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形象也是一个文学人物形象。他源于历史，同时也源于妇孺皆知的文学巨著—《三国演义》。大部分读者与曹操的相识都是从《三国演义》开始的，我也不例外。第一次读《三国演义》时，常常会不自觉地希望刘备能够一统三分，取得最终的胜利。看到刘备“白帝城托孤”、“关羽败走麦城”、“诸葛亮病死五丈原”之类的情节还会情不自禁地潜然泪下。而对曹操则少有喜爱之情。当时一直不明就里，后来才逐渐明白也许是自己追随了作者的感情倾向。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一直以为《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就是历史中人物的样子，直到开始读《三国志》。《三国志》中的曹操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领袖式人物，他精通兵法，机智勇敢，又有很深的文学素养。这样的历史人物与《三国演义》中的曹操确有一些不符之处，也会使人产生不同的阅读感受。于是渐渐对曹操这个人物产生了兴趣‚也产生了很多的想法《三国志》中的曹操与通行本《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史书应当是很接近历史真实的著作，那么几百年以后的演义本作者为什么要那样重新塑造曹操这个人物形象呢他所使用的不见于《三国志》中的材料是完全虚构的，还是另有流传渠道呢由此笔者产生了去探讨曹操人物形象发展问题的想法。

中国古代的各个朝代都具有不同的历史文化条件和代表性的文学形式。曹操是如何从史书《三国志》最后进入《三国演义》的在不同的朝代，不同的文学样式中，他是否又具有与《三国志》或《三国演义》相同或不同的面貌呢我想，如果能够在对起点站的历史人物与终点站的小说文学人物进行对比的基础上，大体研究出这一人物成长的过程，从而使其拥有一个连续的过去，变得更加完整。对于曹操这个人物来说，应该并不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

关于《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问题关于曹操历史真实与文学典型两种形象的对比问题，前辈学者写过很多精彩的著作与论文。这些问题也一直是学术界所关注，所竭力探讨的问题。然而‚历史与文学毕竟有很大的不同‚欲完成由历史到文学的跨越，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作为历史小说的《三国演义》需要在历史的基础上对人物进行再加工才能使人物进入文学艺术领域，这个加工定型的工作既不可能完全照搬历史，也不可能仅凭着个人虚构一碌而就，它必然是一个长期的创作过程。因此‚如果只站在两极观察人物，也许会显得不够全面，也许很难了解历史人物文学化的定型过程。而据笔者所知，关于曹操形象完整的成长过程的研究，目前学界尚未足够深入，还有很大的工作空间。然曹操又的确是一个变化很多，矛盾很多的人物，是很值得进行这种整体性形象发展研究的人物对象。

《三国志》及裴注中的曹操形象

在中国小说史中，《三国志演义》作为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最显著的个性即体现在其与史传的文化渊源关系上。论及史传与历史小说的渊源关系，可从两个角度着眼首先，史传毕竟归于历史一派，它要实事求是地记录历史，史家必须要秉笔直书，而绝不能妄加虚构。而历史小说虽被冠以“历史”之名，但其内核仍为“小说”，因此毕竟归于文学一派。既是文学，则当然允许为文学服务的想象与虚构，这当是史传与历史小说最主要的相异之处。第二个方面，若从二者联系的角度着眼，则可看刘敬沂教授在《困惑的明清小说》中一段切中肯萦的论述“历史小说自然是‘小说’而不是历史，它鼓励艺术想象和虚构，这是历史小说与一般小说所共有的属性。但历史小说又毕竟与历史有不解之缘，它有必要接受最基本的事实的规范与制约，这一点，则是历史小说不同于一般小说的独特个性了。”

这一“独特个性”正是历史小说与史传之间存在的特殊渊源关系史传为历史小说提供了基本的历史事实框架以及人物的身份地位、人生轨迹及主要的思想性格特征，甚至连史家“寓褒贬、别善恶”的主观思想倾向也会影响后世历史小说的作者。因此，我们可以说，历史小说脱胎于史传‚它的发展变化、它的艺术加工、它的想象虚构都跳不出史传所提供的历史框架。正因为这样，若想探讨历史小说中人物形象的演变轨迹，必须以史传中的人物形象作为发韧点。高儒在《百川书志》中所提到的罗贯中“据正史”的创作手法，也恰道出了《三国志演义》与其正史系统的渊源关系。而陈寿的《三国志》与裴注则是罗贯中《三国志演义》所‘据’的主要正史。所以‚这里我们想探索曹操形象的源流演变之关系‚也必须从三国史的元典—《三国志》入手。

• 《三国志》中的曹操其人

中国历史上的‘三国’时期,指的是魏文帝黄初元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二二零二八零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时期。这是继春秋列国、楚汉之争后的又一个分裂乱世，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曹操就是在这一群雄蜂起的乱世之中,涌现出的最引人注目的英雄之一。晋代著名的史家陈寿在继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之后,创作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三部纪传体史书《三国志》，详细记载了三国鼎立时期六十多年的历史。因此，《三国志》乃是《三国志演义》的肇始奠基之作‚也是《三国志演义》中人物形象的渊源所在。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曾高度赞扬过司马迁著史的实录精神“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陈寿著《三国志》，继承了司马迁求真实录的精神，写出了三国时期的一部可信之史。与同时期的其他史书相比，陈寿不仅大胆地给其著作冠以‘三国’之名，且谨慎地荃削了很多不实记载，充分体现了其求实的创作品格。朱彝尊在《曝书亭集·陈寿论》中有言“于时作史者，王沈则有《魏书》，鱼豢则有《魏略》，孙衍则有《魏尚书》，孙盛则有《魏春秋》，郭颂则有《魏晋世语》，之数子者，第知有魏而已。寿独齐魏于吴、蜀，正其名曰‘三国’……其识迥拔乎流俗之表。”陈寿虽身为晋臣，却不惧时讳，高扬其实录精神，如实地将魏、蜀、吴三国并列展现，并写出了其兴亡过程。

陈寿在著史的过程中，面对着纷繁复杂的史料、传闻，依然能够客观地叙写历史，坚持自己的实录方向。试举一例证明之陈寿在《三国志·魏书·董二袁刘传》中记载审配之死为“配兄子荣守东门，夜开门内太祖兵，与配战城中，生禽配。斡配声气壮烈，终无挠辞，见者莫不叹息。遂斩之。关于这一历史细节，魏晋时的其它史书中有与陈寿相异的记载，例如袁障《献帝春秋》云“太祖兵入城，审配战于门中，既败，逃于井中，于井获之。”噪松之对于他注引《三国志》所使用的这一段材料，是持怀疑态度的，他有评论道“臣松之以为配一代烈士，袁氏之死臣，岂当数穷之日，方逃身于井，此之难信，诚为易了。不知资、障之徒竟为何人，未能识别然否，而轻弄翰墨，妄生异端，以行其书。如此之类，正足以诬阁视听，疑误后生矣。实史籍之罪人，达学之所不取者也。”裴松之的评论固然有强烈的道德倾向，然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足见陈寿对待材料的态度是十分审慎的。

正是以这种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陈寿对三国历史人物的描绘与评价亦真正做到了刘知几所云“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因此《三国志》中的曹操在陈寿的笔下，当是较为客观、真实的历史人物再现。《三国志》中所记载的曹操，是一个时代成就的政治家，是一个文韬武略的军事奇才，也是一个成功的封建统治者。

一、杰出的政治家

东汉末年，外戚干政，宦官专权，政治纲常混乱不堪。延熹九年和熹平五年两次“党锢之祸”，使士大夫人人自危。在这样一个宦官盗权、贵戚专政的黑暗社会中，初现政治舞台的曹操已经表现出他的政治才能，例如《三国志卷一·武帝纪》载，他在济南相任时，“长吏多阿附贵戚，赃污狼藉，于是奏免其八禁断淫祀，奸究逃窜，郡界肃然。”然而，其时“权臣专朝，贵戚横态，太祖不能违道取容，数数干件，恐为家祸……’遂称疾归乡。可见，在那样一个分崩离析的乱世，“济国安民”只能是一个奢侈的社会理想。在乱世中施展政治抱负，表现政治才能的最有效途径就是在斗争中变革，继而寻求统一。曹操一生的政治军事生涯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开始的。

中平六年十二月，曹操始起兵讨伐董卓初平元年正月，曹操与以袁绍为盟主的各支军事力量一起兴兵讨卓初平三年，曹操打败了黑山义军十余万众初平三年冬，曹操又战黄巾军，受降黄巾三十余万。随后，曹操参与到了军阀大战的激流之中，他破袁术、征陶谦、战吕布，又抢占先机迎帝都许。之后，他加快了统一的脚步南征张绣、东讨袁术、长驱胜吕布、官渡胜袁绍、北征乌桓后，曹操终于完成了统一北方的战争。然而。他并没有沉溺于胜利的喜悦之中，为了统一中国，他很快迈开了南向用兵的脚步。虽然赤壁兵败，，虽然曹操最终没能统一中国，但是，他平复了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在获得平复的环境中缓解了生的痛苦，看到了生的希望。即便是曹操历来备受非议的军事立场“挟天子以令诸侯”，也同样是有利于维护统一和稳定的。当时的汉献帝早己失去了天子的威仪，尊严扫地地辗转于董卓、李催、郭祀以及韩逼、杨奉等人之手，处境可谓狼狈至极。曹操‘迎帝都许’的作用，绝不仅仅在于他有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合理地位。更为现实而重要的是落魄的帝王重新坐回了‘汉家天子’的‘宝座’，汉室才不至于在战火硝烟中灰飞烟灭，而流离于战火中的黎民也才有了企盼和平统一的希望。恰如《三国志》中所言“自天子西迁，朝廷日乱，至是宗庙社稠制度始立。”曹操终其一生，南征北战，为天下统一的理想奋斗不息，剪伯赞先生客观准确地概括了曹操一生所取得的政治军事成绩“他一贯地把统一中国当作自己的政治使命，虽然他没有完成统一的任务，但他结束了汉末以来长期存在的豪族混战局面，并且从中国的西北边疆排除了游牧民族的威胁，保卫了黄河平原的城市和农村‚恢复了黄河南北的封建秩序，替后来的西晋的统一，铺平了道路。”

二、文韬武略的军事奇才

曹操中平六年起兵于陈留时，仅有兵士五千余人，正是凭借杰出的军事才能，曹操才在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之中逐步发展壮大，建立了伟大的事业。战争是军事才能最直接地体现，《三国志》中记载了很多曹操奇谋制胜的漂亮战争。试举二例言之初平三年春，曹操屯军顿丘，黑山军于毒等攻东武阳，曹操“乃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毒闻之，弃武阳还。”据《魏书》载，当于毒攻东武阳时，诸将皆以为应还兵自救，曹操却说“孙腆救赵而攻魏，耿弃欲走西安攻临苗。使贼闻我西而还，武阳自解也不还，我能败其本屯，虏不能拔武阳必矣。”果然，孙殡“围魏救赵”一计，解除了东武阳的危机。由此可见，曹操不仅善于用兵，而且精通古代兵法，并能将兵法运用于军事实践之中。再看《三国志卷一·武帝纪》载，建安三年，曹操南征张绣，在用兵不利的情况下，只好主动撤军。张绣来追，曹操亲自断后御敌。在如此严峻的战争较量中，曹操胸有成竹地给荀或书说“贼来追吾。虽日行数里。吾策之。到安众。破绣必矣。’事实果如曹操所言。之后，荀或问曹操“前以策贼必破，何也”操说“虏遏吾归师，而与吾死地战，吾是以知胜矣。”孙子有言“归师勿遏”。“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置之死地而后生。是历代兵家常用之制胜法宝。士兵在没有退路的死地才会拼命战斗直至夺取胜利。曹操能够在危难的情况下。对形势作出从容而正确地把握和预见，充分体现出他善于用兵之才智。曹操曾说“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任勇。一匹夫敌耳。”曹操正是这样一个有勇有谋的军事奇才。他戎马一生，也正是凭借着这种丰富的军事理论知识、超人的军事智慧和沉着冷静的头脑，才能一次又一次的战胜强敌，最终统一了中国的北方。

三、卓越的政治风云领袖

《三国志》中所记载的曹操‚是一个为了统一天下征战一生的时代政治家是一个深谙用兵之道的军事奇才。然而，使人感受最鲜明而强烈的是他是一个站在三国政治风口浪尖上的成功的政治领袖。他高瞻远瞩的政治战略眼光、贤济天下的用人思想及以民为本的为政韬略都是成就他为一个卓越政治领袖不可或缺的条件。

首先，曹操总是能够在纷乱的局势面前，以敏锐的政治家的眼光正确地洞察和预见情势并作出正确的战略选择。《三国志》载，约中平五年，王芬等人谋划起兵废灵帝。胸扩天下大势的曹操早已洞察了王芬等人不了解国之大事的盲目行动，必会导致失败，因此断然拒绝参加这次行动。《魏书》记载了曹操拒王芬之辞“夫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权成败、计轻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今诸君徒见囊者之易，未睹当今之难。诸君自度，结众连党，何若七国合肥之贵，孰若吴、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由此可见，曹操对当时的情势不仅了解得非常透彻，而且对于“废立”乃至整个社会的时局都有自己成熟的看法。之后，何进召董卓进京“尽诛宦官’，曹操又一次先见了此举必败。进而至董卓乱政，欲拉拢曹操，曹操又一次清醒地分析天下大势董卓为人残暴不仁，天下已然大乱，董卓必败。而天下大乱之时，正乃成就霸业之机，于是作出了“变易姓名，间行东归”，于陈留起义兵的明智抉择。

曹操不仅能够清醒地洞察时局，在面对战争的时候，他亦能够根据天下大势提出正确的军事思想，作出正确的战略选择。《三国志》载，曹操与袁绍等各路军队合力讨卓时，面对袁绍等人“莫敢先进”的消极战略态度，曹操数次与其分析天下大势与战略局面，以期抓住最佳的战争时机。曹操说“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今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在这篇说辞中，他析过去、看现在，对比分析，有理有据，其独到的战略眼光和政治头脑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

曹操的政治智慧不仅仅体现在对时局的把握与判断，同样体现在对人的判断与分析上。《三国志》载，建安四年，当许下诸将闻袁绍将攻许时，皆以为不可敌，曹操说“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作为一个政治领袖和军事统帅，在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的情况下，作出这样一番深刻又一针见血地分析，对鼓舞士气、稳定军心起到了强有力的促进作用。

其次，曹操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杰出的政治领袖，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是他拥有一庞大且高质量的人才队伍。他善于发现人，也懂得如何笼络人才，任用人才。对于渴望机会施展抱负的“千里马”来说，曹操无疑是一个优秀的“伯乐”。曹操将人才视为其事业的核心支柱，他深知欲完成统一大业，必须依靠具备各种各样才能的文臣武将的鼎力相助。《三国志》载，建安十二年，曹操有令曰“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天下虽未悉定，吾当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而专飨其劳，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于是大封功臣二十余人，皆为列侯，其余各以次受封，乃复死事之孤，轻重各有差。

第一，曹操不计私怨，能够从大局着眼，惜才为重，体恤军士，这使其不仅很成功地凝聚了军心，还从敌方的阵营中获取了一大批有用之才。《三国志卷一·武帝纪》载毕湛事“张邀劫堪母弟妻子公谢遣之，曰‘卿老母在彼，可去。’湛顿首无二心，公嘉之，为之流涕。既出，遂亡归。及布破，湛生得，众为湛惧，公曰‘夫人孝龄其亲者，岂不亦忠赞君乎吾所求也。’以为鲁相。”再看曹操是如何对待背叛他的魏种的，《三国志卷一·武帝纪》载“初，公举种孝廉。充州叛，公曰‘唯魏种且不弃孤也。’及闻种走，公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射犬，生禽种，公曰‘唯其才也’释其缚而用之。”一个令曹操憎恨到曾扬言决不会放过的叛臣，却因惜才，释而用之，这种不计前嫌的政治家的胸襟，为曹操赢得了张辽、徐晃等一大批敌军阵营的优秀将领，他们也都成为曹操的军事中坚力量。

第二，曹操不仅能以博大的胸襟广揽人才，而且非常重视人才，能够听取这些贤士大夫的建议和劝谏。由于固执己见而导致错误的行事之后，还会主动向他们承认自己的失误。《三国志卷十·荀或传》载“或去绍从太祖。太祖大悦曰‘吾之子房也。’”又荀或荐郭嘉于曹操，操见嘉后曰“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而当曹操见许褚，则曰“此吾樊哈也。”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曹操的惜才、重才、爱才之心，自然得到了贤士大夫的共鸣与回报。郭嘉在初会曹操后，亦喜曰“真吾主也。”自此以后，全力辅佐，死而后已。而许褚则跟随曹操征战，以一夫当关之勇，立下许多汗马功劳。《三国志卷十八·许褚传》载马超率步骑万余人追赶曹操，“矢下如雨”，许褚扶操上船渡逃。然而“贼战急，军争济，船重欲没。褚斩攀船者，左手举马鞍蔽太祖。船工为流矢所中死，褚右手并溯船，仅乃得渡。”正是许褚的拼力保护才使得曹操全身而退，真不愧为“操之樊哈”曹操不仅爱惜重视人才，而且能够听取他们的意见，对其给与充分的信任。建安五年，曹操与袁绍战于官渡，《三国志卷一·武帝纪》载“时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绍复进临官渡，起土山地道。公亦于内作之，以相应。绍射营中，矢如雨下，行者皆蒙循，众大惧。时公粮少，与荀或书，议欲还许。或以为‘绍悉众聚官渡，欲与公决胜败。公以至弱当至强，若不能制，必为所乘，是天下之大机也。且绍，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辅以大顺，何向而不济’曹操听取了荀或的意见，并最终取得了官渡之战的胜利。程显是曹操另一个重要的谋士，由于性情刚庚，与人多连。人有告显谋反，曹操却赐待益厚。由此可见曹操的明略与对其谋臣的信任。更为难得的是，曹操不仅能够信任他们，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还能在其谋臣面前对自己的错误进行自我批评。建安三年，曹操不听荀彼之言而征张绣，刘表前来营救张绣，使曹操处于不利的局面之中，曹操于是谓牧曰“不用君言至是。”而面对张，曹操又在诸将面前剖析自己的教训说“吾降张绣等，失不便取其质‚以至于此。吾知所以败。诸卿观之，自今己后不复败矣。”千里马之所以能为伯乐驱驰万里而不辞，是因为得到了伯乐的重用与信任，同样的道理，曹操对人才的赏识、关爱、尊重与信任使他们的价值得以充分地体现与发挥。贤士大夫所最看重的就是能为明主重用而不致埋没才华。曹操为他们提供了最佳的展耀光芒的平台，因而得以汇集天下各方的有识之才，为其成就霸业打下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第三、曹操所制定的独特的、现实的用人政策也是其摩下人才济济的一个重要原因。欲入曹操帐下，门槛并不高。你不需要出身名门，也不需要大仁大义，乃当世之名士，甚至即使你的德行不够完美也没有关系。只要你有一技之长，只要你能将所怀之才充分发挥出来以济乱世，曹操都会为你大开方便之门。正所谓“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人之德才各有短长，又岂可求全责备呢只要你有所长，就可得而用之。这才是针对“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所应采取的正确策略。曹操对此有着非常鲜明的“唯才是举”的思想。他说“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他又引古人之事说“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在某种程度上说，曹操就是一个做大事不拘小节的政治家，因此他具有务实开明的用人态度，这使得他成功地汇集了天下各方面的有识之士，协助他成就霸业。

最后，曹操是一位杰出的政治领袖还体现在他的为政韬略能够以民为本。关于这一点，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曹操对百姓生存问题的关注。曹操对“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社会状况有着“念之断人肠”的痛切心情在看见’日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的情况时，也会“凄枪伤怀”。但曹操对民生的关注并没有只停留在作诗和颁布政令上，他深知在“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战乱年代“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对百姓的关怀最切实效的做法就是让饱受战乱之苦的黎民能够填饱肚子。于是，在枣抵等的辅助努力下，曹操推出了他的屯田政略，有效地解决了粮食供给问题，使民生状况得到了缓解。《魏书》载，曹操始兴屯田当年，便“得谷百万解”《三国志》亦载，数年中“所在积粟，仓糜皆满’。

明代罗贯中长篇历史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呈现出的典型人物形象—曹操

元末明初人罗贯中在前人所创造的各种有关三国题材的文学成果基础上，纳百川而成大海，创作出了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罗贯中在小说中所勾画的三国历史框架以《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史书为主要依据。在细节描写和人物形象塑造上则广泛地吸收了裴注、《三国志平话》、元杂剧三国戏以及各代三国诗中丰富的创作素材，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扩展、虚构，使这些广泛流传于民间的三国传说故事、野史杂传等等丰富的内容都成为了小说中的典型化情节。总之，罗贯中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所独立创作的这部伟大的小说是三国题材演化史中的巅峰之作，集大成之作，是中国小说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一部不朽的作品。恰如明人高儒所评“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非俗非虚，易观易入，非史氏苍古之文，去警传诙谐之气，陈叙百年，该括万事。”

现存最早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版本，是明嘉靖壬午年公元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即通常所称的‘嘉靖本’。全书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则，题署“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至《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本，将二百四十则合并为一百二十回清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在李卓吾评本的基础上对作品进行了系统的评点及修改。毛评本《三国演义》自清初以来一直广泛流传，至今日更是成为了家喻户晓的通行本。而原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反而较少受到关注。然而，欲了解罗氏创作的原貌，则必须从《三国志通俗演义》入手。而《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曹操形象，更是曹操形象演进过程中极为重要的发展环节。

曹操是《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塑造的众多不朽的艺术典型形象中最为成功的一个。罗贯中对前代源于史书、杂传、诗歌、平话、三国戏中的有关曹操的各种文献记载、传说故事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视表现人物的需要，作者皆取而用之。由此，这些流传于各个朝代的事件被作者巧妙地串珠成链后同时作用于曹操这一人物身上。不仅使其性格在多元中形成统一，而且明确地表现为不同于任何一个的艺术典型。这一艺术典型的性格结构是复杂的、多层次的，同时也是统一的。

一、曹操人物性格的复杂性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曹操是一个奸雄，“奸”与“雄”的同时存在造成了曹操人物性格的复杂性。

首先，《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曹操仍然是东汉末年历史上叱咤风云，统一北方的政治家、军事家。试看书中曹操出场时的一段文字“为首闪出一个好英雄，身长七尺，细眼长髯。胆量过人，机谋出众。笑齐桓、晋文无匡扶之才，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策。用兵仿佛孙、吴胸内熟谙韬略。曹操以“英雄”的身份出场，他过人的胆识是作者极力渲染的“雄”的品质。这一品质首先在“诛宦讨卓”的宫廷政治斗争中得到了集中地表现。在何进谋划尽诛宦官的过程中，曹操劝谏何进说“宦官之势，起于冲、质之时，朝廷滋漫极广，安能尽诛倘事不密，必有灭族之祸。请详察之。”这一极富远见的正确的策略不但未被何进采纳，反被何进叱为“汝小辈安知朝廷大事。”当袁绍主张“召四方英雄之士”进京“尽诛阉竖”之时，曹操又一次站出来以忠言劝说何进“宦官之祸，古今皆有但世主不当假之权宠近侍，浸润成疾，使至于此。若欲治罪者，当除元恶，但付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兵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料其必败也。”何进依然没有采纳曹操之言，并认为曹操“亦怀私意”。结果何进被杀，董卓进京乱政专权，曹操“乱天下者必进也”的预见得到了印证。此时满朝文武一筹莫展，“尽皆掩面而哭”，在这危难时刻，只见座中一人抚掌大笑曰“满朝大臣，夜哭到明，明哭到夜，焉能哭死董卓耶”原来又是曹操挺身而出，他定下献刀刺卓之计，冒着杀身灭族的危险去行刺董卓。这一行动虽然没有成功。但曹操的胆量、勇气以及甘愿冒死的决心都使他成为这一事件中独一无二的英雄。

之后，会盟讨卓失败，曹操亦由此开始了他逐鹿中原，统一北方的征程。在这一过程中，曹操“雄”的品质进一步得到凸现。试以官渡之战为例加以说明。官渡之战是具有非常历史意义的一次战役，官渡之战以后，曹操战胜了袁绍并进一步平定了北方。然而，史书中关于官渡之战的记述却非常简单。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罗贯中以充裕的笔墨描写出曹操是如何以至弱当至强战胜袁绍的精彩过程，表现出曹操卓越的见识与才能。官渡之战中，曹操以七万兵力与袁绍七十万大军相拒，过人的胆色与智谋是曹操化劣势为优势，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首先，当曹操闻知袁绍七十五万大军抵至官渡之时，并没有惊慌失措，而是冷静地与谋士分析局势，认为北军虽众，却不及南军精锐，而军中缺粮，因此利在急战。接着，在两军相持阶段，曹操又亲自策划指挥了“乌巢烧粮”这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行动。火烧乌巢行动之前，曹操已作了周密的布置，但仍然率五千精锐亲自出马。当大火烧起之后，援军急来救应，此时情况十分危急，从军告曹操曰“贼兵在后，请分兵拒之。”而曹操临危不乱，意志坚决，果断地要求“贼至背后，方可拒也。”曹军将士“遂奋力向前，杀死者遍地”。乌巢粮草化为灰烬，袁军大败。最后，曹操又在仓亭定卞“十面埋伏”之计大胜袁绍。官渡之战，曹操以其坚强的意志、虚心纳谏的态度、灵活机智的头脑和临危不俱的胆量取得了绝对的胜利。当然，这些“雄”的品质不仅为曹操赢得了官渡一役，也为他成就了平定中原的霸业。然而，曹操终其一生，也未能完成统一中国的理想，这与他性格中奸诈、凶残的一面不能说没有关系。

在作者让曹操以英雄的面目在书中出场时，又紧接着写了曹操年幼时假装败面蜗口欺骗叔父的故事。也就是说，曹操的“奸”与“雄”是同时出场的人物特质，它们都是人物的主体性格。又前文所叙曹操在谋刺董卓事件中是一个英雄，而作者在此事件之后所作的叙述，则极端地表现出曹操的奸与残。曹操谋刺董卓失败后，在逃跑途中来到了世叔吕伯奢家中。吕伯奢对待正被追捕的曹操非常热情，欲杀猪款待。而曹操在听到“磨刀之声”和“缚而杀之”之语后，顿生疑心，误以为吕家要杀害自己，于是“不问男女”，杀死了吕家老小八口。更为可恶的是，当曹操明知误杀以后，又为了保全自己杀死了为自己外出打酒的吕伯奢。这种“知而故杀”的行为，是“大不义”是极其残忍、无情的。之后书中用曹操的一句话道出了其如此残忍的原因“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种极端利己的心理使曹操必然具有多疑、奸险、不择手段的性格。这一性格在此全方位地表现出来，也由此贯穿这一人物形象始终。全书中表现曹操奸险残忍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他为报父仇‚残戮徐州百姓为平军心，杀害粮官因为疑心害死华佗，杀死近侍还有“三勘吉平”、“勒死董贵妃”等等‚都是曹操性格中奸邪凶残的最好表现。

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曹操的奸与雄总是同时存在的，它们共同构成了曹操这一人物的主体性格也形成了这一性格的复杂性。但是，它们的共存虽然复杂，却并不。它们都为成就霸业服务，它们与人物的理想是完全统一的。曹操的足智多谋、远见卓识是他成就霸业的品格条件，而曹操的奸诈，甚至残忍则是他打击敌手，保全自己，掌控权利的手段条件。二者缺一，都不可能造就出《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这个丰富深刻的艺术形象乱世之奸雄—曹操。

二、曹操人物性格的统一性

有人也许会说，这么多性格因素同时出现在曹操身上，难免会造成人物性格的无序、分裂，从而导致人物形象塑造的失败。然而，罗贯中笔下的曹操却是一个完整的活生生的艺术形象。这就是因为在复杂面前做到了统一。曹操人物性格中的统一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曹操这一人物的性格，从始到终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他始终“忠于自己的情致”，坚持自己性格的方向，呈现出很强的稳定性。就主体性格而言，无论是曹操的“奸”还是”雄”都是其自身内在的品质特征，因此伴随人物出场，这两条性格线索也同时出现。幼时便使用手段诬骗叔父，足见其“好”初入仕时便法令严明“不避豪杰’足见其”雄”许助之语“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更是为人物性格的发展做了铺垫与概括。从此，这两条性格主线便一贯的延伸下去，成就了其“奸雄”的一生。就侧面性格而言，同样保持着统一与一贯性。在此仅以其“惜才爱才”为例说明。重视爱惜人才，是曹操一生不变的性格品质。早在会盟讨卓时，曹操对刘、关、张的格外器重就足以说明他知人善任的一面起事之初，曹操更是多方招贤纳士，唯才是举，每得一有才之士，便如获至宝即使在霸业初创，势力壮大之后，曹操对人才的渴求依然没有减退他借沮受之才。而不忍杀之爱关羽之义，而厚礼相待为得徐庶竟不择手段的以其母作为人质。对人才的关注是曹操始终坚持的策略，也是其始终如一的品质特征。正是这种坚持为他带来了辉煌的霸业。恰如曹操自己所言“吾任天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第二、曹操的性格是复杂丰富的，但却并不是矛盾冲突的。曹操之“奸”并不能阻挡其取得战争的胜利，也不能影响其胸中的雄才大略，有时反而会成为其保护自己、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曹操之“雄”虽不能抹煞其性格中狡诈残忍的阴暗面，但若“奸”与“雄”产生矛盾，“奸”便会向“雄”的方向转化，最终仍然达到统一。例如曹操“割发代首”的故事，曹操当然不可能真的自勿，这固然是他在玩弄权术，但另一方面权术的目的却是为了严明军纪。“奸”是为“雄”服务的，若没有“割发代首”，又怎能表现出法令严明、言出必行又怎能统率三军呢再看曹操降张辽一节，张辽被俘后，曹操认得张辽乃当日淮阳城内放火之将，张辽骂曰“只可惜火不大，若火大，烧死你这国贼’’曹操听闻此言，怒不可遏日“败将安敢辱吾’’拔剑便欲杀张辽。刘备、关羽俱劝曹操张辽乃忠义之士，当容留身边。于是曹操的态度旋即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先大笑曰“我亦知文远忠义之士，故相戏耳。”又亲自为张辽松绑，并说“纵使杀吾妻子，亦不记仇。”张辽用曹操昔日中计惨败之事辱之，曹操岂有不怒之理曹操为报父仇徐州屠城，又岂是不记仇之人然曹操爱张辽之才，敬张辽之义，杀之不如降之。于是曹操顷刻间化怒为善，变恨为爱，那一番虚词假意自是曹操奸处，然此种气度、此种爱才之心又恰是曹操雄处。可见，曹操性格中的两个主体方面是始终统一于人物形象内部的。他们相互交融，互相转化，共同构筑了这一生动完满的人物形象。

综上所述，《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曹操是一个复杂的、丰富的、完整的人物形象。罗贯中恰如其分地设置了可获取的各种于人物塑造有益的故事情节，而没有有意地取舍材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合理性虚构，从而使曹操这一人物形象没有走向任何一个极端。他没有伟大似神，也没有可恶如鬼，他是一个真实的、血肉丰满的人。这也正是曹操这一艺术形象塑造最为成功、内涵最为丰富之处了。

由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出，“曹操”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传播的过程，也是其逐渐由历史进入文学的过程。总的来说，在形象的传播过程中，人物的历史性逐渐减弱，文学性逐渐加强。也就是说‚人们越来越关注曹操人物性格中的因素，而少从历史的角度去评价其政治得失。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人物形象也被打上了不同的符合于那个时代的历史文化烙印，而曹操性格中方方面面的因素也不断地被发掘出来，其中尤以“奸”的因素被各个时代不断重复，不断深化，最后很必然地被定型为这个符合大众审美感情的“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一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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