標準去評判其所作所為，因此唯獨沒有成就他曹操自己的名聲。
整個兩晉南北朝走馬觀花一般，雖然有良相出現但不可能給他們長久的施政時間來證明他們的能力，或者說也沒有出現一個能平定天下、保幾世太平的大才。直到大唐盛世的”房謀杜斷“，賢相才再一次出現，但講真的房玄齡、杜如晦的大名有很大一部分是粘了盛世的光，因為只有在盛世一些政策才施行的下去，也只有在盛世作為文官的最高領袖才不用有太多的分心。而大唐的這一盛世又來源於前朝大隋，因此對於這種非開創性的賢相咱們就不多費筆墨了。
宋朝作為封建時期最為富庶的朝代，又是最重視文官的朝代，卻很難舉出名震天下的賢相大名，而保國安民的忠臣又非常之多，這也算是一個比較奇特的歷史現象了。如果非要找出一兩位的話，那應該是寇準和王安石，他倆一個繼續深入遼國、乘勝追擊、不予議和的建議沒被採納；一個超前改革、剛正不阿、完全只顧國計民生卻不符合當時的歷史背景而被貶官停策，都可謂是生不逢時的不幸者。
說賢相很多人會想到劉基，也就是輔佐朱元璋得天下的劉伯溫，但此人更多的特質是謀士，雖然經歷跟蕭何很像，但明朝建立前既沒有能力安定後方，明朝建立後也沒有能力保住自己的地位，繼續實現自己的治國報復。其功績更多的體現在了具體戰事的出謀劃策上，就連宏觀層面的”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都是朱升所提出的，因此我認為大明王朝真正擔得起賢相二字的唯有——張居正。
為了從宏觀角度平行看待這些歷史賢相，我們不著重用大篇幅分析某一位的改革措施及影響，而是把重點加以提煉和概括。總結起來張居正有三大特點：一，在成為首輔之前內抱不群、外慾渾跡、相機而動，可謂城府極深、手段果決的向上攀升；二，掌權後一手遮天、銳意改革，施行自己的理想和報復，把即將坍塌的明朝大廈又給扶了起來；三，累死在崗位上之後，萬曆皇帝抄其家產、削其宮秩、奪生前所賜璽書及四代誥命，以罪狀示天下。
如果單看第二條，那麼張居正無疑是大明的擎天白玉住、架海紫金梁。但第一條給張居正貼上了鑽營與心機的標籤，第三條更是使得張居正成為幾百年來的爭議人物。其實這一謎團很好解，在張居正改革之前，大明王朝已經行將就木，爛到了骨子裡，在嚴嵩與徐階的黨爭中，如果沒有點自保的本事如何自處？如果沒有向上爬的能力，又怎麼會有機會施行自己的改革？而關於萬曆皇帝對其態度的180度大轉彎，無非就是張居正當權十年，總攬大權是他施政報國的需要，這必定使其與萬曆皇帝成為對立面，因為任何人獨攬大權在皇帝心裡都是一種蔑視主上的表現。
因此要看張居正，其爭議並不是重點，重點還是在於他的銳意改革。“考成法”讓長久汙濁的大明官場整頓一新，也得罪了許多人；重用戚繼光、加修長城讓邊關得以安寧；同時在邊疆開市互惠，保持與周邊少數民族的貿易往來，使得以前經常扣關的勢力長期不來犯邊；“一條鞭法”即是對唐朝“兩稅法”的一次重大變革和改進，又是康熙“攤丁入畝”政策的基礎和藍本，推動了在我國封建王朝施行了兩千多年的人頭稅的廢除。張居正無疑是繼秦李斯之後，近代之前影響最為深遠也最為成功的改革家。
至於清朝，那是封建歷史上中央集權最為嚴重的朝代，根本沒給除皇帝外一人定策的機會，不提也罷。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在濤濤歷史長河中，曾不斷湧現出許多賢臣良相，他們既為了皇帝也為了百姓，通過自己胸中方略實現了當時王朝的太平盛世或者轉危為安。管仲，作為最早的賢相，無疑是這行業的標杆；李斯，雖有惡名，但他奠定了後世丞相的施政基礎；蕭何，由於其為人平和、業績極佳，無疑是這一行業的楷模；張居正，雖然生在最後的“文人王朝”，但依然能憑一己之力，給大明續命，是為歷代賢相施政的集大成者。
當然賢相行業裡也還有寇準、王安石這樣的生不逢時者；房玄齡這樣的恰逢其時者；諸葛亮這樣的名大於實者，以及曹操這樣的實大於名者。總之，如果這些人心中無智慧、胸中無韜略是做不了賢相的，《漢書》中記載丞相一職是：“金印紫綬，掌丞天子助理萬機。”不勤奮也是做不了賢相的。正是這些智慧超群、勤奮克己的人成為了我們心目中鎮國家、扶百姓，經略家國的歷史明星。
閱讀更多 三匠畫片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