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民國時期的知識分子,看什麼才是真正的知識分子

很多人認為,知識分子就是受過較高教育擁有相當知識的人,比如大學裡的學者。其實,知識分子並不一定是擁有很高知識的人。在我看來,知識分子當然首先是擁有相當知識的人,但同時一定是具有知識分子精神和品格的人。

知識分子應當有獨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不受利益的驅遣。蔣介石曾經想在北方找一個人做國府委員,找很多人勸傅孟真(即傅斯年)出任。傅孟真當時代理北大校長,他回信表示自己僅是一個書生,政務不是自己的長項,“如在政府,於政府一無裨益,若在社會,或可以為一介之用”;自己在本職崗位上,事理舊業,並可以把自己對公共事務的意見發表在報紙上,所謂“書生報國”,文章報國。他還擔心胡適經不住蔣的拉攏,寫信力勸胡適:“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我們“應永久在野,蓋一入政府,無法奮鬥也。”傅斯年的看法是隻有置身於政治、政黨之外,才能堅守知識分子的獨立, 這個獨立包括身份、立場、意志的,但並不是不關心國家天下大事,而是隻有這樣才能夠更好地起到批評、監督政府的作用。他認為,把自己的意見加強並明確表達出來,才能對政治形成一種壓力,而如果進入政府,不僅不能自在地表達自己的觀點,而且沒人再聽了。

從民國時期的知識分子,看什麼才是真正的知識分子

張元濟手跡

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是竭盡所能,忍辱負重,為國家為民族的前途添一份力。1932年,日本侵略者把商務印書館在上海的所有實體幾乎炸燬,總經理王雲五雖然痛心疾首,但是他仍振作起來,決定“為我們爭一口氣”。他解僱了3700多名員工,頂住捱罵和工潮風險,把僅有的財務全數用作振興商務印書館的事業中去。他在發行所門前掛對聯一幅:“為國難而犧牲,為文化而奮鬥”。經過一年多的努力,成為眾矢之的的他,使商務印書館全面復興,開創了出版史上又一個鼎盛時期,為中國的文化救國事業熬過了最困難最痛苦的人生之旅。

在民族大義面前,應當具有堅定的民族立場,不為個人小利,而是秉持民族大義。商務印書館元老張元濟在書局經營困難,家庭經濟窘迫時,只能賣字為生。當時汪偽政府浙江省長傅式說託人送去11萬元支票,請他給一幅畫題字。張元濟知道是傅式說的,便寫信退回說“君為浙省長,禍浙甚深”“未敢從命”,予以斷然拒絕。

從民國時期的知識分子,看什麼才是真正的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不是在象牙塔裡雕象牙,要關心國事、天下事,關心公共利益。1948年,作為當時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張元濟在第一次院士會議上,呼籲和平,他說:“我們要保全我們的國家,要和平;我們要復興我們的民族,要和平;我們為國家為民族要研究種種的學術,更要和平。”雖然這個呼籲已不適合當時形勢,而且顯得有些迂曲,但是,關心國事、天下事,為國家民族前途而擔憂,仍是值得肯定。社會學家費孝通評價說:張先生說出了現在生活在水深火熱的人民大家要想說的話;他警告我們:學術不能在點火遍地中存在象牙塔裡,不應當作埋頭在沙土裡的駝鳥,不看血淋淋的現實。

知識分子應當有個人的獨立的判斷,依據於個人的思考,不為權勢所左右,不是為名為利說話,能經受住種種誘惑,做自己想做和願意做的事。曾自創自編自寫自校《大漢報》的胡石庵在民國初期,影響巨大,所編報紙被稱為“革命文章第一篇”,對當時的革命風潮影響極大,當時袁世凱想通過授勳方式籠絡一批名人。1913年,袁給胡石庵頒發“一等嘉禾章”。他斷然拒絕,罵袁是“馬賊”“流寇”“奸商”“貪吏”“痛殺民軍之兇徒”,退回勳章,恥與為伍。

知識分子應當有敢於為天下先,勇於批判的精神,敢於走在時代的前列。1912年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實則想做皇帝,而且當時名為共和,實則真正懂得共和的人寥寥無幾。當時年輕的新聞評論家邵飄萍寫文章批評共和名不符實。他發表《共和大舞臺》一文說:“某外開一戲館,名曰共和大舞臺。各省之能戲者,聞之趨之若鶩。各地之能聽戲者,趨而望之如歲。”“即至副末,而每席者亦以十數。”“雖添設種種名目,仍不足以位置。聽戲者莫不大罵‘狗屁共和’而返。”

從民國時期的知識分子,看什麼才是真正的知識分子

對於國家、民族、社會,甚至人類,都持完美主義的態度,總持有某種不滿,都努力自覺地探索最佳的發展道路。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即使身處政治,也仍然保持高尚的人格和理想,不依權,不仗勢,不炫耀,老老實實、實實在在為社會做建設,而不是為自己謀利。湯壽潛是民國第一任浙江都督、南京臨時政府第一任交通總長。這個高官卻樸素得像一個莊稼人。有人曾經看見他坐在火車三等車裡,縮在角落裡看報,與一那些販夫走卒全然沒兩樣。一次,他從松江乘船去上海巡視工程,同船裡有個商人見他是土老一個,懷疑他偷了自己的銀子,便冷言相譏。到岸後,他發現這個土老竟然就是被岸上夾道歡迎的督辦,嚇得長跪不起,湯壽潛則毫不在意。這種不是矯情,也不僅僅是儉樸,而是時代的覺悟者。

總的來看,知識分子是一個知識階層,有知識有學識受過相當教育的人是知識階層,但不一定就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不是為五斗米存在,它可能是一個政治概念,也是一個社會概念,它更多的是知識與精神的雙重要求,也就是說,知識分子是站在人之作為人的發展角度思考。如果一個國家民族沒有了這一部分人,或者這一部分在逐漸消失,則意識著深刻而長遠的識見沒有存在的空間,那麼這是好的現象還是不好的現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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