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堂天朝公使,竟向小国国王致敬!”郭嵩焘坐实“汉奸”骂名。

一扇潮湿、朱漆剥落、散发着腐朽气的厚木门,被人强行推开一条缝,清新之气钻进来,但习惯了屋内生活的人们,竟然有许多的不习惯。

1875年初,郭嵩焘在李鸿章的引荐下,作为懂洋务的大臣,奉诏进京,最后被任命为首任驻英公使。按说,这也是一个荣誉加身的"美差",但在特殊的晚清时期,这一任命,却让郭嵩焘在一片辱骂声中黯然离开了政治舞台。

“堂堂天朝公使,竟向小国国王致敬!”郭嵩焘坐实“汉奸”骂名。

对于外交公使的设立,大清也经历了长期的纠结。按说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互派大使,是近代国际交往的惯例和常理。但大清以"天朝上国"自居,派公使到“属藩"之国,意味着"天朝上国"体系的崩溃。

可是,列强不懂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不仅以武力强行将自己的公使"送入"天朝,还强迫大清必须同样派高官出使英国,就这样,晚清名臣郭嵩焘临危受命。

郭嵩焘被任命为出使大臣的消息传来,他的亲朋好友不是祝贺,而是都为他担忧。认为此行凶多吉少,为他出洋“有辱名节"深感惋惜。更有人认为出洋就是"事鬼“,与汉奸无异。一时间满城风雨、沸沸扬扬,有人编出一副对联骂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使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当时守旧氛围极浓的湖南士绅更是群情激愤,认为郭嵩焘此行大丢湖南人的脸面,要开除他的省籍,甚至扬言要砸郭宅,而洋务派李鸿章却对郭嵩焘出洋表示鼓励、支持。为了表示“平衡“,清廷任命了坚决反对洋务运动的顽固派刘锡鸿担任副使,意在让他们相互制衡、监督。

“堂堂天朝公使,竟向小国国王致敬!”郭嵩焘坐实“汉奸”骂名。

1876年12月,郭嵩焘从上海登船赴英。临行之前,朝庭应总理衙门之奏请,诏命郭嵩焘将沿途所记日记等咨送总署。此举正合郭氏之意,他早就想将自己所了解的西方富强之道介绍给国人,使国人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

经过几十天的海上航行抵达伦敦,郭嵩焘立即将这几十天极为详细的日记提名为《使西纪程》寄回总署。在日记中,它不仅客观记述了所见所闻,而且对这些见闻作出了自己的评价。

总理衙门刚将此书刋行,立即引来了朝野顽固守旧者一浪高过一浪的口诛笔伐,一时间群情汹汹。

身处国外的郭嵩焘感觉不到国内的反对声浪,但与身边副手刘锡鸿的内斗却愈演愈烈。刘得到清政府中一些大员的支持,暗中监视郭的一举一动,从一开始就不断向清政府打郭嵩焘的“小报告“,列出种种罪状,甚至达到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程度。

例如,巴西国王访英时,郭嵩焘应邀参加巴西使馆举行的茶会,当巴西国王入场时,郭嵩焘同大家一同起立。这本是最起码的礼节,但刘锡鸿却将其说成是大失国体之举,因为"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

中国使馆人员参加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的音乐会时,郭嵩焘曾翻阅音乐单。刘锡鸿也认为,这是效仿洋人行为,大不应该,认为只有"汉奸”才能干得出来……

更严重的罪状是,刘锡鸿说郭嵩焘向英国人诋毁朝政,向英国人妥协等等。由于朝中有人支持,刘锡鸿更是接连上奏朝廷,发函总署及南北洋大臣诬陷郭嵩焘,郭嵩焘在朝中虽有李鸿章的力保,但清廷还是决定将郭嵩焘免职调回,还有不少人想将他查办治罪。

“堂堂天朝公使,竟向小国国王致敬!”郭嵩焘坐实“汉奸”骂名。

1879年1月末,郭嵩焘离开伦敦,启程回国,到达上海后,他心力交瘁,请假归乡。

回到故乡长沙时,等待他的却是全城贴满了揭贴,指责他"勾通洋人“,不久,朝廷便诏允其休,就这样,郭嵩焘在一片骂声中离开了政治舞台。

然而,急速卷起的时代风云,终究从身后健步追上来,将这一切扑倒在历史的尘埃里。三十多年后,那扇腐朽的木门在辛亥革命的声浪中完全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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