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法国海军舰队于福州马尾偷袭清朝福建水师，一时灰飞烟灭，福建水师战斗序列中的11艘舰船，在短短29分钟内被击沉9艘，击伤2艘，官佐水勇共796人牺牲。 这场海战的失利极大震撼了清廷朝野，继而引发第二次“海防大筹议”，三年后的1888年，绵延千年的中国旧式水师历史宣告终止，以崭新近代化装备的清朝北洋水师正式成军，划入海防战斗序列。
1891年英国伦敦报载：清朝海军军力排名世界第8，日本则为第16位（尚有中国排名第6、第7，日本排名第14等不同但却未必严谨和科学的排序）。但中国近代海军于1840年至1888年，从无到有，鼎旧革新，历经波折反复的48年，终于扬波海上，“雄视亚洲”。排名亚洲第一应该是没有任何疑义的。
但在1894年9月17日的黄海大海战中，北洋水师被日本联合舰队卑鄙偷袭，北洋水师猝不及防。双方势均力敌，参战舰船各12艘（有的书籍如《中国军事通史》将北洋水师赶来参战的鱼雷艇队等也计算在内，计为共18艘），在不及日本舰队速度及速射炮优势下，奋勇还击，共鏖战4个多小时，以阵亡将领87人、水兵1000余人、伤400余人、损失舰船四艘之代价（此数字据《清代通史》第三卷，但有资料云我方损失舰船5艘），逼迫日舰以损失3艘（也有称为损失4艘的）、日舰“赤城号”炮舰舰长坂元八郎太被击毙的失利而首先撤出战斗（日本联合舰队伤亡官兵数字因日本方面隐瞒，至今未有准确统计），彻底摧毁日本大本营“聚歼清舰于黄海”的狂妄计划。
这场海战，面对蓄谋已久的强敌，除了北洋水师较福建水师是一支近代化舰队之外，北洋水师官兵的训练有素和英勇顽强的斗志、为国捐躯的英雄气概也成为击退日寇的重要一环。 29分钟与近5小时之比，令人感触良深。 在任何战役中，士兵的训练有素、勇敢无畏都是战争胜利极为重要的一个因素。 在中国漫长的军事史上，史书记载留名青史的都是那些赫赫有名的战将：孙子、李广、班超、卫青、霍去病、李靖、岳飞、羊祜、曹操、于谦、戚继光、袁崇焕、卢象升、曾国藩、左宗棠等等。即便黄海海战，人们也只熟悉名将邓世昌，至于其他殉国之壮烈不亚于邓世昌的高级将领，只有少数研究甲午战争的书籍寥寥几笔，如黄海海战中的慷慨赴义的“经远”管带林永升、“超勇”管带林履中、“扬威”管带黄建勋，都是值得载入史册的。
北洋水师的带舰将领，只要军舰沉没或再不能统舰杀敌，几乎必然是自杀成仁。如“镇远号”管带林泰曾，当“镇远”于1894年11月14日凌晨不慎触雷，在旅顺船坞失陷再无法修复时，即于当夜自杀。林泰曾是被日本作家小笠原盛赞为“中国海军的岳飞”，是北洋水师最优秀的高级将领之一。代舰长杨用霖于甲午战败后的2月1日，痛苦于大势已去，再无法统舰杀寇，遂口吟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诗句，以枪射口兀自饮弹，他是北洋水师将领中唯一用火器自杀殉国者。
战舰是海军军人扬威杀敌的武器，一旦没有了战舰，北洋水师的舰长们都选择了与舰同亡的归宿！ 但与北洋水师将领相比，北洋水师阵亡殉国的水兵姓名却大多无记载。一部北洋水师的战史，却没有篇幅留给那些最底层的水兵！拿破仑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在山上睥睨四顾道：我比阿尔卑斯山还要高！但恰如鲁迅所讥讽的，没有众多的士兵，恐怕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豪言了（大意）！
在黄海大战中，中国水兵表现出的英勇气概和牺牲精神令人感佩！也幸亏有一些野史笔记包括奖功奏折等记录下来，使得我们在今天仍然能铭记他们的姓名！
1962年出品的电影《甲午风云》中，有一位北洋水师“济远号”巡洋舰上的水兵王国成，至今让人们耳熟能详。但很多人以为是编剧和导演为了剧情而虚构的人物，其实非也，他是一位真实存在的北洋水师普通水兵。 在我们过去甚至到现在教科书式的宣传中，一直让人认为封建时代的王朝、皇帝、官吏、军队都是腐朽的、不堪一击的，其实如清代历次反击外敌的战争中，从广大将领、士兵作战的英勇表现来看，应该承认彼此主流还是能够做到英勇杀敌、杀身成仁的，并非只是望风而降、一溃千里。诸如鸦片战争中，清朝无论文官武将，或殉国、或成仁，无一例投敌叛国。这难道不值得后人首肯吗？
通州八里桥大战，僧格林沁率数万蒙古八旗骑兵，冒着枪林弹雨，轮番冲击敌人阵地，直至全部战死，这种誓与外敌血战到底、誓不苟活的气概，难道不值得我们景仰吗？当八国联军侵略者蹂躏北京时，那些同外寇英勇巷战而牺牲的八旗士兵难道不值得我们后人永远纪念吗？八旗劲旅在抗击沙俄侵略者入侵东北及平定青藏、回疆等内乱的英雄战绩难道不值得大书特书吗？
即使如甲午之战，陆路上一些战役还是取得胜利的，如正定总兵徐邦道于10月22日曾率兵在土城子击溃日军先头部队，并以火炮轰击，大挫日军，击毙日军指挥官，挥师向北追过双台沟。如果不是该部官兵饥饿至极，友军未能及时予以支援，战斗应是大有可为。徐邦道是懂兵之人，在旅大守区六位将领中责任心最重，军事眼光最敏锐，可惜李鸿章先后任命龚照玙、宋庆、姜桂题为主将，其实龚是贪官，宋有勇无谋，姜是庸才，皆不足以服众。如起用徐邦道，辽东战役不致一败涂地。徐邦道统帅的士兵作战是勇敢的，但是没有后勤保障，没有友军支援，结局可想而知。
徐邦道统领的部队据记载还是奉李鸿章命令，在军情紧急下临时“募拱卫军”三个营，仓促中投入战斗，尚不足称之为精锐之师，但已经大挫日寇兵锋了。
王国成参加北洋水师的年代恰逢清朝兵制改革的年代。中国封建时代的兵制，历经征兵制、世兵制、府兵制、募兵制、卫所制种种衍变，到明末清初，由女真人注入了新鲜勇猛的血液，即叱咤风云的满洲八旗兵制（后增添蒙、汉八旗），其所向披靡的战斗力使得明朝的卫所军队及李自成、张献忠疾风暴雨式的“流寇”战法均黯然失色。然而清朝入主中原，八旗成为驻防，逐渐养尊处优，战斗力为之锐减。
清朝遂建立汉人绿营常备军制（全国绿营含水师、京城卫戍约60万人），汉人“兵皆土著”，一入兵籍，终身不可更改。绿营分骑、步、守三种，另有“余丁”，收养绿营兵丁子弟，每月关饷银5钱，随时备拔补守兵（骑拔于步、步拔于守，依次出缺挑补）。绿营与八旗都具有世袭兵制的特点，保证部队兵源稳定，剔除募兵制的随意性，在当时是一种革新。但绿营亦受八旗熏染，当兵吃粮，且荫及子弟，所谓“亲族相承，视如世业”（刘坤一、张之洞《变法自强疏》）而无忧无虑，亦逐渐陈腐不堪。所以太平军兴，一败涂地。
清廷不得已下诏急建团练，以曾国藩湘勇、李鸿章淮勇为代表及衍生出的防军制、练军制竟成为清朝军事主力。但其后也暮气日深，积习日重，因为练军皆为子弟兵，由将领自筹薪饷，只服从个人，并非看重国家概念。练军是“兵归将有”，与绿营“兵归国有”的制度相反。
所以，北洋水师最先效法西方兵制进行全面革新，是在甲午战争之前，而非有观点认为是其后。 北洋水师对士兵的招收完全不同于绿营。绿营实行“兵皆土著”即只用本地人当兵。北洋水师打破绿营世兵制之惯例，防止各舰管带私人招募，也防止市井无赖混入军旅，公开招收沿海纯朴青年渔户、船户，条件是年龄16—17岁，身高4.6尺以上（18岁以上4.7尺），并须自书姓名即要求略识文字，有犯罪记录者拒之。
另须由练勇学堂长官或练船管带，并大副、医官共同察看——这是对身体状况进行检验。最重要的一点最后要由父兄或保人出结，订立服役年限。这是完全不同于绿营世袭兵制，保证了基层士兵永远保持战斗力和年轻化。 王国成恰在此时逢北洋水师招收练勇——北洋水师的组成分为军官和士兵两个不同的独立系统。士兵包括弁目（类似于士官）、士兵（包括水手、各类当差兵匠）和练勇。练勇是备补兵员（性质类似于绿营的“余丁”），分为三等，招入后还须在练勇学堂和练船学习。
遇有各舰水兵告假、革除、病故、战亡等缺，才能由练勇内挑补上舰。 王国成正好符合北洋水师招收练勇的条件，他是山东文登县人，1867年出生于贫困农民家庭。逢招收练勇时，他正好20岁。当时北洋水师招兵点在威海，他经人指点前去报考水手。据说王国成当时身体瘦弱，但以吃苦耐劳的品质被考官看中，录用为北洋水师练勇。 王国成出身贫苦，在“好男不当兵”的旧时代，当兵吃粮也无非为改变生存状况。须知北洋水师在俸饷制度上，也与传统的八旗绿营有了非常明显的不同。所以，北洋水师招募水兵练勇时，吸引了众多渔民和农民子弟报名。 清朝发给士兵的银米称之为“饷”，因为按月发放，故又称为“月饷”。
八旗兵饷据《圣武记·兵制兵饷》记为：前锋、亲军、护军、领催、弓匠、步军、炮手等，依次3两至1两共四等，岁支米分为48斛、36斛、24斛三等，待遇比绿营高（八旗早期还实行过“以地代饷”）。绿营章程规定兵饷分三等，马兵一等、战兵二等、守兵三等，月支米均为5斗，月支银分别2两、1.5两、1两。“余丁”则只每月支给“饷银”5钱。绿营水师水勇与陆军士兵同为三等，月饷相同。但实际绿营士兵、水兵所得比“饷章”规定更低，因按习俗尚有名目繁多的扣除，如军械费（士兵须自备军械甲胄）、衣帽费、房费等等，都要在月饷内扣除。长官随意克扣粮饷更是家常便饭。如果王国成到绿营当兵，最高级别马兵也不过2两。
他被招入北洋水师为三等练勇，等同于绿营“余丁”，月饷不过5钱饷银；而王国成录为北洋水师初级练勇，月关饷即达到4两！后来他相继被调补为三等、二等水手，月饷银已达到7两、8两（一等水手饷银为10两）。由此可见，北洋水师大胆在俸饷制度上全力改革，避免绿营积弊，提升官兵尤其是士兵待遇，以加强官兵战斗力。《北洋海军章程》明确指出：“盖以海军为护国威远之大计，不宜过从省啬也。中国海军创设，饷力末充，未能援引（指英国海军待遇制度——笔者注），但兵船将士终年涉历风涛，异常劳苦，与绿营水陆情形迥不相同。不能不格外体恤，通盘筹计。”清政府最终批准了《章程》，也是下了大决心。因为兵饷在清朝一直是一个令人头痛的大问题，在历代也令中央政府不堪其扰。
宋代养兵160万，明代卫所之兵达300余万，创中国历代养兵最高纪录。清朝旗兵约近20万，加绿营60万，士兵兵饷每年需1400万，竟占当时财政支出约一半。加上后来湘、淮、练、防诸军近百万人的粮饷开支，成为清朝政府严重的财政负担。当然，北洋水师成军后，海军经费也一直捉襟见肘，这也是甲午战败的原因之一。 从后来实际情况看，优厚的俸饷确实激励了像王国成这样的贫苦农民出身的水兵。须知他的收入已超过当时普通农户或工人的中等收入以上。
在1894年5月，北洋、南洋、广东三支水师举行三年一次大校阅，王国成由于学习成绩合格，被调补“济远”舰为三等水手。在校阅中更由于他操练突出，又被提升为二等水手。7月，日本挑起对中国和朝鲜的战事。清廷调派“济远”“广乙”“威远”护送增援朝鲜的陆军。王国成立下为国尽忠之志，他对舰上的水兵兄弟们说：“咱们吃了几年饷，是效命的时候了。”他旋即步行90里，归家与妻子告别，次日即归舰赴朝。
在护送完陆军登陆朝鲜返国至丰岛海面时，日本舰队早已预谋偷袭伏击。日本舰队以三舰率先开炮，北洋水师三舰亦操炮还击，此即为丰岛海战。但“济远”管带方伯谦贪生惧死，不去救援“广乙”而擅自脱逃。但仍遭日舰“吉野”尾追，方伯谦下令升挂白旗和日本海军旗，但“吉野”穷追不舍欲俘获“济远”。此时尾炮炮手已中弹牺牲，管带也无射击命令，王国成气愤至极，挺身而出，操纵大炮并高声呐喊：“谁帮我送炮弹？”同舰水手李仕茂大声回应上前帮助填弹。
王国成英勇镇定，连发四炮。除第三炮未中外，三炮连续击中“吉野”舰桥、炮室和舰中。“吉野”燃起大火，掉头逃跑。但方伯谦仍拒不下令转舵追击，斯时舰首大炮完好，如转舵猛击，“吉野”必沉之无疑。王国成连发四炮击中“吉野”舰的位置，有的记载名称略有差异，但其中三炮均击中“吉野”重要部位，是毫无疑义的，“吉野”正是被击中三发炮弹引起大火而丧失斗志而仓皇遁去。也使得“济远”不仅避免被“吉野”俘获，而且反败为胜。
鉴于王国成和李仕茂的英勇，使“济远”化险为夷，并击伤“吉野”，尽管按北洋水师条令，擅自开炮必受严厉处分，但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传令嘉奖击伤日舰有功军士时，特以王国成、李仕茂为首功，各赏银500两。按丁汝昌补定的《海军赏恤章程》，兵勇阵亡者才恤银100两，可见王国成与李仕茂的赏银是破格之奖。
电影《甲午风云》基本真实反映了王国成、李仕茂英勇沉稳炮击“吉野”的过程。只不过电影虚构了李仕茂的小妹成为王国成的未婚妻。但虽然是虚构，却非常有意义，因为这条情感线引出民众对日寇的仇恨和对以邓世昌为首的北洋爱国军人的坚决支持。王国成也并未像电影描述的在黄海大海战前被邓世昌调到“致远”舰上当炮手，最后追随邓世昌沉舰牺牲。王国成在甲午海战后仍然活着。
现在没有史料证明王国成是否仍然在黄海海战中的“济远号”上服役。“济远号”在黄海海战中见“致远”沉没，管带方伯谦又下令掉头逃跑，以致在战后被军前正法。刘公岛之战北洋水师基本全军覆没，清廷明谕将北洋水师武将“一并革职，听候查办”。署理直隶总督王文韶又奏请朝廷将北洋海军武职自提督以下“三百十五员名”，“各缺自应全裁”，“并将关防信钤记一律缴销”，至此北洋水师应当从建制上被一笔勾销。剩余水兵等亦被遣散。据载王国成亦回家务农，用战功赏银购地40亩，本来可享小康，但其妻却因疴逝世。王国成无子，仅遗一女，后到旅顺谋生，1900年客死于此地（《中国海军之谜》）。
当然，王国成只是“济远”舰上众多英勇官兵中的存活者，更为众多的为国战死捐躯的爱国士兵战绩是无以记载！ “济远”上英勇作战的不仅是王国成等水兵，除方伯谦外，英勇牺牲的军官和士官们同样令人敬仰。 丰岛海战伊始，“济远”开始应战发炮还击，日舰也炮击“济远”。大副沈寿昌在指挥台被弹片击中头部，当场殉国。沈寿昌是当年容闳携往美国留学的120名幼童中佼佼者，亦为北洋水师高级将领中唯一之上海籍人。 “济远”二副柯建章在前炮台被另一发炮弹弹片击中胸部。
天津水师学堂毕业的上舰练习生黄承勋见此状况，立即奋勇登上炮台，召唤炮手继续填弹射击。随之弹片将他手臂炸断，两水兵欲抬他去包扎医治，但他摇头说：“你们各有自己职责，不要管我了。”言毕气绝而牺牲，年仅21岁！在前炮台发炮还击日舰而壮烈牺牲的还有水勇正头目王锡山、管旗头目刘鹍以及其他水兵，前炮台牺牲的水兵尸体累积堆塞，以至于火炮都无法转动！
史籍没有记下“济远”牺牲的众多水兵的英名！更没有留下“致远”“经远”“扬威”“超勇”等舰上众多水兵英勇战死者的英名！但他们是自明代以来中国军人抗击日寇伟大而英勇爱国精神的缩影，无名的他们将永远镌刻在中国人民英雄纪念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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