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理學家朱熹，是儒學的集大成者，世尊稱為“朱子”。他是唯一非孔子親傳弟子而配享孔廟之人 ，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受士林祭祀。
朱熹的理學思想對元、明、清三朝影響巨大，成為三朝的官方哲學，其地位幾乎凌駕於“亞聖”孟子之上，成為僅次於孔子的儒家二號人物。
其一生著述甚多。其中《四書章句集註》成為欽定的教科書和科舉考試的標準。
然而，與官方的推崇備至相比，後世民間對朱熹的評價，卻呈現兩個極端：有的奉若聖明，亦步亦趨；有的則視其為假道學、偽君子。
直到今天，人們對朱熹的評價也是天差地別——
肯定者尊他為一代大儒，是孔子、孟子以來最傑出的儒學大師，同時也是一位博學多識的大學問家。他還創辦了白鹿洞書院，重振了嶽麓書院，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教育大家。
作為封建社會的一位官員，他在努力維護那個制度的同時，也能體察民情，反對橫徵暴斂與為富不仁者，敢於同貪官汙吏和地方豪紳的不法行為作鬥爭，做了不少有益於百姓的事情。
反對者則認為，朱熹是一個戴著理學家面具、披著道學家衣冠的偽君子，滿嘴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非常令人討厭。
尤其是他講的“存天理，滅人慾”那一套，主要是為了維護封建禮教，嚴重摧殘了人性，窒息了中國人的思想，壓迫中國人的自由，甚至“以理殺人”，對中國社會的發展造成了極大的毒害，流毒甚遠。
反對者攻擊朱熹最猛烈的，主要集中在兩點：
一是說他表明一套，背地一套，道貌岸然，心理變態。比如南宋葉紹翁所著《四朝聞見錄》中，就記載了朱熹的諸多劣跡：虐待老母，不孝其親；與尼偕行，誘之為妾；兒女嫁娶，利在攬財；開門授徒，厚索束脩（古代學生與教師初見面時，必先奉贈禮物，表示敬意，被稱為“束脩”）……
南宋洪邁的《夷堅志》中，還載有朱熹為對付政敵唐仲友，不惜對與唐相好的官妓才女嚴蕊下手，嚴刑逼供，製造冤案；直到岳飛之子嶽霖提點刑獄，才得改判從良。可見朱熹心胸狹隘，陰狠毒辣。
不過，肯定者們則認為，上述宋人筆記中的所謂朱熹劣跡，其實是他的政敵們的惡意中傷，是南宋黨爭的產物，都是些捕風捉影的流言，而非信史。
朱老夫子身後雖然聲勢隆盛，備受尊崇，但在他生前，卻是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比如，他與台州知府唐仲友交惡，其實是因為唐仲友貪贓枉法，所以才上疏彈劾他，這也是時任浙東監司的朱熹職責所在。朱熹卻因此得罪了唐仲友的姻親、宰相王淮，遭到了排擠。
而洪邁曾遭朱熹抨擊，所以在晚年所著《夷堅志》第十卷中，炮製了所謂才妓嚴蕊冤案。
這則筆記到了明末小說家凌濛初的《二刻拍案驚奇》中，被演繹成了“大儒爭閒氣，俠女著芳名”的故事，在儒雅風流的郡守和風塵薄命的才女對照下，朱熹被醜化成了一個偏執卑劣暴虐的小人。道學家之於妓女的題材，更是使這則故事廣為傳播。
到韓侂冑執政時，發生了所謂“慶元黨禁”，以道學為“偽學”，全面清洗在朝的異己分子。道學宗師朱熹首當其衝，成為攻擊的目標。
上述《四朝聞見錄》所載朱熹劣跡，其實都是韓黨捏造彈劾朱熹的所謂罪狀，說朱熹引誘兩個尼姑做自己的小妾，朱熹的大兒媳在丈夫死後卻懷了孕，等等，把個朱老夫子搞得聲名狼藉。
甚至有人公然叫囂要處死朱熹。朱熹的門人也流放的流放，坐牢的坐牢，遭到嚴重打擊。
在沉重的政治高壓之下，心力交瘁的朱熹不得不違心地向皇帝檢討，表示要“深省昨非，細尋今是”。慶元六年（1200年），71歲的朱熹在血雨腥風的“慶元黨禁”運動中去世。直到9年後才得以平反昭雪。
南宋大詞人辛棄疾在祭奠朱熹的文中說：“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在寫給朱熹的詩中甚至盛讚：“歷數唐堯千載下，如公僅有兩三人。” 朱熹的為人，當不至於像上述那樣猥瑣不堪。
而朱熹遭受攻擊的第二個焦點，就是他以“存天理，滅人慾”為代表的理學思想。這被認為是封建統治階級禁錮、壓迫人民的思想工具，甚至有人認為其流毒所及，使中國越來越落後於世界文明和科技發展的腳步，最終導致了清末任人宰割的悲劇。
然而，支持者卻認為，朱熹的學說盡管有其侷限性，乃至糟粕的部分，但發展到後來封建禮教禁慾主義的流行和氾濫，卻是
在朱熹身後，封建統治者對其學說歪曲利用和片面發揮所致。包括後來科舉考試主要以朱熹的《四書章句集註》為範圍，更引起了人們對其學說的深深誤解和普遍厭惡。
實際上，朱子所謂“天理”，並不單純指封建倫理道德，更重要的是指宇宙天地間一切符合事物發展規律性的正向定理；“人慾”，也決不是指人們正常的物質和生活慾望，而是指那些違背社會健康發展之內在規律的邪惡的不正當的個人私慾。
“存天理，滅人慾”的思想，不能糊里糊塗地一棒子打死；某種程度上，它對我們今天之社會仍具有積極的借鑑作用和啟迪意義。
對以上看法，你怎麼看？歡迎留言發表高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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