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比起唐、宋、元、明、清等热门历史，魏晋相对而言略显冷门，是中国历史上战争频发、政权更迭不断的分裂时期。
从广义上定义，魏晋是指汉末到晋末的300多年，其中包括著名的三国时期以及南北朝分裂时期。追根究底，文化也正是在战火连天、时局混乱之时得到了历史性的变革，潜在的思想方式、人生的价值取向、事物的审美情趣以及人类的行为方式都产生了与先前朝代不同的特征。政治的大一统也将带来文化的趋同性，如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法家为主旨；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提倡思想文化的大一统，儒学成为西汉的统治思想等。战争必然带来分裂与变革，政权的瓦解、经济的混乱、文化的崩塌，也让一切事物归于重整的年代。而魏晋，正是处于战火纷飞的时期，让原本独霸一方的文化得到解除，呈现儒、释、道、玄等思想并存的多元化倾向。哲学家冯友兰发表的《论风流》中曾写道：“是名士，必风流。”“风流”是魏晋名士的特征“名片”，在动荡的社会背景下，文人雅士以文治天下的理念无法得到施展，难以找到出仕的道路，以借酒消愁来排遣心中的痛苦与愤懑，从而也激发了他们放浪形骸、不拘礼数等行为，形成了独特的魏晋“风流”。阮籍作为魏晋时期“竹林七贤”的领军人物，他的生活方式、行为举止也被烙印了时代的特点，其思想方式和形态意识均有独特的魏晋“风流”。
一、《世说新语》中魏晋名士的人格百态
南朝临川王刘义庆编纂的《世说新语》是一部记录魏晋名士生活的笔记，也是一部记录魏晋风流的故事集，他无疑是魏晋时期最富盛名的一部文言小说，可以说《世说新语》是现代人窥探魏晋时期生活的最佳“纪录片”。宗白华先生在《论与晋人的美》一文中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时代。”此书涉及人物范围之广，涵盖社会各个阶层，用精简的故事介绍帝王将相、僧侣隐士的生活片段，用简短的文字反映魏晋时期名士的精神风貌和价值追求，体现出魏晋名士的人格百态。
此时的文人雅士不再过分注重于功名利禄的追求，也没有满口的仁义道德，而是发乎本心地提倡自然流露的真实情感，把自由豁达视为人生的最高境界，体现追求自由、潇洒、孤芳自赏的人格。《世说新语》中对人格的品鉴为：“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任诞》）、“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雅量》）、“庾公曰:‘卫风韵虽不及卿诸人,倾倒处亦不近。”（《赏誉》）、“（阮）孚风韵疏诞，少有门风。”（《雅量》注引《孚别传》） ，里面出现的“神”、“韵”、“风”等意味浓郁词语，是用来形容人物的人格精神，寓意向往自由、探寻生命的审美情趣。
《世说新语》作为一本文言志人小说，出现的人物众多，具有现在小说的剧本雏形，对人物的语言、外貌、价值取向等都有描写，使人物具有唯一特质，与泛大众的人物区别开来，形成各色鲜明的人物性格，不再是单一的脸谱化人物，展现出魏晋名士的人格百态。
1、社交礼仪——为人处世方面
魏晋名士在社交礼仪上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他们为人处世方面以重情重义、注重德行为主要准则，物质生活的享受已然不再是主流，“诗与远方”是生活的方向。将空前的人格品质放置于待人接物上，从而转变为人格艺术。
重情重义是魏晋名士对外交流的第一个特点。《世说新语》中记载过一则故事：“顾荣在洛阳，尝应人请，觉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辍己之炙而施焉。同坐嗤之。曰，“其仆也，焉施之？”荣曰：“岂有终日烤之而不知其味者乎？”而入后晋遭乱，顾荣渡江而南，每经历危急，常有一人左右己。顾荣问其所以，乃受炙人也。”相传顾荣此人在洛阳赴宴的时候，上菜的仆人看到桌上的烤肉露出了想吃的神情，被顾荣发现了，就把自己桌上的那份烤肉让给了仆人。宴会上的其他人都嘲笑顾荣，怎么可以让一介仆人吃烤肉呢？顾荣回答：“哪里有天天端着烤肉却不知道味道的人呢？”后来战乱的时候，顾荣渡长江避险，每有危急，就有一个人时常守护在身旁，顾荣感到疑惑问其缘由，原来他便是得到烤肉的人。通过仆人的重情重义、知恩图报来侧面烘托文人雅士的高洁，以此也看出顾荣的善意待人，不因地位的不对等产生歧视。
为人处世的第二个特点是重德行。“德行第一”首先出现在《世说新语》中，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把注重美好的道德品行的修养作为人生准则，推己及人，强调修养自身涵养的重要性。德行所涉及的范围广泛，可以是对事物、对他人等方面的取舍。
“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后进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为登龙门”。《世说新语》通过对李元礼德行的表述，可见当时社会对德行评判的要求极高，不仅本人要品行端正、风采卓然，在社会上也需要有一定的贡献，李元礼在当时奉行的是儒家礼教，希望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让每个读书人都能够明辨是非，并以此作为自己立足于世、与他人交往的行为准则和责任。“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在现今社会依旧保持着不在背后议论他人长短的品德，而阮嗣宗可谓其中翘楚，晋文王曾称赞他言语谨慎，其言辞富有哲理，未曾评论过他人的长短。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雅士在为人处世上以重情重义和重德行，作为他们立世的标准，社会上评论一个人是否有声望和学识，首先考究的是其德行和对他人的情义，由此可以看出士人对这两点的重视程度。
2、外貌主义至上
魏晋南北朝是出名了“以貌取人”的时期，“看杀卫玠”、“貌比潘安”等典故都出自于这个时间节点，看重外貌的特征是与当时在士族中流传的玄学密切关联，虽然不至于一个人太丑，就让他无法立足于世，但是对于外貌的看重，魏晋南北朝是无出其右的存在了。他们定义一个人外貌的美丑可以简单概括为“身形飘逸”和 “肤白貌美”这两个特点。其实，现今社会对外貌的审美观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类似的。
阴柔美在魏晋名士中已然成为主流的审美，傅粉施朱、剃面熏香是男子的外貌风尚，“肤白貌美”绝不是现代女性所追求的代名词，同样也适用于魏晋的男子身上。在《何晏朱衣自拭》中，有描写到何晏的相貌：“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魏晋时期男子以女性化的时尚为主要审美观点，于当时所处的社会动荡、政权频繁更迭有所关联。科举出仕是士族们寻求功名利禄的手段，但朝不保夕的战争年代，士族逐渐没落求而不得，只能把郁闷的心情转为服饰上和容貌上的宣泄。
《世说新语》为了显示大时代下对外貌之美的极致追求，甚至杜撰出一个“看杀卫玠”的故事。同时魏晋服用五石散成为风尚，长期服用五石散会出现病态的美感，保持面容的年轻态。五石散，是一种慢性毒品，长期食用五石散会让肌肤变得滑嫩，古人误以为容貌上的出现了年轻化的表现，是可以达到长生不老的效果。由于长时间的服毒，也让魏晋名士体态上发生了改变，这也是外貌评价的第二重特点：体态轻盈。
魏晋名士对身材的管理以“体态轻盈”为目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者刘强在《魏晋风流十讲》中说道：“魏晋美容之风的价值和意义还仅在于神形并茂，更在于神超形越。”魏晋名士对于外貌的追求不比如今选择明星的标准低，既需要阴柔的相貌，要有形体上的飘逸之感。古代四大美男之一的潘安可以说是魏晋时期的风云人物，“潘越妙有姿容。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邀，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 潘安出游有妇人不断围绕他，而左太冲由于相貌丑陋，得到的只是妇人们的唾沫。其实左思的相貌也并非粗陋无比，只是那时候对于美的追求有着极高的要求。
重视人的外在美是魏晋名士不争的事实，然而在外貌主义之上的表层下，他们对于人物的品评标准依旧是士族内在的气质和才华，内外兼修之道才是他们所追求的原则。
3、尊崇自然的玄学观念
《世说新语》中常提到魏晋名士的一种学习理论：玄学。魏晋时期政权混乱，以儒学为尊的汉朝统治的思想，显然在此时已经不再是主导地位。无为而治的道家学说，却在大时代背景下演化成玄学，成为备受魏晋名士的推崇的学习思想。玄学是对大自然欣赏的体现，最大程度体现魏晋名士对大自然的尊重。《世说新语》曾写道：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顾恺之寥寥数语就彰显出风景的气韵之美；“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谢道韫的“未若柳絮因风起”更是对大自然审美的极致体验，无为而治、寄情山水，是魏晋人士的真实感触，对山水自然的感知也是魏晋名士的真实写照。
魏晋名士对自然美的追求还体现在人格上，“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 当文人士子把重心放在对自然的追求上，不在拘泥于儒学知识的汲取，一旦文人士子以自然为人生信条，那么他们对于潇洒的个性的外放则越趋于明显，于是就有了超脱自然、放浪形骸的自然诉求和人生境界的体验。通达自然而风流可以说是尊崇自然玄学观念下，魏晋名士的性格写实。他们的精神是与自然捆绑共生，言行举止便对应着山川河流，诠释玄学中对自然美感的欣赏，应和着自然山水的和谐共存，成就《世说新语》中不凡的魏晋名士的超凡脱俗的气质。
4、无为而治的从政观念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三国演义》的开篇明义就阐述的政治局势，魏晋南北朝历经汉代的大一统后，开始走向中国政治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最混乱的时期，长期的封建割据和接连不断的战争，让这一时期的文人士子不再如同以往一般醉心于功名，《世说新语》中的魏晋名士，开始转变他们从政的观念：严格执法、宽以处罚的无为而治。
在玄学的影响下，魏晋名士醉心自然，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成为统治者的矛盾点，“严格执法”便成了魏晋名士遵守社会既定规则的妥协，有依据的“宽以处罚”是顺应内心的自然遵从。两者看似矛盾的从政观念，其实在历朝历代都会出现，只是在魏晋时期社会矛盾突出，让看似对立面的从政观点变得相对明显。在经历了三国社会的动荡不安，上至文武百官、下至平民百姓，能够安身立命则是他们的渴望。而魏晋名士作为政法的执行者，本身也渴求和平与安定，也顺应民心肩负重任，因此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出现了从政上的宽严交错的局面，汉代初始的老庄哲学——无为而治的适应性则对应此时的社会环境，得以应用在朝堂之上。
魏晋时期的士族阶层面临着为政以德，还是严峻律法的两重选择，为巩固政权必然要维护法制，但当时严峻的律法会压榨在战乱中已经濒临奔溃的民心，所以他们采用的是严格执法，在法律所允许的情况下宽以处罚。《世说新语·政事》记载：“王安期作东海郡，小吏盗池中鱼，纲纪推之。王曰：‘文王之囿，与众共之。池鱼复何足惜！’”如同在偷盗罪下，小吏因只偷了几条小鱼，王安期则认为池塘的鱼并不需要吝啬，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免去了处罚。
动荡的社会影响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在魏晋时期的文人士子是很难达到自身所理想的政治抱负，民心所向的宽松处罚已经成为他们执法时，安慰百姓的一种手段，既希望百姓安居乐业，也希望在政堂上明哲保身，所以汉代初期的“无为而治”显然也是适配于魏晋时期。
二、大时代下阮籍的两种悖论人格
《世说新语》展现了无数鲜活的魏晋名士的形象，他们带着时代的烙印特点。阮籍作为竹林七贤的重要人物，同时也浓缩了魏晋名士的典型特点，在书中他带着大时代下的特点，呈现出一种带有悖论性的双重人格。在竹林中，他放浪形骸、狂傲不羁；在朝堂上，他为人至慎，言语拘谨。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格对于阮籍而言无疑也是痛苦挣扎的，刘庆义在编纂《世说新语》时，把阮籍归入“任诞”一类中，是基于对竹林中放诞不羁的表现，那么阮籍的内心世界真如他所表现出的狂傲任诞吗？其实不然，阮籍此时内心并没有真正达到旷达和洒脱，在朝堂之上，他依旧谨小慎微，以“醉者”的形象来迷惑众人，以此来保全自己的性命。他内心的清明导致他的所作所为无疑给他最沉重的悲剧色彩。
1、悖论人格的自我救赎
魏晋时期风流之风盛行在士族之间，玄学的盛行让文人士子的思想颇有玄风之气，政治的高压，让朝堂上的官员互相猜忌杀戮，以至于任诞的风气由此传开。竹林七贤，更是其中的佼佼者，自古以来被誉为藐视礼教、放荡不羁的代名词，阮籍作为其中一员，更是嗜好喝酒，傲然自视、不拘礼节、任诞的符号。任诞者，定义为：
“任达与荒诞之谓也。仁达主要指精神世界的识见旷达，率性任情，意志自由自在而回归天性之自然；荒诞则有虚入实，着重于言语行为方面的乖戾无常，突破世俗常规而不守名教礼法。”阮籍通过对礼法的蔑视和嗜酒来实现人格的自我救赎。“越名教而任自然”、“薄汤武而非周孔”是十分贴切阮籍的，他一方面对司马政权谨言慎行，漠不关心，一方面通过醉酒来嗤笑司马政权所标榜的礼教，“礼岂为我辈设也？”是对其礼教的不屑，将封建礼教的道义都抛诸脑后。看似惊世骇俗的举动，实则是对社会黑暗中，无法反抗的一种自我救赎的方式，是阮籍纯真自然、不加束缚本心的体现。《世说新语》曾记载他母亲去世后的举动：“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本该在葬礼上哭丧，这是封建的礼教，然而阮籍却反其道而行，在守丧期间吃荤腥，又饮酒，违背了礼教传统。
《世说新语》刻画的阮籍不仅是一个任诞者，也是一个嗜酒者。在丧期“饮酒二斗”，《劝进表》醉起而作，阮籍表面上沉醉于酒，实际他的内心清醒无比，他对这个充满危机的朝廷认识深刻，用饮酒来抗争黑暗，然而他饮酒太过，反而让人记不得他抗争的精神，“酒鬼”形象倒是深入人心。饮酒之后的他，是人格得到救赎的最好寄托。
2、悖论人格的自我毁灭
动荡的社会格局必然导致文人士子的“有苦难言”，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命丧司马氏的政权之下，同为竹林七贤的阮籍能够在竹林中放诞不羁下仍能保全性命，凭借的是他至慎的为官之道。《世说新语》提及阮籍言语方面的记载甚少，“阮嗣宗至慎”算是从晋文王所言侧面放映阮籍的谨言慎行。愤世嫉俗却如此苟延残喘便是阮籍的人格自我毁灭的一种方式。谨言慎行所带来的自我毁灭，却是远离各种政治祸端的直接干扰，他明白“祸从口出”的道理，他的恣情放荡的性情是被当权者以及文俗之人所忌讳的，若他口出狂言，必定为小人所累，丢掉自身的性命。
阮籍不能如同竹林七贤中的其他人一般心口一致，是他家世的缘故。他的父亲是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是曹操政权下的重要官员。阮籍作为世家子弟本该大有前途，可是他优越的出身并没有提供给他更好的政治资本发，反而成为他需要依靠人格的自我毁灭来实现自保的一种拖累。阮籍处于曹爽和司马懿两个集团互相争权夺势的混乱时期，朝廷上也分为两个派别，摆在阮籍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投靠曹爽，要么成为司马懿阵营的一份子。可阮籍对着两个政治集团都不看好，成为中立的一员。
然而当时的朝廷官员早已站好队，没有人能够长时间保持中立，又何况是阮籍这样的名门后代，阮籍在士大夫中颇有名望，成了两大集团眼中的“香饽饽”，但他无法选择任何一方成为自己效力的对象。此时阮籍的内心也是痛苦的，他渴望建功立业，名流千古，可又不愿为这样的政治集团效力，成为他们笼络的对象。他曾言道：“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现实社会的楚汉战争，把阮籍心中的雄心壮志蚕食殆尽，不得不屈服于现实，依靠嗜酒麻痹自身逃避现实，保全性命，以此来抗争社会的黑暗。
三、阮籍的悖论人格的“酒与诗”对后世的影响
《世说新语》所呈现出来魏晋名士的人生百态以及阮籍的悖论人格，出身士大夫阶层的阮籍，同他人不同的是，在他对黑暗的朝廷彻底失望后，不能放弃家族而放浪形骸、无拘无束，也不能让自我内心煎熬，所以他远离尘世，遁入竹林，构建了自己的理想人格，追求的是精神上的绝对自由。但他所想要的逍遥在当时的社会必然是一场空想，“哪里有人哪里就是江湖”，因此阮籍的内心无疑是痛苦的，能够宣泄心中悲苦的唯有诗与酒。
阮籍的两种悖论人格所带来的影响，最重要的是他寄情于诗酒，开创了一代诗酒文化，让诗酒文化得以兴盛。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及药及酒的关系》就曾专门论述魏晋士人的诗和酒的关系。文人的喝酒风度和自由潇洒的文风互相辉映。司马氏采取残暴的大屠杀，“名士少有全者”，阮籍通过饮酒避世，以“酣饮为常”更是与酒分不开关系，他通过饮酒来拒绝司马昭的提亲，让司马昭“不得言而止”。一方面他无力正面拒绝司马集团的权力，一方面他不愿自己同流合污，只能通过酒来避祸，也是其无奈之举。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诗酒文化越发兴盛，到唐代达到了鼎盛。阮籍通过饮酒来激发自我的创作灵感，相传司马昭篡位之时，让阮籍执笔写下劝告魏帝自行退位的谏书，阮籍对此感到深恶痛绝，却有无力改变，只好终日耽于饮酒，不理其他事物。当司马昭命人去取文章的时候，阮籍却喝的烂醉如泥，使者见状大惊，急忙把阮籍唤醒索要文章。阮籍迷迷糊糊，依旧沉浸在酒乡之中，临场发挥借着几分酒意写下了《为郑冲劝晋王笺》，该文章一气呵成，字正言明，由此，阮籍醉酒成文的故事一传千里。
后世的李白“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有“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的诗句，这些后代的诗句仿效阮籍，可以看出阮籍寄情于酒，把内心世界的不满和自我的表达，以饮酒和诗歌的方式宣泄而出，对后世文人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文人与酒的不解之缘，与阮籍有着莫大的关系。可见诗歌与酒在中国文人中占据的重要地位。
四、总结
生不逢时的阮籍，他无法展现自我的才能，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又苦于现实所累，所以他的两种悖论人格由此产生，逃避现实又能抒发自我真实情感，阮籍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名士的典型。《世说新语》所塑造的魏晋名士，他们都有着大时代下的特点，他们与阮籍一样崇尚逍遥洒脱，放浪形骸，展现出动荡时期士族文人的精神样貌和鲜明形象，是这一时代特有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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