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明君很多，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很多明君除了偉光正外，大都有不光彩的一面。如秦始皇的嚴刑酷法、焚書坑儒；漢武帝的窮兵黷武、李世明的殺兄弒弟等等。唯有漢文帝近乎完美，幾乎找不到他的缺點，司馬遷也對他推崇備至，認為他才是曠古未有之仁君明主，真正做到了施大德而使天下懷安這一點，值得千秋萬代永遠懷念和歌頌。
公元前180年，主宰西漢王朝大政多年的呂后壽終正寢。她的去世，立即誘發了一場血腥的政局動亂。重臣周勃、陳平聯合朱虛侯劉章等部分劉氏宗親貴族發動政變，殺死以呂祿、呂產為首的呂氏親貴，並連帶著結果了由呂氏集團所擁立的少帝以及與呂氏集團有瓜葛的梁王、淮陽王、常山王等人的性命，一舉控制了朝廷的權柄，西漢的歷史至此揭開了新的一頁。
呂后
政局大動盪餘波之所及，難免幾家歡樂幾家愁。諸呂覆滅後政治重新洗牌的結果，是遠離矛盾中心、在偏僻苦寒之地做了近二十年代王的劉恆，無心插柳柳成蔭，成了最大的贏家。權臣們將庶出的劉恆擁立為天子，是為漢文帝。
漢文帝天性仁孝淳厚，他在位的二十餘年期間，節儉敦樸，嚴於律己，知人善任，從善如流，省用民力，平獄緩刑，致力於恢復生產，改善民生，清明吏治，敦厚風俗，終於造就了天下大治，為西漢王朝走向全面繁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漢文帝他本人也因其高尚的品德與卓越的功業而成為歷史上明君的典範，為後人推崇備至，歌頌有加。
漢文帝
漢文帝作為曠世明君，其治國安邦上最大的特色是善於辨析利弊，審時度勢，把握分寸，知所進退，恰到好處，收放自如。一句話，即充滿睿智。這種政治上的卓絕睿智，使得他無論是確定施政的宗旨，還是選擇施政的重點，抑或運用施政的手段，都能夠做到舉重若輕，左右逢源，進退裕如，掌握主動。
漢文帝的政治睿智，首先，體現為他對國家治理根本原則的清醒認識與明確堅持。
無為而治，休養生息，是西漢立國伊始即確立的基本國策，漢文帝即位後，更是對此毫不猶豫地加以因循與堅持，並給予更為全面的發展。漢文帝自始至終將黃老之學所倡導的“清靜能為天下正”的思想原則奉為治理國家的總綱領，順應天意民心，不折騰，不妄為，藏富於民，任事由吏，解除抑制生產力自由發揮的種種束縛，提供淋漓盡致地釋放全社會創造力的廣闊平臺，從而為西漢王朝經濟發展、國防強大、文化繁榮、社會安定創造了根本前提，順利地實現了“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強盛”的戰略目標。
漢文帝的政治睿智，其次，反映為他處理具體棘手政治難題上所施展的高明政治藝術。
漢文帝以外藩入主九五之尊，在中央朝廷本無根基，而周勃、灌嬰、陳平諸大臣，皆為漢高祖手下重臣，他們資歷老、功勳大、地位尊、人脈廣。如何妥善處理君臣關係，積極而穩妥地掌控最高權力，樹立自己的崇高權威，是他所面臨的一個挑戰。應該說，漢文帝的應對是非常得當的。即位當日，他即任命親信宋昌為衛將軍，統領京師的衛戍部隊南北二軍，控制京師中樞的大局；同時任命另一位親信張武為郎中令，主持皇宮的安全保衛事宜，以確保自己的安全。這裡所展現的，就是漢文帝政治上的大智慧。
對那些早年便跟隨劉邦南征北戰，又在誅滅諸呂集團中功勳卓著的元老級大臣，漢文帝先是論功行賞，加官晉爵，如將太尉周勃晉升為右丞相，灌嬰則由大將軍升任為太尉，從而取得他們的歡心與支持。同時又悄悄地逐步削減他們手中的實權，任用和提拔一些親信心腹到關鍵的崗位上，還引入賈誼、張釋之等一批新人擔任太中大夫、廷尉等要職，逐漸實現主要官員隊伍的新老交替，到時機基本成熟時，再在政治上將周勃等人加以邊緣化。公元前177年，漢文帝下詔廢除太尉一職，並且讓擔任丞相的周勃就國，即免去周勃的丞相職務，遣送到其封地絳地頤養天年，徹底清除了周勃、灌嬰等功臣元勳的政治影響力。
眾所周知，漢初諸侯王尾大不掉，對中央集權構成威脅，乃是西漢王朝立國伊始便存在的老大難問題。漢文帝對此有清醒的認識，也試圖對諸侯王的離心趨勢進行控制並努力加以解決。但是，在具體的措施推行上，漢文帝卻能秉持“善後要穩”的原則，不急於求成，不倉促冒失，而是穩紮穩打，步步為營，做得高明自然，爐火純青。他一方面儘可能放低自己的身段，禮敬諸侯王，讓其麻痺大意，放鬆警惕，千方百計地穩住他們，如吳王劉濞對他不敬，詐病不朝，漢文帝不但隱忍不發，反而“賜几杖”以示容讓。另一方面，則採納賈誼“眾建諸侯以分其力”的建議，在齊國中又分出城陽、濟北兩個諸侯國，以削弱齊國的勢力；到了文帝前元十六年（前164），他冊立了原淮南王的三個兒子為王，將一個較大的淮南王國分割成三個較小的王國，這顯然是有利於鞏固中央集權的高明舉措。不同於後來的漢景帝採納晁錯之策急於削藩的冒進，漢文帝的做法有利於政局由分權到集權的平穩過渡，即所謂事緩則圓，這是政治大智慧的體現，如果能假以時日，就不至於發生“吳楚七國之亂”式的動盪。
吳王劉濞
對內政治運作能做到把握分寸，恰到好處，對外戰略實施上，漢文帝同樣做到了審時度勢，收放自如。漢匈矛盾與衝突是西漢王朝所長期面臨的外部挑戰。漢文帝清醒地評估了雙方的戰略優劣態勢，認識到反擊匈奴的戰略時機尚未成熟，因此，他在位期間，一如既往地繼承自漢高祖劉邦以來的基本國策，毫不動搖地推行和親以安胡越的措施，重申“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以定”的原則，堅持不主動啟釁的防禦戰略。但是與此同時，他又積極加強軍事力量，並多次部署大軍對匈奴的進犯予以堅決的回擊，使匈奴的入塞侵擾行動屢遭挫敗，得不償失。既鞏固了西漢王朝的國防，又維繫了中原農耕文明的繁榮與發展。
漢文帝的政治睿智，其三，反映為他真正深諳為君之道，懂得老子所說的“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的不易之理，明白孔夫子所講的治國之道的精髓：“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處處以律己節儉為先，以改善民生為務。
他讓利於民，儘量減輕農民的負擔，讓民眾擁有基本的生存條件。漢文帝時代實行與民休息、輕徭薄賦的政策是眾所周知的史實，其力度之大、範圍之廣、影響之巨，超過了一般人的想象。漢文帝曾分別於公元前178年和公元前168年兩次將租率由十五稅一蠲減為三十稅一，三十稅一遂成為了漢代的定製。公元前167年，他還一度宣佈全部免去田租，這在中國歷史上可能是空前絕後的舉措了。也是在漢文帝時代，當時的算賦，即人頭稅，也由每年一百二十錢銳減為四十錢。另外徭役的徵發也有明顯的減輕，一般民眾的負擔減少到每三年才服役一次。
所有這些舉措，都讓普通民眾直接受惠，屬於典型的藏富於民、為富安天下的努力，它實施的結果是正常的經濟活動能夠順利開展，社會財富能夠迅速積累。據桓譚《新論》追敘，當時的谷價便宜到每石數十錢，而《史記·律書》更是記載，每石粟的價格居然有賤“至十餘錢”的狀況。糧價的低廉正是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漢文帝統治時期國家經濟機器運轉的正常與良好。
漢文帝
與厚待民眾相對應的，是漢文帝對自己生活的節制自律，從某種意義上講，他稱得上是中國歷史上最為節儉的皇帝了。他在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等，無所增益；想建個“露臺”，一看預算下來需要開銷百金，便立即中止計劃；有人進獻千里馬，辭謝不受，並進而下詔，遍告天下自己不受獻的立場。
漢文帝不僅能管住自己，同樣，他也基本上管好了身邊的人，他所寵幸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帳不文繡”。他不僅生前節儉，甚至在預先安排後事時一再強調喪事節辦，厲行薄葬，嚴防浪費，避免擾民。
漢文帝的政治睿智，其四，也體現為他胸襟寬闊，擁有博大的包容心，能夠虛心納諫，聽取臣下的合理意見與建議，聞過則改，集思廣益。
居於統治最頂端的皇帝，擁有生殺予奪的絕對權力。在這種情況下，最容易發生的問題，就是文過飾非，獨斷專行，信讒拒諫，為所欲為，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漢文帝之所以為後人所肯定和頌揚，就在於在他的身上幾乎看不到通常帝王所容易犯的這些毛病，恰恰相反，他的寬容、包涵與大度，在歷史上留下了不少的佳話，膾炙人口，彪炳史冊。
漢文帝即位後的第二年，他就下詔讓臣下進諫：“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匄以啟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在他的鼓勵下，當時賈山、賈誼、晁錯、張釋之等人，紛紛上書條陳意見，有的甚至犯顏直諫。漢文帝大都能虛心採納，並明確表示，上書者話說得再激烈尖銳，也絕對不算是狂悖。漢文帝在政治上的確始終保持了極其清醒的頭腦，他明白，許多事壞就壞在做皇帝的以明主自居，自以為天縱英明，把臣下的正確意見視為狂言，聽不進勸告。有了這樣的氣度與襟懷，漢文帝才能夠做到開誠佈公，從善如流。
在實際生活中，他也真正做到了大度、豁達與包容。他到周亞夫統領的細柳營勞軍慰問時，車駕居然被門崗攔了下來，通報是天子駕到也不奏效，被告知：“軍中只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好不容易進了軍營，車駕又被“限速”，很掃面子。可漢文帝不但不以為忤，反而充分肯定和表揚了周亞夫的做法，稱道周亞夫為“真將軍”。這種胸襟，又有何人能及。
《晉書·段灼傳》載曰：“昔漢文帝據已成之業，六合同風，天下一家。”王夫之稱道：“漢興至文帝而天下大定。”唐代高適《古歌行》詩云：“君不見，漢家三葉從代至，高皇舊臣多富貴，天子垂衣方晏如，廟堂拱手無餘議。蒼生偃臥休徵戰，露臺百金以為費。田舍老翁不出門，洛陽少年莫論事。”由此可見，對漢文帝的皇皇功業，後人是欽仰不已、推崇備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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