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八王之乱引发的五胡乱华，彻底埋葬了西晋政权。衣冠南渡后，琅琊王司马睿在南北方士族的共同拥戴下，登基称帝，建立东晋王朝。东晋作为西晋的延续，理论上应该和北方所有的胡人势力，不共戴天。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东晋朝廷交好五胡中的鲜卑，却仇视五胡中的匈奴和羯族。羯族首领石勒晚年曾送给东晋一批财物，以求跟东晋和好，但是被东晋拒绝，东晋还焚毁了那些财物，以示自己的决心。
东晋仇视匈奴和羯族，有个重要原因就是，匈奴和羯族是直接攻灭西晋的罪魁祸首。东晋焚毁羯族人求和的财物，坚决不与羯族和好的态度，与后来南宋被迫向北方的金国俯首称臣、委曲求全是完全不一样的。南宋就有学者借东晋对石勒的强硬态度，抨击南宋的软弱。
不过东晋对北方政权的强硬态度，也不完全是出于民族气节，跟八王之乱基本结束的终局之战有着重大关系。东晋政权和八王之乱的终局之战：司马越大战司马颖司马睿能在江东建立东晋，其实和参与八王之乱的东海王司马越有着很大的关系。因为司马睿是司马越的心腹，他出镇江东，就是奉了司马越的命令。司马越在八王之乱中最终胜出，控制了西晋朝廷。
为了巩固江东，以支撑朝廷，司马越遣司马睿和王导过江镇守江东，最终促使司马睿在王导联合南北方士族的支持下，建立了东晋政权。可见，司马睿能建立东晋，是和司马越的作用密不可分的。
司马越是司马睿建立东晋的重要纽带，甚至可以怎么说，东晋政权是司马越的人马和班底建立的。司马越死后，东海王府的许多名士精英，都跟着司马睿去了江东，后来都成为东晋初期的重要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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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朝廷既然和司马越有着这么重要的关系，自然也会继承司马越和北方胡人之间的关系。八王之乱的终局之战，就是东海王司马越和成都王司马颖两方的对决。司马越和司马颖对峙的态势，也影响到了东晋朝廷的许多政策，其中就包括东晋区别对待不同的胡人势力。
出自司马越东海王系的司马睿和王导建立的东晋政权，也就顺势继承了司马越的胡人政策。司马越拉拢、亲近的胡人，东晋就和他们交好；司马越仇视、痛恨的胡人，也就是司马颖的胡人盟友，东晋当然也会仇视和痛恨他们。
当八王之乱进入尾声时，只剩司马越和司马颖还在继续斗争，对战的双方，都引入了胡人势力。在荡阴之战中，司马越被司马颖击败。司马越战败后，非常不甘心，不久后指令部将-幽州刺史王浚，联合司马越之弟司马腾，一起起兵，再次和司马颖作战。王浚率领鲜卑、乌桓骑兵南下；司马腾除了向鲜卑部落求援外，还从并州劫掠了大量羯族人参战，同时还有一群由难民组成的乞活军。司马颖则引入匈奴的刘渊、刘聪势力支援自己，另外被司马腾劫掠并遭虐待的羯族首领石勒，也起兵支持司马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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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王之乱打到最后，就是以东海王司马越为首，鲜卑、乌桓、乞活军所支持的东海王系，和以成都王司马颖为首，刘渊、刘聪的匈奴势力和石勒的羯族势力所支持的成都王系。东海王系和成都王系双方打得不可开交，你死我活。斗到最后时，司马颖被杀，司马越病死，匈奴联合羯族攻入洛阳，攻灭了西晋。此后，刘渊和石勒先后在北方称帝，建立胡族政权。原先依附司马越的乞活军和一些部将，则继续留在北方对抗匈奴和羯族。
西晋灭亡后，同样出自东海王系的司马睿、王导在江东建立了东晋，他们继续执行司马越结好鲜卑、仇视匈奴和羯族的胡人政策，东晋坚拒石勒也就不足为奇了。东晋区别对待不同的胡人势力，就是源自司马越和司马颖大战时期，不同胡人支持不同的对象造成的。东晋由于司马越的那一段历史渊源，结好鲜卑、仇视匈奴和羯族，也是理所当然的。留在北方抗匈奴和羯族的势力，影响着东晋如前所述，司马越死后，和他有关系的人中，很多都留在北方对抗匈奴和羯族。如刘琨、段匹磾、邵续、慕容廆这些人，就是如此。这其中的刘琨、邵续，和司马睿一样，也属于司马越的人马，不同的是的，司马睿去了江东，而他们留在北方抗击胡人，其主要作战对象就是匈奴和羯族。而属于鲜卑势力的段匹磾和慕容廆，也坚持在抗击匈奴和羯族的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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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冠南渡后，随着局势的发展，司马睿已经是唯一能继承晋祚的宗室了。有鉴于此，北方抗胡势力都曾派代表劝进司马睿称帝。
司马睿称帝后，还和北方抗胡的势力在建康的代表，保持着特殊的联系，这些代表在东晋政坛，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刘琨派往建康的代表温峤，是平定王敦之乱的重要功臣之一，邵续派往建康的代表刘胤、刘遐在协助东晋平定苏峻之乱时出力甚多。温峤、刘胤、刘遐作为北方对抗匈奴、羯族的势力在建康的代表，自然不希望看到东晋朝廷结交匈奴和羯族。
特别一提的是温峤，过江来建康后，他的名望和影响力蒸蒸日上，这其中除了温峤本人能力出众意外，也和他是刘琨的代表分不开的。实际上，包括温峤在内的北方抗胡势力的“驻京代表”，在东晋政坛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不仅是司马睿建立东晋政权的重要支持，还为后来平定王敦之乱和苏峻之乱立下大功，东晋朝廷更不会破坏这种支持力。如果东晋和匈奴和羯族发展友好关系，势必会遭到留在北方抗击匈奴和羯族的势力的反弹和抵制，不利于东晋朝廷政局的稳定。
在北方对抗匈奴、羯族的势力中，除了刘琨、邵续这些汉人将领，还有段匹磾、慕容廆的鲜卑势力。不过相对而言，东晋更看重鲜卑势力一些。原因有二：一方面，汉人将领抗击匈奴和羯族，主要也是依靠鲜卑势力进行的。汉人将领在和匈奴、羯族对抗时，并未突出的优势和战绩，如果缺乏鲜卑势力的支撑，汉人将领很难有所作为。据《晋书》记载，“石勒攻邵续，段匹磾救之，勒素畏鲜卑”，“（汉人将领）李矩屯荥阳，刘琨遣人率鲜卑五百骑过李矩营，与匈奴刘曜军队对阵，屠各（匈奴一部）旧畏鲜卑”。由此可见，鲜卑的段匹磾部是对抗匈奴、羯族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随着局势的发展，汉人将领要么在作战时战死，要么因为部众溃散而南归朝廷，几乎只剩下鲜卑势力在对抗匈奴、羯族。故而鲜卑势力是东晋朝廷在北方的主要结盟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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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朝廷更看重鲜卑的态度，还可以在刘琨遇害之事中得到印证。鲜卑段匹磾部发生内乱时，刘琨被段匹磾冤杀，子侄四人同时遇害。当时东晋为了交好鲜卑，不仅没有给刘琨伸冤，甚至也不为刘琨发丧，直到后来温峤等刘琨的部下坚持要求朝廷发丧，刘琨才被东晋追赠侍中、太尉，随后发丧。太子中庶子温峤又上疏理之，帝乃下诏曰："故太尉、广武侯刘琨忠亮开济，乃诚王家，不幸遭难，志节不遂，朕甚悼之。往以戎事，未加吊祭。其下幽州，便依旧吊祭。"赠侍中、太尉，谥曰愍。-《晋书·刘琨传》
东晋朝廷对于此事的处理，显然是秉承跟鲜卑的友好的理念，因为鲜卑对东晋的作用显然是超过汉人将领的。刘琨作为东晋的将领被鲜卑所杀，东晋却无动于衷。可见在东晋看来，鲜卑才是北方抗击匈奴、羯族的主力，当然得罪不起。
东晋交好鲜卑，是司马越当年对战匈奴、羯族所支持的司马颖的延续东晋交好鲜卑、仇视匈奴、羯族的政策，从东晋初期一直持续到东晋末期。东晋末年，五胡之一的羌族人所建立的后秦，出兵攻打洛阳，驻防洛阳的东晋将领-雍州刺史杨佺期派人向北魏常山王拓跋遵求援。拓跋遵上奏北魏朝廷得到同意后，拓跋遵就派从事中郎张济去见杨佺期。杨佺期在和张济分析当前局势时说，东晋和北魏的友好关系很早之前就开始了，甚至说洛阳如果真守不住，宁可给北魏，也不给羌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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佺期闻朝廷不都山东，貌有喜色，曰：“晋魏通和，乃在往昔，非唯今日。羌寇狡猾，频侵河洛，夙夜忧危。今此寡弱，仓库空竭，与君便为一家，义所无讳。洛城救援，仰恃于魏，若获保全，当必厚报。如其为羌所乘，宁使魏取。”-《魏书·张济传》
杨佺期所说“晋魏通和”，当然是从司马越与鲜卑关系紧密说起，所以东晋建立后，朝廷依然保持和鲜卑保持友好关系。东晋立国百余年，从初期就开始和鲜卑交好，这种友好关系一直延续到东晋末年。杨佺期所谓的洛阳“如其为羌所乘，宁使魏取”，显然也是基于这种传统友好关系，其言语中的敌友之别，一目了然。
杨佺期这种言行，其实是东晋政权自八王之乱终局之战后，司马越当年联合鲜卑对战司马颖的延续。五胡乱华后，留在北方以刘琨为代表的东晋将领在对抗匈奴、羯族时，主要是依靠是鲜卑人的势力。刘琨和鲜卑势力一直较为友善，他先是投靠鲜卑的拓跋猗卢部，与拓跋猗卢结拜为兄弟，随后投奔鲜卑的段匹磾部，并联合拓跋猗卢和段匹磾的鲜卑兵力对抗匈奴、羯族。刘琨被匈奴人围困时，拓跋猗卢曾出兵救助刘琨。可见北方东晋将领和鲜卑的友善关系，直到东晋末期，身为东晋雍州刺史的杨佺期，还拿拓跋猗卢救刘琨之事来向鲜卑求助，可见东晋一直对鲜卑较为友善，并且相信鲜卑会助东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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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交好鲜卑、仇视匈奴和羯族，源自西晋的八王之乱的终局之战，即东海王司马越大战成都王司马越。
司马越联合鲜卑势力，对战司马颖联合的匈奴、羯族势力，而司马睿建立的东晋政权的人马，基本出自司马越的东海王系，因此东晋朝廷便有了仇视匈奴、羯族势力的历史渊源。除了这些渊源，匈奴、羯族联合灭亡西晋的现实，也是作为西晋延续的东晋政权，必须要拿出仇恨匈奴和羯族的态度。综合历史和现实的双方面考虑，东晋做出了交好鲜卑、仇视匈奴和羯族的策略，当然这其中，司马越的那段历史渊源还是主要原因。
东晋偏安江东，虽然有多次北伐之举，但是成效不大。尽管衣冠南渡后，北方士族领袖王导曾扬言要“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但只是说说而已，不管是王导还是司马睿，都以开拓江东、稳定江东作为第一要务。所以当初祖逖北伐时，朝廷并给予他未任何实质性帮助。而后世的权臣桓温、刘裕北伐，其目标不在北方，而在江东，只不过以北伐作为增强威望的手段，进而实现对江东政权的控制。所以司马睿和东晋交好鲜卑，对抗匈奴和羯族，也是以江东政权稳固作为基本前提的。
刘琨、邵续、温峤等力抗匈奴、羯族的东晋将领，威望渐高，对东晋的影响也越大，也决定着东晋朝廷对匈奴、羯的态度。留在北方的东晋将领结交鲜卑，司马睿和东晋也肯定能接受。随着北方战局的恶化，鲜卑逐渐成为抗击匈奴和羯族最主要的力量，东晋联络鲜卑势力，对抗匈奴、羯族等势力，也是江东政权出于生存战略的考虑，只要能阻止北方某些胡人势力南侵，交好同属胡人的鲜卑也是东晋能接受的。即便到了东晋末期，雍州刺史杨佺期仍然以东晋、鲜卑长久交好为由向北魏求助。以上这些都和八王之乱中司马越交好鲜卑有重大关系，在八王之乱的终局之战形成的局势基础上，东晋才做出了交好鲜卑、仇视匈奴和羯族的战略考量。
江东政权交好鲜卑、仇视匈奴和羯族，也是以胡人势力无法对江东构成威胁为前提。等到后来北魏统一了北方各部之后，实力大增，对江东政权的威胁非常明显之时，江东很快和鲜卑决裂。晋亡宋立以后，南朝宋和鲜卑一刀两断，多次开战。当然这是后话了，不再展开叙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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