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施耐庵的《水浒传》问世以来，潘金莲已然一个妇孺皆知的“典型”形象。在男权社会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的规范和束缚下，潘金莲被塑造成不守妇道、谋杀亲夫的负面形象，并在长久的文学流传中逐渐成为娼妇的代名词。这一负面形象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开始有了新的变化。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婚姻恋爱自主。
受此影响，潘金莲形象在欧阳予倩的话剧《潘金莲》中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解放女性。此后，为潘金莲翻案的艺术作品也随时代的发展呈现出多种形式：1998、2011版电视剧《水浒传》的重新演绎，2016年电影《我不是潘金莲》借用潘金莲母题生发的多重探讨和解读，都在潘金莲形象塑造的嬗变中触摸着时代的变迁和观念的更新。
今天，就以欧阳予倩的话剧《潘金莲》、电视剧《水浒传》、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为线索，探讨潘金莲形象嬗变的过程及意义。
一、欧阳予倩话剧《潘金莲》——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女性
古典小说《水浒传》中潘金莲的形象是封建礼教思想影响下塑造的典型形象。潘金莲勾结情夫西门庆谋杀亲夫，罪可当诛；武松顶天立地、为兄报仇、大快人心。潘金莲无疑被贴上了不守妇道、风流无耻的标签。鸦片战争的爆发使闭关自守的中国遭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同时也促进了西方文化的涌入与传播，千百年来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化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很多学者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反省。“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带动了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全面进步，以进化论为理论武器，以新旧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来切断传统，以个性解放和思想文化上的反叛传统为目标”，文学作品对五四精神的张扬成为时代的主旨。
在话剧界，胡适的《终身大事》、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欧阳予倩的《潘金莲》都是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下对女性解放的思考。胡适的《终身大事》中的主人公田亚梅追求自由恋爱，遭到父母的反对，她决定离家出走，自己主持自己的终身大事。郭沫若的《王昭君》《卓文君》《聂荌》“以妇女问题为突破口，矛头穿过封建父权、夫权和王权的盾牌，直指中国封建文化的精神支柱——封建伦理”。欧阳予倩的五幕话剧《潘金莲》则一反《水浒传》中潘金莲的娼妇形象，将她塑造成了一个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女性。
剧作剖析了潘金莲人生悲剧的原因：潘金莲原本是张家的丫头，张大户见她有几分姿色，硬要拿她收房，她执意不从，才被张大户出于报复许给又矮又丑的武大郎为妻。潘金莲对猥琐矮小的丈夫毫无感情，看到仪表堂堂的打虎英雄小叔子武松后，深深爱上并大胆追求他，而困于礼法的武松却对她严词拒绝。爱而不得的痛苦使她移情长相和武松有些相似的西门庆，当武松愤而杀她时，她不但不惧怕，而且临死还向武松热烈地表白，心甘情愿死在心爱的人手里。
“五四”是个颠覆封建礼教秩序的时代，新时代女性“对以往社会性别规范的否定，与弑父一代对封建政治、封建伦理乃至封建符号体系的否定基本一致，她们那离经叛道的行为和追求自由的勇气，是整个新文化运动社会风气的一部分”。欧阳予倩的剧作《潘金莲》用现代人的眼光，表现潘金莲在封建礼教摧残下的悲剧命运以及内心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无疑是在五四时代精神的烛照下对《水浒传》中潘金莲形象的重新阐释。
二、电视剧《水浒传》：社会生活中的弱势群体
文学与影视有着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关联，对经典名著进行改编是影视创作中的突出现象。进入新时期以来，对经典名著的改编成为影视剧的一个热门趋势，不但《四世同堂》《雷雨》《日出》《啼笑因缘》《围城》等现代经典搬上了荧屏，《水浒传》改编得较为成功的也有1998版和2011版两个版本。在这两个版本中，潘金莲的形象在原著故事情节的基础上做了适度的重新诠释。
虽然依旧是私通西门庆、毒杀武大郎等故事叙述，但突出刻画了人物的心理和情感世界，把潘金莲从安分守己、贤惠勤快、善于持家到见到武松之后的内心波澜、爱意萌生、大胆示爱，被拒后恼羞成怒，然后遇到西门庆之后的感动、动心、情感满足和无以自拔，对武大郎的厌恶与日俱增，最终在王婆的挑唆下毒死武大郎，酿成无可挽回的悲剧。整个过程展现得细致入微，既刻画了潘金莲陷于情欲、谋杀犯罪的恶的一面，又把潘金莲内心的痛苦、压抑、失落、不甘及一步步沉沦的原因演绎得丝丝入扣，突破了原著中“娼妇”标签的片面化塑造，深入到人性深处，把潘金莲的美与恶、悲情与矛盾、可怜与可恨诠释得栩栩如生、血肉饱满。
电视剧《水浒传》是在当代女性主义视角的观照下对人物做出的重新解读和改编，虽然新时期的女性地位有了明显提升，但女性在生活中遭遇性别歧视的现象依然存在，很多女性依然作为弱势群体承受着来自社会和家庭的重重压力，在无爱的婚姻中痛苦徘徊。虽然她们原本善良贤惠、任劳任怨，但所遇非人的空虚失望、为了面子或孩子的隐忍压抑、对爱情和幸福的渴望，往往使她们在压抑中扭曲了本性，在追寻中迷失了自己。基于此的影视改编在普及经典名著的同时，对角色的重新诠释可以使观众深入思考女性的社会角色和人格意义，思考女性生存的价值确立和精神追求。
三、电影《我不是潘金莲》：对社会作出抗争的勇敢女性
2016年，根据刘震云的同名小说改编、冯小刚执导的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上映。该影片汇聚了范冰冰、郭涛、大鹏、张嘉译、于和伟、张译、赵立新等著名演员出演，上映之后就引起了各界热议，评论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之进行了解读和思考，有的从电影拍摄艺术角度，探讨圆形画幅镜像的创新；有的从社会众生相、官场百态来剖析；有的分析冯氏喜剧在电影中的延续，可谓众说纷纭、众声喧哗。在此仅就片中李雪莲的形象做简单分析。
影片的主人公叫李雪莲，是个没读过多少书、没有什么法律知识的农村妇女。原本她和前夫为了在县城多分一套房子，商量好假离婚，但办了离婚手续之后，前夫竟然很快和别的女人在新房子里结婚了，假离婚成了真离婚。被抛弃的李雪莲咽不下心中的窝囊气，开始告状，但离婚手续是合法的，法院维持原判。李雪莲去找前夫讨个说法，却被前夫当众一句“你是李雪莲吗？我咋觉得你是潘金莲呢”给顶了回来，再次燃起怒火的李雪莲从此不依不饶，把告状当作了生存的动力。十年间，她从镇告到县、从县告到市、从市告到省、从省告到北京，直到前夫意外身亡才停止告状。
在影片中，其实只是借用了潘金莲这一母题，若说李雪莲和潘金莲的相似之处，大概只是李雪莲也长得漂亮，以及因为漂亮身边也围绕着觊觎其美色的男人赵大头、老胡等。而她既没有婚后出轨，更没有谋杀亲夫，反而是被丈夫抛弃。影片故事其实和原著中的潘金莲没多大关系，但这一母题的借用却是整部影片情节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而且对刻画人物性格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影片主人公的名字是李雪莲，雪莲象征着纯洁、圣洁，而潘金莲则是不正经女人的代名词。
李雪莲的前夫之所以毫无内疚、振振有词地抛弃了李雪莲，是因为李雪莲婚前与别的男人相爱过并且失去了贞洁，所以前夫以此判定了李雪莲的品质作风问题，毫无愧疚地认为李雪莲一切都是咎由自取，不但摆脱了自己移情别恋的过错，而且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当众羞辱、否定了李雪莲。李雪莲原本只想前夫向自己道歉获得心理的平衡，结果不但没得到道歉，还失去了名声，旧怨新恨，使她的心更加失衡，只有通过坚持不懈的告状来为自己讨个说法。
在影片中，李雪莲是个很执拗、很拧巴的人，认准了死理九头牛拉不回，其实她的拧巴是因为她行动的内心驱动力一直是矛盾的：啥也不怕、敢进省入京，十年坚持，只为还自己一个清白，这是当代女性意识的觉醒，是她们勇敢地捍卫自己的尊严做出的抗争；但这抗争的缘由却是因为被污蔑为潘金莲，极力要自证清白，是因为内心传统意识的影响下对潘金莲淫妇标签的误读，实则是活在别人的眼光中、活在世俗的名声贞洁规范下的自我约束。这种看起来相悖的人生观、价值观实则是李雪莲们在传统和现代意识之间犹疑、迷茫，还未找到真正自我价值确立的矛盾。
偏僻的乡镇、根深蒂固的传统意识使她迷失，当代女性意识对乡镇的影响、泼辣执拗的性格使她抗争，所以她的抗争虽然带着决绝果敢的姿态，却也缺乏理性的支撑，以至于经常像在演出一幕荒诞剧，李雪莲自己也常常在继续还是放弃间徘徊，但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心灵抚慰和认同的李雪莲，在对现实的一次次失望后，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继续告状的道路。其实有很多次只要一个小小的安慰，她的心就会得到安宁和平静而终止这种近乎疯狂的行为，如果她的前夫当众给她一句道歉；如果赵大头没有利益的驱使，能给予她一份纯净的爱情……但冷漠和现实的打击，使她无法平息心中的不满，只有通过告状来进行抗议。
影片结尾，李雪莲因为前夫的意外离世，失去了告状的内心动力，撕心裂肺地哭过、又自杀未遂后，她终于真正地放下过去，也在内心与自己和解，离开家乡，在北京郊区开了一家小饭馆，过起了安宁正常的日子。这时候的她，无怨无恨，远离家乡的一切人和事，彻底忘记过去，不再活在别人的眼光和评价里。历经坎坷和心灵磨难的李雪莲，终于不再纠结于自己是潘金莲还是李雪莲，活得坦然，活得洒脱，活出了自己，也找到了自己。
纵观从文学原著到影视话剧改编中潘金莲形象塑造的嬗变，无论是欧阳予倩的话剧中令人耳目一新的重新塑造，还是新版电视剧中更细致人性化的诠释，抑或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中借用潘金莲母题作为情节推动力的巧妙演绎，都使得这一文学经典形象随着时代精神和观念的更新而不断呈现出新的意义。
参考文献：
谭好哲等：《现代性与民族性》
魏建、吕周聚：《中国现代文学新编》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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