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邀》第二季最後一期，許知遠對談姜文，一經播出就 3000 萬+ 次觀看。風平浪靜之後，許知遠寫下這一次的訪談札記，坦承自己在面對姜文時的些許矛盾感：“作為一個媒體人、一個知識分子，或許還有男性，對他有一種下意識的牴觸，一方面想反抗他的優越感與驕傲和那種溢出的權力感，另一方面又對他充滿欽佩。”
一
等候電梯時，突然想起一則舊廣告。四幅照片並列，依次是一瓶伏特加、一輛勞斯萊斯、一張海明威頭像，照片下分別寫著酒、車、作家。我忘記了第四張，應該是廣告主，它標榜自己就像前三者一樣，在各自領域有著不言自明的號召力，符號價值甚至超越行業本身。
這個廣告刊登在某一期 Life 雜誌上，這份早已停刊的雜誌是我視覺意識的開啟者。儘管憤憤不平，我卻不得不承認，一張照片有時的確抵得上一千個單詞。這也是我們時代的特徵，形象即實質，可能比實質還重要。
姜文的肖像也同時跳入腦海。倘若設計一副類似的中文廣告，或許可以用茅臺替代伏特加，紅旗換下勞斯萊斯，姜文取代海明威，他的肖像下同樣可以寫下演員或導演，不必做多餘解釋。
他們也的確不無相似。姜文咧開嘴的笑容、寸頭、那對扇風耳，像鬍子拉碴的海明威一樣令人難忘。他們都英俊、才華橫溢，具有高度個人化的風格；他們還樂於展現自己的雄性特徵，是各自時代的男子氣概的象徵，有一種“野蠻人”的魅力。他們因此獲得一種顯著的無齡感，即使到了晚年，海明威還在竭力展現自己的活力，四處吹噓可以讓第四任妻子徹夜興奮；當你說起姜文，很難意識到他已在舞臺中央活躍了三十餘年，當同代人都被陷於某個具體時代情境時，他卻總能激起新的社會情緒。
美國 1950 年代最著名的名模之一 Jean Patchett 與海明威
姜文的工作室就在亮馬河旁的一座公寓中，它樸素、線條生硬，保留著晚期集體主義的夕照。他約我 12 點見面，吃一頓簡單的午餐，再開始正式採訪。他那迷人的妻子之前對我說，姜文是個害羞之人，需要一番心理預熱，像所有姜文身邊的夥伴一樣，她稱他為“姜老”，儘管私下也同樣抱怨他難以控制的孩子氣。
我不無忐忑，更需要這種預熱。這與姜文在我青春期扮演的角色有關，也源於他的種種傳聞，他桀驁不馴、一言不合就讓對方下不了臺，尤其是面對媒體時。
記得 1995 年夏天，高考結束不久，我與同學騎車穿過北窪路，去看剛上映的《陽光燦爛的日子》。馬小軍在屋頂上的流竄，揹著軍挎打架，鎮完東單鎮王府井的口氣，還有米蘭的豐滿身形，牢牢刻在腦中。這感覺熟悉又陌生。我們都成長於長安街沿線的軍隊大院中，對那些蘇式建築、領袖雕像、呼嘯而來的少年以及他們無處釋放的荷爾蒙，再熟悉不過。它也是陌生的，北京已一頭扎入新時代，動物們不再兇猛，暴力、閒散、狂妄都消退了，少年們著迷港臺的流行文化，消費主義暗湧。
《陽光燦爛的日子》 1994 年上映
我們都處於青春的躁動與困惑中，經常牛仔褲配褪色綠軍裝，斜揹著父親留下的舊軍挎，裡面塞一本王朔的小說。這也是十足的虛張聲勢，我們壓根不敢和隔壁班的性感女生搭訕，倘若碰到街頭的小痞子，只會心砰砰亂跳，趕快騎車繞過。因為這部電影，姜文就像王朔、崔健一樣，成為我們心中的文化英雄，他們大膽、個性鮮明，玩世不恭又充滿真誠。
夏天結束了，我進入大學讀書。波普爾、哈耶克、李普曼、加繆、胡適、陳寅恪，這一連串知識分子突然進入視野。我對他們的博學、道德堅持，大為歎服，認定它比那種懵懂的青春衝動更值得追逐。我甚至開始反感王朔式語言，認同一位上海學者的分析——王朔在摧毀偽崇高時，也破壞了真崇高，他的反叛姿態背後，是對特權的迷戀。這也影響了我對《陽光燦爛的日子》的看法，成長起來的少年坐著凱迪拉克穿過長安街時，它像是對特權的另一次炫耀，他們昔日是北京的中心，如今仍然是。我開始著迷一種知識分子姿態，要批判社會、嚴肅、深刻、抽象化，而非玩世不恭。我不喜歡他們展露出的反智傾向。
姜文仍偶爾進入我的視野。1998 年初夏，他在排演一幕名字很長的話劇時，一位記者朋友帶我去探班。舞臺上的他，氣場依然懾人，他龐大而傲慢，令人同時心生羨慕和排斥。接下來，我買過盜版的《鬼子來了》，在電影院看過《天地英雄》，帶著期待買了《太陽照常升起》的票。
我對這部電影感受複雜。我沒看懂一些段落，對另一些段落無比著迷。陳沖扭動的臀部，黃秋生所唱的梭羅河，都讓我再難忘卻。久石讓的配樂在我腦中盤旋多日，也讓我想起《陽光燦爛的日子》中的《鄉村騎士》，姜文在無意中塑造了我的音樂趣味，我喜歡古典音樂多半緣於他，且是這種抒情、甜美型的曲風。後來才知道在 19 世紀末的意大利，《鄉村騎士》像流行歌曲一樣流行。
“他寫了一首詩”，我的一個朋友走出影院後說。這是 2007 年秋天的北京，我對詩沒太多興趣，一心要捕捉時代精神。北京正沉浸於一種亢奮中，90 年代的少許閒散讓位於技術、商業驅動的忙碌。對外部世界的謹慎試探，變成對全球化的擁抱，即將到來的奧運會是這股潮流的頂峰圖騰。讓我興奮不已的是對這歷史性變遷的描述，分析一個大國崛起時的規模與力量，崛起背後的犧牲與陰影。姜文表現出的一切，顯得過分私人化。它既沒如《鬼子來了》一樣獲得國際獎項，也未在中國觀眾中激起廣泛共鳴。我還記得一則報道，姜文怒斥了那些說看不懂的觀眾，他還不厭其詳地羅列影片動用了多少飛禽走獸，空運了多少鮮花，鋪設了怎樣的軌道，連劇中的嬰兒都是他剛出生的兒子等種種細節。他對於電影有一種罕見的狂熱，對每個細節都有偏執狂式的要求。他似乎做了一桌大菜，客人卻不太動筷子，吃相不夠盡興。
三年後上映的《讓子彈飛》，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它激起了公眾的情緒浪潮，創造了中國電影史上新的票房記錄。我卻感到不安，比起《太陽照常升起》，這部電影中的一切都顯得過分恰當，它的戲謔與嘲諷，與興起的互聯網話語系統不謀而合，它對人性與歷史之解釋，吻合了人們的普遍思維——中國社會、中國人一直如此。它如此聰明、如此消解、如此流暢，讓人感受不到人與歷史的質感。
《讓子彈飛》 2010 年上映
它把姜文推到一個奇特位置。自 1985 年出演第一部電影以來，他似乎能通過影像俘獲每一代中國人的心。在一個情感復甦、重新理解傷痕的八十年代，他是屏幕上的末代皇帝、飽受屈辱的右派知識分子、情慾熾熱的西北漢子……在那個電影是主要的娛樂與教育來源的時代，這些形象進入每一個家庭記憶，20 歲出頭的他就成為全民偶像。在急劇轉變的 90 年代，他又成為倒賣衣服的小販、魯莽的書商、漂泊在紐約的音樂家，儘管此時電影院線衰落了，被錄像機、VCD 取代，但姜文仍進入千家萬戶。更重要的是，他還蛻變成橫空出世的年輕導演，穿梭於威尼斯與戛納。與八、九十年代的國際視野中的中國敘事不同，姜文逃離了那些熟悉的意象——黃土地、歷史創傷、被遺忘的邊緣人……他在慶祝青春與力比多，儘管隱去了幕布背後的殘酷與荒誕，在處理歷史創痛時，用的是一種戲謔、超現實的視角。他已被稱作“中國的馬龍·白蘭度”，也有潛質成為中國的賽爾喬·萊翁內或科波拉。
21 世紀到來時，他遭遇了短暫挫折，如今卻又回到舞臺中央。電影再度為大眾文化的中心，與八十年代不同，湧入影院的觀眾不再來自一個匱乏世界，他們都飽受過剩信息之苦，培養出老練消費者的挑剔。這挑剔並不意味著直線進步，它可能是新的盲從，甚至失去了匱乏時代的樸素，他們以為自己無所不知，把陳詞濫調誤作聰明。
一個沉浸在自己世界的姜文，卻把握住了這股新潮流。這是令人驚異的成就，年輕一代的觀眾很少知曉《芙蓉鎮》與《紅高粱》，那是父輩記憶，按照時髦的說法，幾乎算是古代了，與清朝、明朝沒太多區別。姜文說“要站著把錢掙了”，他不容分說地把手摁在劉嘉玲胸脯上，他與周潤發的鬥智鬥勇，他高速的、無厘頭式的對白，快意恩仇後翩然離去的瀟灑，都讓年輕一代亢奮不已，這就是他們想過的人生，武斷又自由。時年 47 歲的姜文不僅回到中心，還毫不費力再度成為男性荷爾蒙的象徵，這象徵與 22 年前的西北漢子不同，後者是莽撞、血性、不顧後果，如今則精明過人、全身而退。
也因此，《一步之遙》尚在拍攝時，就引發高濃度期待，一家新聞雜誌連片花也沒看過，就評它為年度電影。姜文是始終蘊涵高度矛盾又始終閃耀的存在，在一個迷戀大眾與數量的時代，他表現出某種個人英雄主義；在被高度工業化的電影業中，他以彰顯個性聞名；在娛樂人士都不同程度取悅媒體時，卻總傳來他激怒記者的消息；當崔健早已唱過“新的時代到了，再也沒人鬧了”時，他總是能以一種突兀的方式，引發議論與誤解，引來無窮的仰慕。
《一步之遙》 2014 年上映
與眾人期待的不同，《一步之遙》引起的困惑要多於讚歎。它是一個充斥各種戲仿、隱喻、詮釋、誇張、戲謔的後現代敘事，你必須瞭解足夠多的電影史、導演的個人感受與思考，才能更好地進入，否則就像是精美卻凌亂的拼貼，你要費力地與自己的分神糾纏。姜文以忠於自我著稱，但這一次，這個自我很難讓人區分，是華麗，還是混亂。
二
人未出現，聲已傳來，渾厚、富有穿透力，還帶著姜文式的不容置疑。我正在看那幅老北平地圖，密密麻麻的線條與衚衕名，通往另一個時空。這是《邪不壓正》的發生地，經由《讓子彈飛》中的鵝城、《一步之遙》的上海，姜文將民國三部曲的最後一站置於 1936 到 1937 年的北平，一個俠客在暴風到來前夜的復仇與愛情。
研究地圖也是為了去除不安。這個一推再推的採訪，令我心生不滿，姜文任性，他總是在一個時間確定之後，又推翻了它，不羈的心情，似乎連他自己都無能為力。而他身邊的人，也樂於縱容這種任性。
作為一個媒體人、一個知識分子，或許還有男性，對他有一種下意識的牴觸，一方面想反抗他的優越感與驕傲和那種溢出的權力感，另一方面又對他充滿欽佩。在重看他的一些影片時，我為他的才華驚歎，他如此年輕時就可以處理如此複雜多樣的感受。你當然可以批評他的某些切片，卻不能不驚歎他多年來創造力壘砌的高地。不過年長 13 歲，他好像比我多經歷了好幾個人生，在一個又一個經典形象和動人畫面中自如穿越。
隨著聲音的傳來，屋內氣氛陡然變化。工作室和宣發公司的人頓時陷入慌亂，他們不清楚姜導將從屏風的左側還是右側穿過，場面失序，彷彿一場龍捲風將至。我突然想起曾看到過的一個描述：姜文在片場時像個“暴君”。
眼前的姜文不如印象中那麼高，仍強壯有力，深藍色的短袖T恤被撐滿，少許的胡茬兒和鼻樑上架著的圓框眼睛又有一種別樣的氣息。我們握手，寒暄，我的緊張突然消失了，刻意保持的鎮定變成了真實的鎮定，不知為何，覺得這會是一次必定不糟糕的採訪。
姜文表現出某種老派的周到，聽聞我與張北海一起喝過威士忌，特意準備了一瓶 Lagvulin 8 年，它的泥煤味讓我著迷。他還邀來我們共同的好友以使見面更為自然。不過，他主導性的風格與傳聞中的一樣，從壽司的吃法、伊頓公學、夏威夷的酒店管理到癌症治療，他無一沒有看法。所有人也習慣性地附和，他龐雜（未必準確）的知識、確信無疑的口氣，讓人不知如何應對，況且，人人也都知道與他爭辯的結果。
訪談設置在客廳的窗前，我們並排坐在高腳凳上，前臂正好搭在長條案上，眼前是三里屯那些沉悶的高樓，午後的陽光正燦爛。這也是姜文的安排，他希望鏡頭對著他的後側面。他把殘存的威士忌倒入我的咖啡杯裡，說鏡頭中有酒不好，訪問就開始了。
《十三邀》第二季第 13 邀：許知遠訪談姜文
我們的談話從對時間的感覺開始。“你看，那是尼泊爾使館，有各種塑料盆，養花、種菜。那邊是沙特，他們連樹也沒有一棵”，姜文指著窗外說。這座涉外公寓與這些使館一樣，帶著另一個時空的氣息。
如何處理另一個時空，則是姜文創作中的永恆主題，不管是演戲還是導演，他都在展現一種歷史意識。他卻說，自己的時空是混亂的。“我沒覺得時間重要”，他說，“我有時候在想，是不是拍電影把自己的腦子、把時間給拍亂了”。對姜文來說，主觀的感受比客觀的存在重要。《陽光燦爛的日子》拍攝於冬天，他讓人用噴火器融化掉地上的冰，然後讓演員脫下大衣，穿上夏裝，儘管耿樂與夏雨背後的樹甚至沒有葉子，“你還是覺得很熱，這已經擾亂你對時間的認知了”。真實很容易擺佈，主觀感受反而更為真實。對於姜文來說，他的人生是按照參與的電影來編排的，所謂的現實生活倒退隱了。
他還說起新電影的創作源起，對老北平的看法，對民國的理解，他的歷史意識的形成……總之，歷史是一種不真實，是一個藉口，你借用它來表達自己的感受。
我熟悉他的語氣，它滿不在乎，又在不經意間流露出自己智識與經驗上的優越感。它是皇城人的自得與新貴們中心感的雙重混合，一種下意識的俯視感，一種“這都不叫事兒”的勁頭。少年時，我和同學們都曾刻意模仿。
我發現自己立刻被這語氣所裹挾。就像馬小軍被那些更年長、果斷的小混混吸引一樣，我也希望自己和姜文來一番對答，充滿北京大院子弟式的機鋒。這令人愉快卻也危險，彼此哈哈一笑後，往往什麼也沒說。比如說，我問他是否做自我分析，他說做，但比較難，就像揪著自己的頭髮向上拽，我又問他拽得怎樣，他指著自己的光頭說，這不是特意把頭髮剃了嘛。
這種機智把問題輕鬆劃過，也迴避了真實自我。這也是姜文令人好奇之處，在銀幕上表現出的一以貫之的才華、荷爾蒙與傲慢背後，真實的他到底是何樣？他是用驕傲來掩飾不自信，用衝突來消除羞澀，用不斷展現男子氣概來壓抑住自己的男孩氣嗎？
當說起母親時，姜文突然溫柔起來，他對無法處理好母子關係，感到無奈與遺憾。《陽光燦爛的日子》中的斯琴高娃，《太陽照常升起》中的瘋媽，她們都強悍有力，令兒子不知所措。這或許也是姜文對現實困境的另一種表達。當他興沖沖地拿著中戲錄取通知書到家時，媽媽只是提醒，他還有一盆衣服沒洗；當他想買一套新房給她住時，她拒絕搬出平房。他的所有努力與成就，似乎都贏得不了她的心。有那麼一瞬間，我都想拍拍他肩膀，說一聲，兄弟沒事，都過去了。
《十三邀》第二季第 13 邀：許知遠訪談姜文
這個柔軟瞬間轉瞬即逝，他立刻又變成了滿不在乎、一切皆知的姜文。他不關心電影票房、不關心觀眾的反應，不關心媒體的批評，不關心傳統的影響，一切皆是誤讀，藝術家只能表達自己。
我們在“傳統”的問題上產生了爭執。姜文以一種充沛的自信著稱。他 29 歲前往美國，見到馬丁·斯科塞斯、羅伯特·德尼羅時，沒表現出任何不安，在與正當紅的麥克·道格拉斯的合影上，身穿白色T恤的姜文挺著胸脯，帶著自信的微笑。這是 1992 年，中國仍處於開放的初期，幾乎所有中國藝術家與知識分子都處於嚴重的“西方焦慮“中。
這自信令人欽佩，或許也會導致某種封閉。姜文很少承認他人給自己的影響，除去讚揚過於是之的表演，他幾乎從未提及傳統——不管是中國的電影、戲劇傳統，還是歐洲、美國的電影傳統——對自己的影響。他的角色被謝晉、謝飛、張藝謀所塑造，他深受《美國往事》與《教父》的影響，《一步之遙》片頭更是對它的戲仿，但他總致力於傳達這樣一種印象，他就是他，他孤立於時間之外。只是偶爾，他承認奧遜·威爾斯是天才，因為他 25 歲就拍出了《公民凱恩》，而他自己 29 歲才開拍《陽光燦爛的日子》。
當我追問傳統對他的影響時。他反問說，什麼是傳統，是裹腳、不洗澡、賣孩子嗎？當我說於是之、英若誠就是傳統，他又反駁說，這在他心目中是“傳奇”，是打破傳統的“傳奇”。我理解他的觀點，又覺得他陷入了某種矇昧。這與一代人的成長經驗有關，他們的青春是在破壞，一種對傳統的藐視中成長的，這給予他們一種特別的生命力，不為固有觀念所困，敢於各種拿來主義，尊重自我經驗。可是誰也無法迴避問題的另一端：他們往往誤以為自己的經驗就是全部經驗，對更大的、可能迷失的世界，心懷牴觸。再與眾不同的自我，最終都將進入一個傳統的河流，所有人，不管你多麼富有天才，都是在共同寫一本世界之書。一個藝術家最成熟的階段，不是在彰顯自我，而是消除自我，融入人類文化的河流。
三
一個陽光明媚的午後，我去了內務部街 11 號院。那是姜文少年時代的家，他也將新電影的主角李天然置於此地，而非原著中的乾麵衚衕。
“乾麵衚衕沒有這麼好的宅子”，他說，他成長的院子曾是道光皇帝的六公主府邸。空間上的親近感，或許是《俠隱》吸引姜文的最初原因。這個北平與他熟悉的北京並不相同，他可以聞到《陽光燦爛的日子》中的味道，卻不能立刻接近北平，它的皇城遺緒，是另一種品味與節奏，它也是歷史紛爭的前線，像卡薩布蘭卡一樣，充斥著陰謀與焦灼。
內務部街 11 號六公主府
我在衚衕間穿梭，像尋覓一點北平。比如屋簷上槐樹的晃動、殘存的照牆。跟隨我的攝像機鏡頭與收音杆，引來了路人的注意。其中兩位對我的行為相當不屑，他們指著那些密密麻麻的電線，路邊停著的汽車說，北平安靜、人影稀疏，到夜間必須打著燈籠，這是滿人統治的遺產，漢人只能住在南城，內城只有滿人與漢人權貴才能居住，是特權的象徵。
這兩位五十上下，是出版社編輯，帶著老北京特有的傲慢。他們不僅斥責我，在聽說姜文要拍攝一部關於北平的電影時，不屑明顯增加了。他們覺得姜文沒什麼文化，怎麼可能處理這樣的題材，他們已多年沒進電影院，記得的姜文似乎拍過一個關於文革的電影，“對，就是《芙蓉鎮》”。
從乾麵衚衕穿過史家衚衕，就是內務部街。據說它在明代仍是花街柳巷，清代統治者將他們驅逐走後，才有了八大胡同的誕生，北洋時代因內務部設於此地而獲名。11 號院是其中最顯赫所在，在六公主嫁入之前，這裡是平定伊犁叛亂的明瑞將軍府。
一位在門口打盹兒的老人，自告奮勇帶我一遊。自 1950 年代初，他就住在此。他當然記得姜文，記得他相當淘氣，在院子裡竄來竄去，學習成績真是不咋樣。院內的空間令我大吃一驚，在擁擠、連排、典型違章搭建的平房的空隙裡，還能看到精美的長廊，空曠的院落，以及精雕細琢的一角房簷，足以讓人想象它當年的盛況。院中還有磚砌煙囪，穿過後花園的假山，有蘇式的灰色樓房，牆上掛著密密麻麻的電錶，煤氣灶與日用雜物都堆積在樓道中。小山坡上甚至有一個派出所，緊挨著連排屋簷出現在眼前，我的意識裡，一個調皮少年，正在這屋頂上跑過。
《十三邀》第二季第 13 邀：許知遠訪談姜文
這是一個壓縮的世界。整個 20 世紀的歷史，錯落無章，彼此重疊。突然間，姜文電影中的一切都得到了解釋，不管是末代的皇帝與太監、受辱的知識分子、從煙囪跳下的少年，還是在屋簷上跳躍的俠客，都可以在此得到呼應。
我也看到了姜文家昔日的平房，一把鎖封住了它，他的遺憾或許也鎖在其中。母親兩個月前離世，她的強悍性格深深地塑造了姜文，他用各種方式來理解與消解這種影響。
姜文或許不會承認這種分析，這僅僅是另一種誤讀。誰說一個人的成長只是被環境所影響，人性中神秘、不可理解的部分，總在催促不斷重新創造自我。人生另一個悖論是，每當你以為正在創造一種嶄新時，你不過是被歷史的回聲所召喚。我突然想起作家杜魯門·卡波特對馬龍·白蘭度的一段描述：他在東京看到了六十英尺高的電影海報，白蘭度的頭與最大的佛像一樣大，“一尊神，沒錯，可除此之外，他其實不過是個坐在一堆糖果上面的年輕人”。
正像歷史上很多傑出頭腦一樣，姜文只會突然變老，卻不會真正長大。他的魅力與侷限皆緣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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