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道德经》的研究，在学术界一直有争议。
最大的争议，就是有关老子《道德经》第一章的断句问题。
我们说念书断句不是很容易吗？
但事实上就在《道德经》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后面的断句就出了很大的问题。
今天所有的书，只要谈到《道德经》，大概80%都参考北宋的王安石的断句，在“无”跟“有”后面断句。
老子本来说是“无名”“有名”，“无欲”“有欲”，但是王安石别出心裁。王安石本身是一位政治家，文学也很好，哲学也不错。
古人念书，因为书并不是很多，不像我们今天念到太多的资料，他有时候就要别出心裁，别人都讲的，我断句改一改，这一改，改出问题了。
改出来之后，大家觉得说，讲“无”跟“有”比较玄，比较抽象，比较奥妙。
这样一来，对于《道德经》的传承，就提出了挑战。
一般人研究《道德经》，我讲学术界，如果教书教《道德经》的话，都是以魏朝的王弼本为准。
王弼的年代是226-249年，他只活了23岁，但是中国历史上他可以说是少数的天才。
他写了两本书，一本是注解《道德经》，一本是注解《易经》。我们今天研究国学，都绕不过他的。
那么，王弼注解的《道德经》，是在曹操那个时代，应该是比较接近古代了。
他的断句是“无名”“有名”“无欲”“有欲”，很清楚。
到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发掘出来帛书本《道德经》。
就是在汉朝人的坟墓里面，挖出来的一个《道德经》版本，分为甲本、乙本。帛书本就是写在绢帛上面的。
这个版本出来之后更好了，对王弼本的断句可以肯定。
因为古代没有标点符号，他用之乎者也作为标点符号，那么帛书本《道德经》就很清楚了。
“无名”“有名”之后，写的“故恒无欲也，恒有欲也”。
当时还不用“常”，因为汉文帝叫刘恒，汉文帝以后不准用恒，文帝以后这一句才改成“常”。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版本是很早的。
像这个就可以证明，至少学界里面有这样的共识，认为说帛书本《道德经》比王弼本还要早，是在汉朝初期。
再到1993年，湖北郭店又出土的竹简本《道德经》，那个更早，但没什么用，因为它残破得太严重，很多字根本看不清楚。
所以今天如果有人要念《道德经》，我会建议他先看王弼本的注解本，再参考帛书本《道德经》，这两个合在一起，十拿九稳。
这两个版本合在一起，像第一章这种断句，都非常清楚。
但是隔了一千多年，王安石跑来弄出一个“无”“有”这样断句，后代人觉得好像比较神奇。
因为讲“无”的话，没有人知道什么东西；讲“有”的话，好像有这么个东西。那“无生有”就变得很神秘了。
事实上，《道德经》里面谈到“无”跟“有”只有三个地方，怎么讲的？就是无形跟有形。
古代人怎么判断“无”跟“有”呢？
因为我看不到，明明是没有东西。比如说这个地方怎么忽然开一朵花呢？昨天看还没有花，但是今天开一朵花。
你可以研究，当然有根，才慢慢开出来的。那“有”生“无”比较容易，一朵花开了几个月之后不见了，这个花化作春泥了。
所以老子讲“无”跟“有”的时候，王弼把它理解为，无形之物跟有形之物。
这对古人来说，以视觉作为“有”跟“无”的判断是合理的。
这样一来，你说王安石把“无”跟“有”来断句，把“无”作为一个专门的术语，“有”作为专门的术语，这一来就引起很多困难。
但是很可惜，现在社会上80%的版本，都是按照王安石的断句。
所有讲《道德经》的人都摇头晃脑，“无”“有”这样念，你问他什么是无，什么是有？他说不能讲。
事实上，我们真的做学术研究的，会觉得很奇怪。
你有王弼本，有帛书本，你不参考原来的样子，只知道参考北宋王安石的版本，这我不能接受。
所以我在讲《道德经》的时候，很多学《道德经》的人有很多意见，但是我坚持我的原则。
做学问，基本上完全尊重原文，你要有根据，要讲个道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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