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鐘山位於今江西省九江市湖口縣，正處在鄱陽湖與長江的交匯處。這樣一座相對高度只有40米的小山，取什麼名、有什麼講究，其實並不重要。但從蘇軾的著名散文《石鐘山記》之後，它的名稱來歷似乎就成了個大問題。
石鐘山
蘇軾說，石鐘山得名是因為其音，山下多孔穴，水湧入穴，則“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他因此嘲笑扣擊兩石聽聲音的李渤。如今石鐘山被稱為“中國千古奇音第一山”，可見大多數人信服蘇軾《石鐘山記》。數百年以後，清代的俞樾和曾國藩認為蘇軾的說法也不對，曾國藩在《石鐘山名考異》和日記中說，石鐘山下有洞穴，“深不可窮，形如覆鍾”，因此“鍾以形言之，非以聲言之”，俞樾說“全山皆空，如鍾覆地，故得鍾名”，說“東坡當日，猶過其門，而未入其室也”。
論形的曾國藩、俞樾和論聲的蘇軾，哪個更正確？
（一）鍾名何來：從酈道元到李渤
元豐七年（1084）正月，宋神宗出御札，蘇軾由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移官汝州（今河南臨汝）團練副使。五年前蘇軾遭遇“烏臺詩案”，在鬼門關上走了一遭。他原以為會久困黃州度過後半生，已經安心在東坡平整土地、種植糧蔬，自號東坡居士。不料又得調令，他趁機走親訪友。弟弟蘇轍受烏臺詩案牽連，被貶為監筠州（今江西高安）鹽酒稅，蘇軾赴筠州和蘇轍同過端午，還和友人參寥同遊廬山，寫下了《題西林壁》。當時恰逢長子蘇邁被任命為饒州德興(今江西德興)縣尉，蘇邁參加科舉考試之後首次得官，這是蘇家的一件大事，因此蘇軾繞道和兒子同行，到了湖口再分手。
六月初九（公元1084年7月14日），蘇軾終於和蘇邁一起“得觀所謂石鍾者”。這一路上蘇軾的心情是極為振奮的，因此《石鐘山記》行文中透露出曠達自適的意味，與他此時的積極情緒有關。
蘇軾的《石鐘山記》以議論為主，間以寫景，主要內容是對石鐘山得名的探究。他以李渤的《辨石鐘山記》開頭，重複了酈道元和李渤的觀點：酈道元認為是微風鼓浪、水石相搏，從而形成鐘聲，李渤則認為由於山石材質奇特、扣擊之聲神奇而得名。蘇軾考察之後，發現山石多竅穴，“微波入焉，涵澹澎湃”，發出極大聲音。因此總結說，酈道元說得太簡單，而“笑李渤之陋”。
首先要說明的是，現存的桑欽《水經》根本沒有提到石鐘山，更找不到“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這句話，酈道元《水經注》也查閱不到蘇軾《石鐘山記》中所說的“酈元以為下臨深潭，微風鼓浪， 水石相搏，聲如洪鐘。”蘇軾引用《水經》和酈道元觀點的內容照搬自唐代李渤的《辨石鐘山記》，後來談到石鐘山的各位學者也並未去翻檢《水經注》，而是直接引用蘇軾的說法，把“水石相搏說” 牢牢地扣在酈道元身上，這倒像是酈道元的一樁“不白之冤”。不過，也有可能是否在唐代以後的《水經》和《水經注》中，這一段落恰好都佚失了。
山東青州酈道元像
酈道元是否研究過石鐘山名的來歷，如今已經不得而知，不過唐代的李渤確實嚴肅地提出了這個問題：石鐘山得名原因是什麼？李渤的《辨石鐘山記》遠不如蘇軾的《石鐘山記》有名，但不可否認的是，如果沒有兩百多年前李渤的《辨石鐘山記》，蘇軾絕對不會在某個月夜泛舟石鐘山。李渤才是那位真正把“石鐘山”發掘為著名景點的“元老”。
在唐代官員中，李渤是不大起眼、又有些事蹟流傳的一位。《全唐詩》中存詩五首，並不算多。他曾經擔任江州（今九江）刺史，如今九江還有李公堤，這是當年李渤留下的勝業。遊石鐘山不過是這位“父母官”順路為之。他在遊覽之後寫了一篇短短的《辨石鐘山記》，歐陽修曾經見過這篇文章的原本或拓片，收進了他談論三代以來金石遺文的《集古錄跋尾》中。歐陽修稱讚李渤的文章“有幽人之思”，書法水平並不算特別高明，不過“亦不為俗態”，稱得上雅緻，這篇作品堪稱“忘憂之佳玩”。
九江李公堤景色
《集古錄跋尾》
歐陽修與蘇軾關係密切， 嘉祐二年(1057)，蘇軾參加會試，歐陽修為權知禮部貢舉，正是他放蘇軾“出一頭地”。 無法判斷蘇軾有沒有看過歐陽修編集的《集古錄跋尾》，但可能性是很大的。即使之前不知道這篇短文，到了九江自然也就知道李渤與石鐘山的故事了。因此，蘇軾是“有準備地”去遊覽石鐘山的。
（二）曾國潘和俞樾：蘇軾之“誤”？
李渤以山石材質為命名原因，正面臨蘇軾所說的問題：“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鍾名，何哉？”能夠發出響亮清越聲音的石頭未免太多，中國從遠古時期起就以石磬為重要的打擊樂器，何處石頭不能響，這裡偏偏以石鐘山為名，確實很奇怪。
曾國藩和俞樾的以鍾為形的觀點，初初一看，似乎更加合理。石鐘山下多孔洞，山腹中空，這很可能正是石鐘山得名的由來。俞樾在《春在堂隨筆》中記錄了親家翁彭雪琴侍郎的說法：
餘居湖口久，每冬日水落，則山下有洞門出焉。入之，其中透漏玲瓏，乳石如天花散漫，垂垂欲落。途徑蜿蜒如龍，峭壁上皆枯蛤粘著，儼然鱗甲。洞中寬敞，左右旁通，可容千人。最上層則昏黑不可辨。燭而登，其地平坦，氣亦溫和，蝙蝠大如扇，夜明砂積尺許。旁又有小洞，蛇行而入，復寬廣，可容三人坐。壁上鐫“丹房”二字，且多小詩，語皆可喜。如雲：“我來醉臥三千年，且喜人世無人識。”又云：“小憩千年人不識，桃花春漲洞門關。”無年代姓名，不知何人所作也。蓋全山皆空，如鍾覆地，故得鍾名。
彭玉麟像
彭雪琴即彭玉麟，曾任清朝的太子少保、兵部尚書。俞樾應該是贊同自己親家翁說法的，問題是彭雪琴的說法顯得誇大其詞，令人懷疑。這麼多年過去，除了彭雪琴，誰又曾在石鐘山裡的石穴見到所謂“我來醉臥三千年，且喜人世無人識”的詩句呢？漲水時期，山洞都會被淹沒，這些鐫刻在石上的詩句又是如何保存下來的？有趣的是，曾國藩在日記中恰恰記錄了和彭雪琴入石鐘山考察的事情，當時彭雪琴是曾國藩的下屬，曾國藩可沒說到什麼“丹房”、“小憩千年人不識”：
傍晚，與雪琴棹小舟至石鐘山下觀石洞。絕壁之下有洞口，口外有昔人珍玉璧四字。攀洞口而入，可數十丈，仍由東大石下出洞口，大石即東坡記中所稱可坐百人者也。石鍾者，山岩中空，其形如鍾。東坡記嘆李渤之陋，不知坡亦誤也。上鐘山之下，亦有深巖，餘未及遊。燈時歸。
九江石鐘山的曾國藩像
彭雪琴的說法，有過於渲染之疑。曾國藩根據自己親自考察，得出“坡亦誤”的結論。是否比蘇軾考察得更深入的曾國藩，代表了石鐘山得名的正確結論呢？
（三）山名背後：莊學與理學
蘇軾到石鐘山時水勢較大，不能進入山中洞穴一觀，因此並不知道山腹中空。蘇軾曾詢問寺裡的僧人，僧人接受的是李渤的觀點，派童子持斧扣擊石塊，發出硿硿聲，可見當時石鐘山“以形得名”的說法還不廣泛。曾國藩和俞樾所持的“以形為名”的觀點就面臨這樣的質疑：如何能保證千百年前給石鐘山命名的人就一定知道山腹是空的？即使他們知道山腹中空，又怎麼能確定他們一定會聯想到鍾？畢竟國內山腹中有洞穴的石山那麼多，以石鍾命名的山卻很少。說石鐘山因形得名，固然有其合理性，但並不是唯一的解釋，不能作為“標準答案”。曾國藩所謂“坡亦誤”，邏輯不夠完滿。
蘇軾偏向於“以聲得名”之說，
一方面是因為李渤的《辨石鐘山記》，形成了心理預設：他所要驗證的，是酈道元和李渤的兩個說法，哪個更正確，另一方面，則關乎於蘇軾本人的審美傾向——石鐘山的得名，不僅僅是“真”的問題，還是“美”的問題。
石鐘山的蘇軾像
蘇軾在月明之夜所觀察到的石鐘山有什麼特點？夜色之下見到的山形，“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考慮到石鐘山相對高度不過四五十米，蘇軾的描述無疑是一種詩意的誇張。更令他產生無窮想象的是所聽到的“山音”，有生靈之音，棲鶻磔磔雲霄間，鸛鶴叫聲響于山谷；有自然之音，山石“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
夜深人靜時，萬籟俱寂，蘇軾與兒子蘇邁、舟人泛舟於遼闊的水上，注意到水石相激的聲音洪亮而別有韻味。有人曾說，蘇軾為什麼要在光線不好、行舟不便夜間才去遊石鐘山？很可能蘇軾當時要驗證酈道元的“水石相激發聲”的說法，夜間才便於感受石鐘山之聲。
石鐘山景色
在中國古代士人心目中，音樂表現著人的內在心靈，有著極其超然的意味，《禮記》說“知音而不知樂者，眾庶是也，惟君子能為知樂。”對自然之“樂感”的發現，則可以追溯到莊子。莊子認為自然是“道”的體現，他推崇自然，“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把“
與天地精神獨往來”作為理想。從魏晉時期開始，接受莊子思想的士人們就“以玄對山水”，希望從自然景物中領悟宇宙和人生的本質，對自然的欣賞折射出士人們超脫玄遠的生活態度和精神境界。蘇軾顯然也接受了莊子思想，他對藝術的追求是“天工與清新”，讚賞“行於簡易閒澹之中，而有深遠無窮之味”，強調超然、自得、天成之韻，恰如同莊子在《齊物論》所說的“天籟”。 莊子說，“地籟則眾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而天籟是天然發出的聲音，是音樂的最高境界。十多年後的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五日（1101），蘇軾從謫居的海南儋州回返，路過江西南安，此時離他生命的終點只有半年時間，司法掾吳君拿出《石鐘山記》給蘇軾看，蘇,寫了《跋石鐘山記後》：
錢唐、東陽皆有水樂洞，泉流空巖中，自然宮商。又自靈隱下天竺而上至上天竺，溪行兩山間，巨石磊磊如牛羊，其聲空磬然，真若鐘聲，乃知莊生所謂天籟者，蓋無所不在也。
蘇軾在石鐘山感受江水穿石，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這是一種人與浩蕩無垠的自然相融相合的體驗。水起、風聲、石響，這就是“莊生所謂天籟”。
曾國藩是晚清時期的理學名家，彭雪琴也是理學中人，
理學是“社會之心”，與莊學的“超越之心”針鋒相對。即使晚清時期的理學和宋代的理學有所差異，卻都有“重道輕文”的特點，理學家們難以體會到詩人們的詩意和胸懷。比蘇軾大四歲的程頤看不起杜甫的詩歌，說“能言詩無如杜甫，如雲‘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如此閒言，道出做甚？”曾國藩和彭雪琴也未必能感受到蘇軾月夜遊於赤壁之下“浩浩乎如馮虛御風”、“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的情思。這就是詩人和理學家之間的不同：詩人眼中只有詩，理學家眼中全是理。有趣的是，蘇軾的《石鐘山記》本身就與當時北宋的理學“氣場不合”。張載和程頤與蘇軾生活在同一時代，比蘇軾年紀略長，他們把“知”分為先天具有、靠內心體悟的“德性之知”和後天的、需要依靠耳目見聞培養的“見聞之知”，張載說，“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聖人儘性，不以見聞梏其心”，程頤認為“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為得。得者，須默識心通。”
二程貶低“見聞之知”，認為這與真正的學問無關。蘇軾則強調“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這倆人唱的分明是“對臺戲”。兩年之後蘇軾因為司馬光的喪禮嘲笑程頤說“伊川可謂糟糠鄙俚叔孫通”，程頤也在蘇軾長子蘇邁的官職上“使壞”，雙方的交惡似乎在《石鐘山記》裡就隱隱約約能看見苗頭。
我們可以提出一個假設：如果蘇軾到達石鐘山下，正是白天，正是枯水季節，蘇軾恰好進入巖洞，看見山腹之中的闊大洞天，他會採納“以形命名論嗎”？可能會，但更可能不會。
相比以外形論，以“天籟”論顯然高妙得多。為什麼要放棄一個相當雅緻的命名原因，去認可一種淺白的、無甚意趣的理由呢？蘇軾曾說，“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論山名以形似，難道不是“見與兒童鄰”？山形如鍾與天籟之音，顯然後者更有意趣、更近玄遠之“道”，更能得到文人的青睞。（四）感念蘇軾
遊石鐘山一年之後，宋哲宗即位，高太后臨朝聽政，蘇軾時來運轉，重新被起用，很快成為朝中大員。之後他認識了米芾，米芾是湖北襄陽人，恰好有一塊用石鐘山之石製作的硯臺，可見蘇軾與石鐘山有緣。他特意寫了《米黻石鐘山硯銘》：“有盜不御，探奇發瑰。攘於彭蠡，斫鍾取追。有米楚狂，惟盜之隱。因山作硯，其詞如隕。”
如今的石鐘山，大半名聲因蘇軾的散文而起。客觀地說，因為時間久遠，石鐘山得名的由來已經難以說清。無論是曾國藩等人以形論，還是蘇軾以聲論，或者有些研究者提出的形聲結合論，反映的都只是提出者本人的立場，與真正的得名原因無關 。這場持續數百年的爭議，在增加石鐘山的意趣、成就了石鐘山的名氣上，倒也不能說全無意義。正因為蘇軾等人，才把石鐘山變成了一座“文化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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