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西醫的博弈》
出版社：中華書局
出版時間：2019年6月
定價：58.00元
本書從醫學史出發,聚焦中西醫激烈衝突、論戰的近代中國社會，力圖重現中醫在西醫的科學實驗和一步步佔據國家衛生主權的過程中，如何運用自身的外感熱病知識體系，來構築一套中醫式的傳染病學，並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中醫藥可以發揮的空間。
論及影響傳染病發生的原因，有社會政治、地理環境、災荒、交通等因素。據學者研究，在中國的流行病歷史中，隋唐以前，政治與軍事因素所引發的傳染病較多；隋唐之後，則以地理環境與交通發達、中外交流頻繁，而導致疾病的傳染較多。宋元以下，中國的政治經濟發展中心逐漸南移，因氣候、地理環境差異，人們最先碰到以寄生蟲為主的傳染疾病，而許多疾病也開始有了南北地域方土的差異，這些因素都間接促進了中醫學理論之深化與變革。當然，古人無法知道細菌之存在，所以只能用各種“氣”的侵襲，來描述病因。除了“熱”，中醫認為風、寒、暑、溼、燥、火（六淫）都可能導致傳染病，例如，《史記·貨殖列傳》載：“江南卑溼，丈夫早夭。”此即環境（自然因素、生物環境與人文社會環境）與疾病因果的結合，與中醫學的發展息息相關，“溼氣”即為導致人體疾病的重要因子之一。
傷寒
從古代的醫學寶典《內經》《難經》的描述中可知，中國人很早就對包括傳染病在內的“熱病”不斷加深認識。
張仲景經歷了漢未的一場大疫，故自《傷寒論》問世後，“傷於寒”就成為中醫治療外感熱病的主要論述體系。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中，張仲景的醫方是治療“瘟疫”的主力。
“疫”的原始字義應該與“役”有關。張綱在《中醫百病名源考》中指出：上古之人，服國家之役，乃飢寒辛苦之最者，故疫之為病，最有可能在百姓服役時所出現。關於其他的致病因子，現存之《傷寒論》中對溫病的著墨相對少了許多，僅有幾個觀念被傳承下來，例如“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等。一直到明未吳有性的《溫疫論》（1642）問世後，另一個治療熱病的體系——溫病，才算走出了一條新路。
溫病
另一個解釋瘟疫為何的系統，即吳有性的《溫疫論》。他和張仲景有類似的大疫經歷，看到當時醫家僅用張仲景的方藥去治療，造成大量死亡。吳有性說:“論之者紛紛，不止數十家，皆以傷寒為辭，其於溫疫症而甚略之。是以業醫者，所記所誦，連篇累牘俱系傷寒，及其臨症，悉見溫疫，求其真傷寒，百無一二。”
雖然所遇見之大疫經驗相同，但東漢未到明末畢竟經過了一段不算短的年代，原《傷寒論》中治療傳染病的方藥，已不敷使用，所以吳氏才另著《溫疫論》來作為治療熱病學的新思考。
寒、溫兩派的藩籬
病人身上的症候成為治療準則。這種雜氣相兼而行的狀況，王士雄在《重慶堂隨筆》中說：“暑也溼也，皆五氣之也。暑屬火，溼屬士，各居五行之一，火土合德，故暑溼每易相兼，義理之常也。”所以綜合來說，雜氣不但是致病原因，它的屬性也主導了身體感受的來源，而中醫溫病中所包括的發熱疾病，既是症狀，也是病人身體感受的集合，不能用絕對的單一病名來看待。是以中醫時有症狀相同之論，而少有病名相同之統一且固定的定義。
醫史家謝利恆在《中國醫學源流論》中說：“《傷寒論》為漢代古書，溫熱為當今專病。謂《傷寒論》中無治溫病之法固不可，若欲責漢代之人包治後世溫熱等萬有不齊之病，亦未免太遷。”古書雖古，今病卻千變萬化，誠一針見血之論。但有趣的是，“傷於寒”的理論仍存在於治療熱病的體系中，並沒有被冠上“不合時宜”而遭到遺忘。如吳瑭認為：“寒氣”仍是一切外感熱病發病的主因，以其藏伏於身體之內，到春天時被觸動而發病，故“傷於寒”仍是感染熱病的重要誘因。吳瑭批評《溫疫論》時又說：“（又）不明伏氣為病之理，以為何者為即病之傷寒，何者為‘不即病，待春而發’之溫病，遂直斷溫熱之原，非風寒所中，不責己之不明，反責經言之謬。”“吳氏當崇禎凶荒兵火之際，滿眼溫疫，遂直闢經文‘冬傷於寒，春必病溫’之文。蓋皆各執偏見，不能融會貫通也。”如此看來，可能多數溫病學家仍尊崇仲景學說，寒、溫兩派的藩籬，並沒有我們想象中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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