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盛世都要和亲,为啥就宋朝特殊?谈谈宋朝坚持“不和亲”原因

汉唐盛世都要和亲,为啥就宋朝特殊?谈谈宋朝坚持“不和亲”原因

引言: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和亲历来是中原王朝处理民族关系的一种主要方式。客观上和亲不仅维护了社会的和平、边疆的稳定,还促进了民族地区和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然而,纵观赵宋一代,人们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在中国历朝历代中屡见不鲜的和亲,在宋朝却找不到多少踪迹,而这一结果又是与当时中原王朝对少数民族偏见的加深、理学的发展、经济的繁荣等社会历史环境息息相关。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是这样评价的:“吾中华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先生认为宋代是中华文化的繁荣的时代。汉唐盛世都要和亲,为啥就宋朝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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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中原王朝在总体实力相对较弱的情况下,会选择和少数民族政权和亲,以维护和加强自身的统治。而宋朝毫无疑问就是处于这样一个时期,所面临的局势也更加复杂,北有辽、金,西有西夏,西南有大理、吐蕃等,他们都曾对宋朝造成严重的威胁。但是,宋朝不仅没有主动对外和亲,反而拒绝了来自辽和西夏的求亲。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整个赵宋王朝坚持“不和亲”呢?总的来说,这是由宋朝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观念等多种因素决定的。

一、强烈的民族偏见

宋朝虽然在军事上一直处于劣势,进而导致政治上的被动。但是,长期以来受“夷夏”观的影响,宋人自视甚高,对契丹和女真等少数民族更有一种蔑视心理,认为他们开化程度低,是蛮夷。

宋朝文人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对辽、夏、金等少数民族的轻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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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在其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一书中也表达了对和亲的嗤之以鼻,以及对其他民族的鄙视:“建信侯谓冒顿残贼,不可以仁义说,而欲与为婚姻,何前后之相违也!⋯⋯盖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则怀之以德,叛则震之以威,未闻与为婚姻也。”

民族偏见是宋朝拒绝辽和西夏等国和亲要求的一个主要原因,他们自视天朝大国,具有很强的民族优越性,从骨子里看不起别的民族。他们认为与异族和亲是有失体面,没有尊严的事情,并把和亲放在与封建伦理道德相对立的位置,从伦理纲常和民族尊严等各个方面进行审视,并提出“和亲辱国”。再加之辽国在谈判伊始就要求宋朝皇帝的女儿与其和亲,这就使得宋朝君臣的民族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和强烈的羞耻感。

二、强大的经济实力

很多人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软弱、最没实力的封建王朝,其实不然。宋朝只是在军事上相对较弱,他们吸取唐灭亡的教训,为防重现唐末的藩镇割据现象,实行“强干弱枝”“守内虚外”的方针,这就直接导致了宋代边防力量的薄弱,使得其面对辽金等少数民族的攻击之时处于不利的地位。

但是,宋代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却是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都无以比拟的,南方地区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农业、手工业都得到极大的发展,甚至还出现了“交子”。张择端的枟清明上河图枠就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宋朝社会经济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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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经济实力无疑是支撑宋人“尊严”,使其挺直腰杆拒绝和亲的重要因素。

况且,纳贡、给岁币虽是一项负担,但是却远远不及作战时的军费

这一点,富弼在庆历四年,关于澶渊之役上疏宋仁宗时就指出:“骄敌深入,直抵澶渊,河朔大扰,乘舆北幸。于是讲金帛啖之之术,以结欢好。自此,河湟百姓,几四十年不识干戈,岁遗差优,然不足以当用兵之费百一二焉。”

这一举措维护了宋辽之间长达四十年的和平,促进了互市和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的稳定,其结果还是好的。再者,宋人认为,辽国“虽以请地求婚为言”但“北朝所欲,不过租赋尔”。宋朝有这样的经济实力偿付相应的岁币,并认为以这样数量的银两换取拒绝和亲、稳定边疆和保证国内长时间的和平与人民的安居乐业,避免更多的经济损失和将士的伤亡还是非常划算的。

三、程朱理学的影响

两宋时期,以讲天理和伦常为主要内容,并适应时代需要的理学的兴起,使传统的夷夏之防观念更加深

入人心。宋朝文人的地位比较高,人们的思想也相对开放,再加上历经五代十国的大动乱,人们的思想受到来自各个民族思想的碰撞。自西汉“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文化的影响不断扩大,到两晋时期和门第观念的加深,到了北宋中原汉人的民族观更加强烈,理学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的,南宋时达到兴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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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理学以儒学为主,吸收了佛教和道教的理论精华,将二者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与儒家的伦理思想相结合,用新的方法来证明封建伦理纲常和等级秩序、专制集权的合理性与神圣性。

理学把儒道佛三者融为一体,重筑了“礼”的封建秩序,强调道德自觉和理性自觉,把道德修养作为人生学问的根本。这样一来,理学不仅造就了宋人重人格、厚人品、崇尚气节的时代意识,还促使文学作品注重教化,常常出现强烈的人格精神和道德色彩。

故而两宋有不少士大夫把和亲与伦理道德相对立,认为“和亲辱国”、“有失体面”。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更是把“中国结婚夷狄”视作“自取羞辱”。所以,宋朝在与辽、夏、金议和时,宁可多给金帛,也不愿嫁女和亲。正因如此,在辽兴宗向宋提出用和亲、增币来代替割地的要求时,宋朝允许增币,但拒绝和亲。在宋朝君臣的心目中,割地虽然是丧权辱国,但和亲则更是大失体面的事情,因此才以各种理由加以拒绝。

四、宋朝士大夫的文人情怀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士大夫阶层的黄金时代,经过“华夷之辨”和五代十国的大分裂时期,最终代周的赵宋王朝在立国后,为了避免自己成为五代之后第六个短命王朝,积极推行“重文轻武”

的政策,任用文人为知州,防止军人夺权或割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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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发展到宋代已经比较完善,相比隋唐时期有了很大的改进,废明经、存进士,用人惟才,读书人即使出身低微,只要通过科举考试,就可以跻身于士大夫阶层,获得较高的社会及政治地位。而文人一向以解救天下苍生为己任,面对外来蛮夷的侵扰,为得一时安乐,而把女子送去“豺狼虎豹之地”,靠女子来换取和平,这也是他们的自尊所不允许的。在两宋时期,和亲的话题基本上就没有停止过,文人士大夫虽有赞同者,但大多数都持反对的态度,他们纷纷写诗词文章加以抨击。

五、宋人对德治的崇尚

宋朝士人坚信以文德治天下,认为只要德行够深厚,必然能得四方来朝。

宋朝的文人士大夫在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下,认为王者要以德服天下,只要王者的德行修炼到很高的程度,蛮夷也会来归附的。宋儒对德治的认可达到了迷信的程度。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宋朝君臣自然是更愿意以钱财来满足他们的需要,并以此作为是对他们的一种宽容、一种赏赐。

他们反对和亲,一是因为他们认为“北朝所欲,不过利其租赋耳”;二是他们又认为“和亲”是有失“德行”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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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长期处于比较安乐的生活环境中,衣食富足,就更会厌恶战争。经济上比较富庶的赵宋王朝一方面不想和辽、金、夏作战;另一方面又自视甚高,有强烈的民族偏见,也不屑于和其他的民族联姻,再加上士大夫和民间的反对,标榜开明又崇尚德治的宋王朝,自然希望以德治天下、得太平,而不是靠和亲来维持。

六、舆论的影响

小报最早出现于北宋末年,盛行于南宋,是宋朝社会动荡不安、内忧外患严重的产物。

宋朝小报的出现,使人们有了更多的渠道了解时事,表达自己的意见。小报主要是从开封流传出去,新闻来源则主要是进奏院的消息泄露。由于宋朝一直处于和北方少数民族对峙这一特殊的形势,政局动荡,人们也大都对国事比较关心。一般下级官吏和民众很需要这方面的消息,但由于身份等各方面的制约,对于许多信息又无法得知,而小报无疑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了解时事的平台。

由于深受理学所宣扬的伦理道德的影响,在了解朝廷对辽金的态度后他们更感愤慨,全国舆论一片哗然,对于和亲一事更是反对,认为这是“大失体面”的事情;再加上文人士大夫的宣传反对,基本上就是一呼百应,民间反对之声高起。宋朝是一个以文治国的朝代,重视文人、士人的意见,考虑到士大夫在国家中的影响力、舆论的压力和对其他少数民族的偏见,即使朝廷有和亲的意向,也不得不仔细斟酌。作为一个开明的政府,他们深知如果民意处理不好,将会导致更多的问题,因而,对“和亲”一事也会更加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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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少数民族政权自身并没有强烈的“和亲”愿望

从公元960年北宋建立到1279年南宋被元所替代,宋朝一共经历了三百多年的时间。在这期间宋朝不断地受到来自边疆其他少数民族的侵扰,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宋朝能坚持“不和亲”,除了强烈的民族偏见等主观因素因素,还有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本身也并没有很强的“和亲”意愿。在与宋朝的交往中,他们逐渐认识到,即使不与其结姻亲也没有多大的影响。相反地,在军事的争斗上,自己往往还占着优势,完全可以凭此达到自己的目的,使利益最大化。

和亲只是为了进一步保障自己的利益,既然宋朝上下坚决反对,辽、金等也不想因为此事,再次引发战火。宋朝不愿多起兵戈,一直秉承着“强干弱枝”的方针,坚持“以德治天下”,这样看来,通常情况下,宋朝是不会主动发起战争的。

汉唐盛世都要和亲,为啥就宋朝特殊?谈谈宋朝坚持“不和亲”原因

相比于和亲,其实纳贡、称臣更能满足他们的虚荣心,经济上的补偿也来的更实际有用,既然如此,和不和亲关系都不大。况且,他们完全可以利用宋朝把在和亲上的拒绝作为谈判的筹码,进而要求得到更多其它的物质补偿,于是,也就不再坚持向宋和亲。

虽然通过纳贡、称臣签订合约等方式在客观上也保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和平,以经济为手段加强了彼此间的联系,促进了边境的贸易,但这并不能从更本上杜绝战争的爆发。宋朝没有与其他的民族政权进行和亲,而其面对的环境又相对复杂,民族矛盾也相对激烈,一旦发生战争就缺少了调解者。相反地,辽与西夏、吐蕃都有联姻,作为和亲对象,可以在其中寻找最佳的平衡点,维护双方的平和,这种姻亲关系相对稳定。这样一来,如果战争爆发,宋朝就容易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致使边军战斗力减弱,最终导致失败。不得不说,宋朝坚持不与其他民族和亲也是其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脱脱.《辽史》

[2]脱脱.《宋史》

[3]崔明德.《中国古代和亲史》

[4]司马迁.《史记》

[5]班超.《汉书》

[6]司马光.《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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