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自古以来我国都是一个礼仪之邦，自汉朝开辟丝绸之路开始，我国的种种就开始辐射周边的一些国家。而日本与我国一衣带水。可以说是受我国影响最大的一个国家了。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到达晚晴的时候，我国因为闭关锁国的政策，使得当初文明东方的天朝上国变得羸弱不堪。不得已变法图强。近代中日两国所进行的文坛改革都是向国外近代文学学习的结果。有所不同的是，日本从师于欧美，而中国则向日本学习。众所周知，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大量吸收中国文化，创造了“和魂汉才”的日本文学观。明治维新以后，中国不得不向成功的邻邦日本学习或通过日本学习西洋文化，以图改变自己的落后地位。本文笔者就带大家聊聊，日本文学对晚晴的文坛革命的影响都有哪些。

小说界革命与日本影响

“小说界革命”是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初发动的，是“文学救国”的一种尝试。梁启超的这种文学观念深受日本明治文坛的影响。1902 年梁启超创刊《新小说》杂志，并发表《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一文，首次明确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并对小说的艺术特点、文学地位和社会作用等作了系统的论述。他猛烈抨击了旧小说和当时小说的创作，强烈要求把小说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此拉开了文学改良的序幕。在他的倡导下，短短十几年间，小说创作数量之多，前所未有。据晚清阿英《晚清小说史》统计，创作小说和翻译小说二者合计至少在 1000 种之上，因此，“小说界革命”也被称为“文学维新运动”。

早在 1896 年，康有为就曾刊印过一本自编的《日本书目志》，他认为，这些著作与日本的改革极有关系。

“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

至于梁启超——这位力倡“小说界革命”的主帅，更是受日本影响。早在就读万木草堂期间，梁启超就阅读了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为其作序：

“吾昔日读黄公度《日本国志》，好之，以为据此可以尽知东瀛新国之情状矣。”

甲午战败之后， 梁启超认定日本获胜的原因就在于明治维新的成功，关键是要学习西方，并在《变法通议》等文中，多次以日本的“自变”为例，主张“不妨以强敌为师资”，将迅速崛起之中的日本奉为楷模。

康有为

具体而言，晚清小说界革命主要在以下二方面深受日本明治文坛影响：

一是小说界革命主张的文学表现形式，主要受日本明治文坛政治小说的影响，把文学的本质等同于政治的本质。日本的政治小说实际上已经成为政治和文学的统一体，政治占据支配地位，文学仅仅是政治的传声筒。梁启超在变法失败流亡日本时，虽然政治小说已经过时，但他认为政治小说更能针对中国的时弊，因此他欣然接受了这种文学观念，并把它作为“小说界革命”的指导思想。这种文学形式的选择显然是发起者以政治家的眼光为取向的。

二是晚清小说界革命借鉴日本明治文坛的艺术表现手法，提出了“写实派”和“理想派”两种用小说表现生活的办法，这明显受到了坪内逍遥和欧森外的影响。坪内逍遥是日本著名的小说家和文艺理论家，他在 1885 年至 1886 年发表代表作《小说神髓》；欧森外则是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他在 1888 年自德返日后发表《早稻田文学的设想》一文。两人之间惊醒了一场震惊日本文坛的“设理想论争”。数年之后，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表现手法分流了，并长久地冲击着日本明治文坛。

梁启超等人主动学习、仿效日本文坛，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封闭体系，无疑是一大冲击，使原本完全封闭的中国文坛，开始了开放或半开放，自此，有意识地吸收外国文学，成了一种风气或时尚。同时，文学本身的内容及表现形式也发生了剧变，民族忧患意识、苍凉悲壮格调、言文合一形式，逐渐成了文坛的一大“景观”，开始替代了传统的文学框架及其表现形式，这是中国文学从传统走向近代的重要标志。

梁启超

文界革命与日本影响

一、日本的“言文一致”

日本要想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就必须吸收西方先进的文化，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准确、自由地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必须推行“言文一致”的文体改革。而所谓“言文一致”，就是口语与书面语必须一致，以便于思想的表达、言论的传播。 第一次突破日本旧文学的传统桎梏，实践“言文一致”体的是二叶亭四迷的小说《浮云》，它开创了日本近代文学的先河。 与此同时，翻译小说也为“言文一致”带来了机运，再加上坪内逍遥等作家和评论家们纷纷采用“言文一致”体，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言文一致”运动的成功。

二、晚晴新文体

十九世纪后半叶，随着维新思潮的勃兴，与资产阶级变法相适应的“文界革命”的呼声越来越高。一八九六年《时务报》在上海创刊，由黄遵宪等人主办，梁启超为主编，逐渐从八股文、桐城派古文和骈文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报章文体”随之兴盛起来。维新派在此发表的文章，不仅思想新，而且在文体改革上也是极其显著的，于是，逐渐形成了一种为鼓吹改良主义思想服务的“新文体”。

三、“言文一致”对“新文体”的影响

“文界革命”的发起者、“新文体”的倡导者梁启超，曾读过日本启蒙思想家们的多部著作，并有很高评价，他还亲自将柴四郎的《佳人奇遇》、德富苏峰的《烟士披里纯》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这就很自然地要受到他们所著文体的感染。他在《夏威夷游记》中曾对德富苏峰“善以西文思入日本文”大为赞赏，认为“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足见“文界革命”深受日本文坛影响之一斑。 梁先生在谈到“新文体”的渊源时曾说：

“日本的口语在明治二十年左右，业已接近成熟。任公到日本的时候，日本口语文学已经很流行，那时一般人汉学修养还不低。像德富苏峰、德富芦花一流人的文章，和任公的新文体，正是一种味道”。

由此可见，“新文体”与日本“言文一致”是相吻合的，“新文体”明显受到日本明治文坛“言文一致”的影响，尤其是在结构条理明晰、叙述平易畅达、语法语汇表达以及引进外来语等方面，受的影响十分突出。

“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比例。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僮受其益乎?”

意思是说要使“文界革命”取得成功，就必须以“流畅锐达之笔”进行文章创作，可见“平易畅达”的通俗文体在“文界革命”中的特殊作用。

其次，“新文体”中“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的文风深受日本“言文一致”的影响。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极力称赞德富苏峰说：

“德富氏为日本三大新闻主笔之一，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开一别生面者，余甚爱之。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

由此可见，“文界革命”也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但这西方文化人是由梁启超通过日本引进的。梁启超用日本语法变革中国语，这一点正好受德富苏峰用西方语法改造日本语的影响。因此，梁启超的“新文体”时杂以“外国语法”的写法。梁启超的学生吴其昌评述梁氏的新体散文成就时曾说：

“洋洋万言，雅俗共赏。”

因此，这些都曾成为当时众多有识的知识分子竞相仿效的“新文化”之文风。

诗界革命与日本影响

日本启蒙诗歌起自 1882 年，以自由民权运动为背景，以启蒙理想为前提，以反映启蒙时代精神为内容。1882 年，外山正一、井上哲次郎等编辑出版了他们自己翻译的西方诗歌及创作的诗歌合集《新体诗抄》，拉开了启蒙诗的序幕。它以西方诗歌为楷模，反对旧的汉诗与和歌，经多年试验探索，到 1889 年北村透谷的《楚囚之诗》形成高潮。

晚清诗界革命的发生发展，一方面受制于政治改良运动和传统诗歌内在流变规律，是近代诗歌潮流的自然演进结果;另一方面又一定程度地受到了日本启蒙诗歌的浸润，因而获得了一种全新的世界性视野与现代性品格。日本启蒙诗歌强化了中国晚清诗界的改良意识，使他们更加坚信中国诗的出路在于改变晚清诗歌的拟古倾向，给诗歌注入时代内容与激情，承担开发民智的使命。晚清诗界革命深受日本启蒙诗歌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学习西方的“日本桥”现象

梁启超到日本后，对戊戌以前与夏曾佑等倡导的“新学之诗”作了深刻的检讨，参照日本启蒙诗发展道路，他得出了中国诗歌向欧洲诗歌学习的结论。

而中国晚清启蒙诗人虽然自觉走日本式的学习西方诗歌的道路，但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却有一种原发性的恐惧与焦虑，一种被他者同化的忧虑感始终伴随着他们。面对西方诗歌，他们采取的是一种消极摄取的方式，一面学习，一面又保持警惕拒斥态度。这种接受态度，决定了中国诗人在许多时候，因为矛盾心理或因一时找不到认知的契合面，而与西方诗歌精髓擦肩而过。不过，日本式的西方诗歌道路，虽然没有孕育出真正的中国现代新诗，但它打破了封闭的传统诗坛格局，为中国诗歌现代化积累了经验，预示了某种新的可能性。

夏曾佑

二、 言文合一的诗歌通俗化努力

以日本启蒙诗歌有助于晚清诗界开启大众化序幕以获取大众化启蒙形式。开通民智这一维新使命，决定了日本启蒙诗人将诗歌形式的大众化、通俗化作为一种理想境界来追求。井上哲次郎倡导新体诗时号召用“现时的国语”、“平常的语言”作诗，旨在追求诗歌形式的大众化、通俗性，做到言文一致。《新体诗抄》中的诗便是言文一致的大众化、通俗化的诗。这种通俗化诗歌，影响了晚清诗界革命。

梁启超戊戍变法前，曾与夏曾佑、谭嗣同等人倡导“新学之诗”，1896 年至 1897年维新派均好为之。到日本后，受日本启蒙诗歌通俗化特征影响，他开始反省、告别昔日那种“苟非当时同学者，断无从索解” 的“新学之诗”，开始将改革传统诗歌的基础设定为“欧洲之意境、语句”，其作品如《壮别》《陆放翁集》等，已初具通俗化、大众化特征，现代思想与情感得到了较为有效的表述，它们不仅意味着晚清诗歌大众化形式建构的自觉，而且标志着中国诗坛一种新的现代性诗形的萌芽。

一定意义上说，日本启蒙诗歌加速了晚清诗界革命运动，有助于晚清诗界开启通俗化、大众化序幕，以获取言说新思想的启蒙形式。而晚清这种通俗化、大众化启蒙形式虽然不够彻底、不够成熟，但无疑对于五四文学革命富有启示意义，这正如陈子展谈到黄遵宪等的诗界革命时所言，

它“成为后来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周(作人)一班人提倡白话文学的先导”，

这意味着日本启蒙诗歌有助于中国文学新旧转型的萌动与早期现代化的开始。

结语：

日本文学对晚清文坛革命的影响是必然的，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影响的发生是由两国当时的特定的政治、经济和历史环境造就的。同时，日本文学对晚清文坛革命的影响也是全方位、多层面的，它几乎涉及到晚清文坛的每一个方面，触及到晚清文坛的每一个角落。 在中国近代化或被近代化的苦难历程中，在广大知识界掀起了一场广泛的思想启蒙运动，这也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的强有力的思想准备，在客观上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到来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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