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的大變革家商鞅，說過一段意味深長的話：
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
擋人財路的性質極其惡劣，這話說得簡直讓百姓們同仇敵愾，商鞅也為此背了黑鍋。那麼這話當真是他本人所說嗎？
商鞅在立下變法大功後，被秦孝公賜商於之地為食邑，人稱“商君”，該言論正出自《商君書》。
後人對此書爭議頗多褒貶不一，而且對作者也未能取得統一意見：
一、商君書是偽託商鞅之名所作。
二、確是商鞅本人所作。
三、是後人集結商鞅和其他法家思想，編撰的合集，並非出自一人之手，甚至不是同一時期成書。
徙木立信是為確立商法權威
個人認為第三種觀點可能性較大，可以儒家發展史為類比。經過董仲舒、朱熹程頤、王陽明等人的持續增添強化，儒家思想與初創時期早已似是而非。
拋開爭議不提，這個“弱民強國”到底對不對？
用在當初確為良策
商鞅所處的時代是大爭之世，在秦孝公身後是一個貧弱殘破的秦國，經常處於被山東六國合夥群毆的尷尬境地。即便是在秦國內部，也有甘龍為首的一批舊貴族佔據權力核心，這就形成了國君和貴族分權的狀況。
劇照
弱民之策，同樣適用於弱化權貴階層，為的就是兩個字——集權，是集中在君王一人手中。
對於民眾，其用意是讓他們掙扎於貧富之間，如果不許民富，民眾就會喪失希望，不去努力奮鬥；如果讓民過富，一味享受安樂也會丟棄上升動力。這與“塑造中產階層”的觀點高度相似。
由此可見，商法並非將民“一弱到底”，弱得讓百姓們吃不上飯，這是誤判。商鞅變法後，秦國百姓初獲溫飽才是事實。
正因商法深入人心才會取得巨大成效
他認為只有將民眾生活水平維持在不高不低的狀態，才會激發民眾對“獎勵耕戰”的興趣。只有農民不斷勤力耕種，戰士奮勇作戰，國家才會強大。
法家崇尚的是“性惡”說
戰國時已經“禮崩樂壞”，單憑仁義道德維持秩序的可能性已不復存在。
商鞅認為：
民之性，飢而求食，勞而求佚（逸），苦則索樂，辱則求榮。
民之生，度而取長，稱而取重，權而索利。
收效最大證明商法的正確
用白話表述，就是缺什麼追求什麼。人的慾望就是追名逐利，人的所有行為都建立在“好利”的基礎之上。入仕則追求高官厚祿，務農則盼著良田萬頃。
在這種利益驅動下，如放任其野蠻生長，那麼將會“農不思耕”，大夥都去追逐發大財的路子，田地沒人種了，秦國以農為本的治國理念亦被架空。其二，那些集中了大量財富和權力的人，會進一步爭奪名聲地位、擴大權勢，這對秦公成為潛在威脅。
因此商法弱民，就是為了監控和打壓，將其約束在可控的框架之內。
這絕不是說包括商鞅在內的法家學說，要將民眾弱到居無片瓦、衣不遮體。法家還是鼓勵百姓們豐衣足食的，只有這樣才能保持治安穩定。法家認為，物質生活直接影響人們的道德觀念，當物質需求被充分滿足時，就會產生更高層次的精神需求，如行仁義重道德。
法家先驅管仲就曾說道：
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
多麼光輝的思想，知書達禮、道德榮辱都要建立在保證基本生存需要這個基礎之上。
收復函谷關是變法高峰
備受抨擊的“弱民”律法
秦法嚴苛，被視為“暴秦”標誌。就連清末民眾那種麻木不仁無國家性的狀態，也統統歸咎於法家的嚴刑律法。
那麼反問一句，雄漢盛唐民眾蓬勃、將士奮勇，是因無法乎？律法是工具，如何使用、用到何種程度至關重要。
商鞅正處天下大亂，各國紛爭的時期，厲行嚴法的約束效果遠高於已經“崩塌”的仁義禮教，只有這樣才能將秦國納入正常發展的軌道，故有“亂世用重典”之說。
法無萬世不變之法，以沒落清朝之法，跨越千年鞭笞秦時商法，或有牽強。
施法恰當故秦兵奮勇
法既如此，弱民之術亦如此
滄海橫流，早已天翻地覆，大爭已變盛世。
秦時商法到如今不知換過多少茬，國家形態、道德標準、思維觀念進化到完全不同的層次。再以商法生搬硬套固然是形而上學、貽笑大方，然以今時標準再去評判商法，亦是張冠李戴、漏洞百出。
如果商鞅有靈能知今朝狀況，定會老臉一紅：“昔日那套舊古董，大夥就別再惦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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