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宋朝在中國封建歷史時期一直都給人以積貧積弱的印象，當然在教科書上也確實是這麼描述的，這主要是因為兩宋皆面對著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的侵擾，這種侵擾是不斷變化而且具有長期性的。再加上北宋時期所奠定的文官基礎，守內虛外國防重點的內移，使得北宋縱然有百萬軍隊卻仍難以抵達當少數民族的入侵。

由於少數民族政權的存在隔斷了傳統的陸路交流通道，因此兩宋便將視野轉向了海上外交和貿易，航空技術在這一時期的迅猛發展，造船規模的擴大，使得海上外交和經濟來往成為兩宋統治者的新寵。海上之路的開發也沒有令人失望，兩宋積極開展海上商貿活動，不斷派出使者前往海外，在宣揚國威的同時，促進了國際經濟、政治的交流與來往。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浙東地區明州港口的快速崛起。

北宋形勢圖

北宋時，處理海上對外貿易來往的機構主要是三大市舶司，明州就是其中一個，其地位可見一斑。而明州也在宋神宗熙寧七年取代了登州，從此成為了兩宋政府與高麗進行交往的第一渠道，使明州在東亞貿易圈中存在的地位更加關鍵，意義更加深遠。

《宋史》載："開寶四年，置市舶司於廣州，後又於杭、明州置司。凡大食、古邏、闍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齋諸蕃並通貨易。九年，集賢殿修撰程師孟請罷杭、明州市舶。"

高麗國位於朝鮮半島，其戰略地位引起了兩宋統治集團的關注，北宋面對北方的遼國，南宋則面對北方的金，而高麗正好處於東亞大陸的東北地區，這與兩宋都可以在戰略形勢形成對敵人的半包圍夾攻。因此從戰略地位角度來看，高麗也就成了兩宋統治者極力拉攏的對象，當然兩宋的政策也是有的放矢，不會無腦去一味地拉攏，並且北宋與南宋在政策上又有各自的不同。

泉州市舶司

北宋時期對高麗主要採用安撫拉攏同時適度限制雙方貿易

北宋政府自建立起就生存於北方契丹族政權的強大軍事壓力之下，高麗所面臨的軍事形勢之嚴峻絲毫不遜於北宋，隨時可能被契丹吃掉，因此兩國聯盟也是形勢所逼。太宗趙光義早有收復燕雲十六州之心，以求穩固北部邊防，殺殺契丹的勢力，而他也關注到了高麗的重要戰略地位，若能與其實現同盟，便能夾擊契丹，因此在北伐之前就曾派監察御史韓國華攜詔諭高麗王，直接提出同仇敵愾，合師北上的建議。

處於北宋戰略地位和國家利益的需要，北宋統治者與高麗進行了頻繁的溝通，直接將高麗當成自己的兄弟盟友來對待。這和以往心氣高傲的中原王朝心理完全不同，或者是北宋急於收復故地與契丹決戰的需要吧，歸根結底是國家利益高於一切。北宋積極展開同高麗的外交活動，從政治、經濟以及文化方面全面展開。總之北宋愈發親近高麗，就愈能證明北宋收復故地的決心有多強。

韓國華

高麗獲得了高於西夏的待遇，並且與北宋達到了真正軍事同盟的關係，雙方之間的使臣來往等級也很高，北宋政府對高麗的盛情態度已達極點，其目的也就完全暴露出來了。但在兩國海上貿易問題上的態度就大相徑庭了，從雙方的海上經濟貿易來看，北宋還是干預十分強烈的，甚至大有阻撓限制之勢。可能是出於北宋國家形勢和政策的需要，北宋統治者從太宗時期就始終對同高麗的貿易進行了部分限制，同時堅決杜絕私人出海行動。

《宋史》載："升其使為國信，私與蕃國人貿易者，計直滿百錢以上論罪，十五貫以上黥面流海島。至四貫以上徒一年，稍加至二十貫以上，黥面配本州為役兵。"

宋太宗

南宋時期在政治上疏遠高麗但加強貿易往來

北宋滅亡之後，南宋繼之而立，但是北方土地已經盡落於敵手，並且徽欽二帝還被金人擄去北上，這一切來得雖然有預兆，但是又顯得那麼突然。南宋肇建之初，憑藉江南地區強大經濟發展基礎，也算是站穩了根基，並且在初期大有反攻金國，恢復國土之勢。因此高宗也想要效仿北宋太宗之法，與高麗建立同盟。無奈高麗也迫於國內緊急形勢拒絕了高宗，從此雙方在政治上的聯繫便漸行漸遠了。

《續資治通鑑》載："紹興元年十月，高麗將入貢，四明殘破之餘，恐起戎心，宜屯重兵以俟其至。紹興六年，高麗持牒官金稚圭至明州，賜銀帛遣之，懼其為金間也。"

徽欽二帝被金人擄走

不同與政治交往上的冷漠態度，南宋時期還是非常重視海上商業貿易的發展的，主要是因為北方陸路交通已經阻絕，再加上南方地區本來就有著較為發達的商品經濟，再憑藉其臨近海洋的獨特優勢區位，因此海上貿易在南宋是一直頗受重視的。而與高麗政治外交的失敗沒有使得雙方徹底斷絕來往，這一點集中體現在雙方於浙東地區進行大規模且頻繁的海上貿易。

紹興八年三月，宋商吳迪等63人自明州起航赴高麗經商。次年七八月間又有4批宋商共327人從明州赴高麗。紹興三十二年三月，宋商侯林等43人赴高麗，高麗海商徐德榮也來明州經商。兩國商人往來頻繁，人數也頗具規模。而明州出口高麗的貨物有：瓷器、臘茶、絲綢等。如此豐富的商品種類，可謂琳琅滿目，實為證明當時兩地貿易之盛的最佳材料。

靖康之變

從海上外交活動來看北宋與南宋政策的得失

以南渡為界，宋朝政府對高麗的政策因雙方及主要敵人所處形勢、立場、實力的變化而發生轉變，致使兩宋政權各自對高麗的政策在正反兩方面的關注點上恰好相反，並各自產生了不同的得失效果。北宋時，政府對搞好宋麗關係不遺餘力，其產生的政治軍事效果是不言而喻的。一方面，遼宋自澶淵之盟後未發生過重大戰事，其中自然有高麗牽制的潛在功勞。另一方面，政治上的合作和大最典籍的流出也促進了兩國的文化交流。

但過度頻繁的外交活動也同樣帶來了不小的弊端。北宋為了拉攏高麗，在官方的宴遊饋送活動中完全處於人不敷出的狀況，而且外交活動附帶的排場花費同樣數目巨大，最後必然攤派於民，造成嚴重的後果。

《宋史》載："初，高麗人使，明、越困於供給，朝廷館遇燕齎錫予之費以鉅萬計，饋其主者不在焉。我使之行，每乘二神舟，費亦不貲。三節官吏縻爵捐廩，皆仰縣官。"

趙構

南宋時，由於奉行了重視經濟交往的政策，以明州為中心的對高麗貿易港口的商業活動開展得熱火朝天。大量的商業活動帶來了豐厚的稅源，充實了南宋政府的國庫，成為了維持南宋政府統治的一大支柱。另外，商業活動也促進了港口及周邊地區服務業、交通業和航海工業的發展，加快了這些地區城市化建設的腳步。優厚的客觀條件吸引更多的商人前來，從而形成一個地區性經濟的循環發展圈子，具有深遠的意義。

另一方面，高麗對宋交往的港口也同樣熱鬧非凡，頻繁的貿易往來為高麗同樣帶來了豐厚的收入和經濟建設的發展，使得高麗與南宋成為商業上的互利關係，從而又形成一個政府間貿易的循環發展圈子。兩個循環發展圈子如同兩道保險，無形中推動著宋麗經濟關係不斷提升。這種和平繁榮的經濟往來極大滿足了雙方統治者的心裡需要，對於南宋來說偏安一隅，享受榮華富貴，祖宗之地也就漸漸成為昨日黃花了。

宋朝商船

評價

北宋滅亡後，南宋政府在戰亂中草草建立。由於形勢的變化，並且由於高宗聯盟高麗遭拒，這在南宋統治集團留下了心結，政治上來往的失敗，使得南宋時期對高麗的態度相較於北宋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北宋時那種寬容熱誠的態度一去不返，而代之以無休止的猜疑和不信任。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首先是宋朝政府自身實力的驟減，與北方少數民族政權相比已不存在力量上的大致平衡，處於岌岌可危的境地。

其次是隨著金國勢力的膨脹，高麗受到的壓力也較宋遼對峙時更大，且地理上的犄角之勢也已因金的國土擴張而喪失了意義。高麗成為金政權廣闊腹地包裹著的孤島，與南宋的政治合作在形勢上已不可能實現。北宋對海上貿易，尤其是對高麗貿易的限制，和政治上拉攏高麗同樣是出於對基本軍事安全的考慮，而不是單純的經濟安全問題。

由於商人的流動性和功利性很容易造成政治軍事情報的洩露和軍事技術的外流，甚至本身直接成為敵國間諜，對國防安全威脅很大。這樣看來，採用嚴刑峻法限制對高麗貿易也就不足為奇了。南宋政府政策的弊端是從經濟問題開始的。由於南宋與高麗無論幅員、人口都不可相比，故而在極為開放的環境下，南宋政府進口商品的數量和價值，往往大大高於出口高麗的商品的數量和價值，出現"人超"的現象。

在使用實物貨幣的年代，造成的結果就是貴重金屬的大量流失從而引發通貨膨脹。雖然南宋政府也曾試圖用法律辦法阻止貴重金屬的流失，但卻得到了相反效果。從明州地區的海交活動可以看出，由北到南，兩宋政府因其所處的環境和實力的變化，對高麗政策發生了明確的轉變，轉變前後的政策內容完全不同，需要引起研究者的重視。而這兩種不同的政策各有其得失所在，其中許多珍貴的經驗對於今世的對外交往活動仍具有指導意義，是歷史為我們提供的寶貴財富。

參考文獻：《宋史》、《續資治通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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