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的邀请自从被帝国拒之门外后，一晃就是２０年。
１９１５年，由于中国筹办和参与远东运动会的积极表现，国际奥委会致电远东运动会组委会：正式承认远东体协；邀请中国参加下届奥运会和奥委会会议。不巧的是此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走向世界的愿望未能实现。
1922年中国官员王正廷担任了国际奥委会委员，从此中国与国际奥委会建立了直接的联系。1931年，在全国体协成立后的第七个年头，国际奥 委会正式接纳它为团体会员，并邀请中国派团参加1932年的奥运会。
中国人民得知将参加１９３２年奥运会的消息大为振奋。
四年前，中国获准派代表团参加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九届奥运会，但由于准备不足，只派了宋如海一人作为观察员出席而未参加竞赛。这一次可不能错过了。人们急切地等待着政府的消息。
1932年的中国，处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主管体育工作的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在人们的热望中出人意料地宣布：“国难当头，时间匆忙，准备不足，不派遣运动员参加在洛杉矶举行的第10届奥运会。”一瓢冷水竟激起了愤怒之火，抵触情绪，笼罩着整个体育界。著名体育记者阮蔚村在天津《体育周报》上叹息道：“忆自上届中国派宋如海出席后，当时体育界都抱了绝大的希望，以为第10届大会，中国一定有选拔选手出席的希望。荏苒四载，以前我们的一腔热血，现在又是绝望了。“
此波未平，一波又起。人们受伤的心再次遭到重创！
日本帝国主义把持下的伪满傀儡政权宣布了一项决定：派遣东北选手刘长春、于希渭参加第１０届奥运会。其外交部长谢介石正式向驻哈尔滨的美国领事提出派遣选手二人参加奥运会的要求。
刘长春、于希渭是我国著名的田径运动员，其中刘成绩最为优秀。他十四岁时，在中日中小学田径对抗赛中，百米成绩达到十一秒八，四百米的成绩已达到五十九秒，远远超过了当时的中学生水平。1927年，在大连中华青年会主办的春季运动会上，百米成绩一下子提高到十一秒，成为国内有记录的最高水平。他的四乘四百米接力曾经“把在场的俄国裁判看得呆若木鸡。” 日本吞并东北后，就动了利用刘长春的念头，刘长春伺机潜逃到北京。
1932年2、3月间，日本人带于希渭等人数次闯入刘长春老家，明确提出了让刘长春代表“满洲国”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之事，刘的父亲经不起敌人威逼和利诱，一面去信北平，一面又仓皇搬家避祸 。而此时身在北京的刘长春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日伪筹划刘长春、于希渭代表伪“满洲国“参加奥运会的消息传到北平、天津后，如同烈火烹油，立即引起青年学生和进步力量的极大愤怒，体育界的怒火更是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大家纷纷要求政府表态。但平时喜欢说点什么“有健全之体貌，始有健全之精神；有健全之国民，始有健全之民族“一类漂亮话的政府要员们，此时却紧紧闭上嘴巴，一言不发。
1932年5月初，刘长春终于获知日本人要他参加奥运会消息，他大为愤怒，拍案而起，毅然在《大公报》上发表声明：
“我是中华民族黄帝子孙，我是中国人，决不代表伪满洲国出席第十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这个声明给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当头一棒。
此时，有人想起“将计就计“的古老兵法，建议让刘、于二位代表中华出席奥运会，这既让日伪的阴谋不攻自破，又圆了中华参加奥运会之梦。当时身为东北大学体育系主任的郝更生为此事尽了大力。他通晓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活动能力很强。他依着与校长张学良的频繁往来和张氏本人对体育的热心奖励，请张学良将军帮忙。
张学良对中国人参加奥运会非常支持。他得知郝更生用意，异常激动，立即资助8000元。1932年7月1日东北大学体育系举行毕业典礼，张学良出现在同学们中间亲自宣布：刘长春、于希渭为运动员，宋君复为教练员，代表中国出席第十届奥运会。
待到一切准备停当，大家突然发现此时已过了奥运会规定的报名截止日期：6月18日。真是好事多磨，心急如焚的协进会立即急电洛杉矶，请求通融。6月26日晨，奥运会复电准允。
东北大学毕业典礼后，立即派学生傅宝瑞秘密潜回大连找于希渭，约其由大连直接赴上海汇合以便同行(由于日方阻止和监视，加上交通不便，于希渭终究没有成行)。7月2日中午，北平市市长周大文设家宴招待刘长春，并购西服全套，美金若干，以示送行。当晚郝更生夫妇伴送刘长春匆匆离北平往上海。
第二天上海各报均刊登有关消息和照片，一时间轰动了整个上海。6日下午上海市体育新闻界于四川路邓脱摩饭店为他洗尘。 7日晚由体育协进会主持，上海二十四个团体近二千人于东亚饭店举行招待会，为宋君复（教练兼翻译）和刘长春饯行。他们的新衣服也在上海连日赶制而成，法兰绒上衣，左胸绣中国国徽，白色的裤子，另有专为跳舞用的燕尾服和漆皮鞋。他们原定乘麦斯开轮，宋教练恐刘晕船，不借自贴美 十六元，改乘邮轮威尔逊总统号。
7月8日，刘长春和宋君复要出发了。黄浦江畔新关码头，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数千名热烈欢送的群众把夏日的空气陡然增加了许多的热度。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董事长王正廷亲自前来送行。在码头，王正廷手持中华民国之旗和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之旗，用肃穆之口吻，对刘长春训话：“我国此次派君参加世界运动会（奥运会），为开国以来第一次，实含有无穷之意义，予今以至诚之心，代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投旗与君，愿君用其奋斗精神，发扬于洛杉矶市之奥林匹克运动中，使中华民国之国旗，飘扬于世界各国之前，是乃无上光荣也。“随后郑重地将两旗一并交给了刘长春。
刘长春接过旗后，亦作了简单答辞，他说：“我此次出席世界运动会，系受全国同胞之嘱托，我深感责任重大，我当尽我本能，在大会中努力奋斗，以付四万万同胞之期望。“言毕，出发。
在太平洋上颠簸了21天，刘长春和宋君复于开幕式的前一天、7月29日下午4时到达洛杉矶码头。先期到达奥运会参观的沈嗣良、几位美国奥委会委员及华侨数百人在那里迎候多时。
刘长春是第一位参加奥运会的中国选手，华侨们特别重视。他们请刘长春登上一辆插有中、美两国国旗的大型轿车，直奔唐人街举行欢迎仪式。车前有两名美国警察驾着摩托护送，车后是延绵数百米的车队，浩浩荡荡，十分气派。一到唐人街，车队就一齐鸣起喇叭，招来全街的华侨夹道欢迎。顿时，鞭炮、锣鼓、欢声、笑语，响成一片。在美国的四姓家族联合会、中华留美学生会和中华报界联合会等，都派代表分别给予热烈的欢迎。刘长春追述了当时的情况：
“走下汽车，前护后拥至一大饭店屋顶平台准备拍照。美新闻记者示意叫我举起双手，我立刻把双手举过头顶，顿时觉得自己这个姿势是向敌人投降缴械的姿势，忽地又将双手放下，这时美国记者对刘雪松同学解释说：双手举过头顶，是代表用双手托起四万万中国人民的唯一代表。我复又高高举起双手，拍下了照片。第二天美国报纸刊出这一照片，并说：看看小中国人明天如何跑法，云云……这一不友好的问话，触动了我的心，分明是对中国人的歧视，内心中很不满意。 此浪未落，彼浪又起。宴后，又应广东侨胞邀请，在该饭店举行一次‘刘、关、张’结盟会，我姓刘，排于三姓之首，会上主办人赠“刘大哥”一枚特制的金质大奖章， 以表敬仰和鼓励。这枚奖章一直珍存身边，不幸于1938年在湖南长沙市，一场大火使得所有衣物及纪念品全部被烧光和遗失。”
1932年7月30日，第10届奥运会开幕，中国体育代表队在1894年受邀请到头次出现在奥运会上已经过了30多年，恍若隔世。 中国首次参加奥运会的代表团的是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队伍，共6人，排成3列。走在最前面的是惟一的参赛运动员刘长春，他手执青天白日旗，气宇轩昂。相随的，是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沈嗣良，最后一排4位分别是教练兼翻译宋君复、在美国临时物色的留美学生刘雪松、外国友人申国权和托平。申国权为朝鲜侨民，托平为美国人。这位托平是上海西桥青年会的体育主任，此时恰好在洛杉矶休假，听说中国运动员到了，马上跑来问长问短，帮东帮西，力尽东道主之谊。为了表示感谢，沈嗣良便请他加入了中国体育代表队。就这样，在黄脸庞的队伍中，竟生生地多出一副洋面孔。后来，托平自豪地说，他从事体育工作多年，曾代表过土耳其人参加第8届奥运会，此番又代表中国参加第10届奥运会，他觉得非常荣幸和自豪。
因时间匆忙，加上长途旅行，刘长春体力大受影响，在100米、200米预赛中均遭淘汰。但中国人首次进入到奥运会赛场，已经意味着不寻常的意义了。
四年后的l 936年，第十一届奥运会要在柏林举行。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再次向国民政府请求派团参加。虽则和l 932年一样在国难期间，但是国民党政府却答应了。为什么事隔四年，他们的态度就大变样了呢？有人认为，当时希特勒已经上台，他的法西斯主义跟国民党反动派的目的异曲同工，所以就去拉拢希特勒。又一说是，1934年，远东运动会被日本军国主义者非法解散，中国失去了国际体坛竞技的机会，致使国内怨声一片，各种激愤的语言、正义的呼声纷纷见诸报端。迫于舆论压力，政府只得勉强批准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关于参加第11届奥运会的报告。
官方同意参加奥运会，但他们却不肯多出钱，仅拿出17万元，离预算的22万还差5万。于是，协进会开始四处募捐。好在今非昔比，愿意出资的人不少。张学良再次慷慨解囊，名人权贵们也纷纷效法。商震、龙云、杨森、邵力子、傅作义、何应钦、宋哲元、吴铁成、韩复榘、白崇禧、阎锡山等都掏了腰包，总计有3万元。还差的2万怎么办呢？堂堂一个大中国凑不起，大家心酸地商量让中国足球队先期到南洋比赛挣一些。中国足球队在南洋名声很大，华侨也欢迎他们去。
于是，中国足球队先向印尼华侨借了开拔费，乘法国邮船去西贡、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后来又上缅甸及印度。时间共两个多月，先后踢了二十四场球，其中胜二十一场，平三场，成绩极为美满。在两个多月的旅途中，大家为了节约每一个铜板，就选最低级的船舱，住最便宜的旅馆，有时全体队员都住在一个大统间，由于床位不够，有些人只好打地铺，行李自己动手搬，吃饭拣便宜实惠的吃。每到一处，还担心强队不跟中国队比赛，这就会影响门票的收入。比赛时又担心天公不作美下雨，这就更影响门票的收入。每次比赛都担心当地主办单位作弊使中国足球队分不到钱，于是除上场比赛十一人外，所有的人都到各入口处去“监票”。为了多挣些钱，场场都要赢，所以主力队员都要场场上阵，即使有小伤、小病或体力有点差也得咬紧牙关坚持上场。
当时球队的国脚孙锦顺介绍了那段艰辛历程：
“在六个国家比赛中，当地华侨热情地接待我们，给球队莫大的鼓舞和鞭策。每到一个地方，都是华侨事先给我们联系并来接我们。他们发出肺腑之言：华侨在国外地位低人三分，你们来我们很欢迎，你们一定要赢球，赢了，我们就光荣；倘若输了，我们的地位就更低了，我们大使对我们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我们听后，虽然感到压力大，但是动力却更足，为了国家的荣誉，我们拼命踢，越踢越起劲，踢出了水平。华侨见了我们胜球，就拉着我们的手，热泪盈眶，表示祝贺，有的拖着我们去他们家做客吃饭，共享他们的喜悦。由于我们齐心协力，踢出了水平，不仅华侨高兴，而且也改变了这些国家对中国人的看法。他们本来是看不起我们的，但实际的战果却使他们不得不刮目相看。在苏门答腊有一个苏丹(即当时的君王) 看见我们球踢得好，不仅连声称赞，甚至还要我担任他们球队教练。”
两个多月中，六个国家，二十四场球赛，足球队得到了二十多万元港币的收入。国民党政府知道后，即派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代表周家驭前去讨钱。有了这些钱，中国体育代表团141人顺利赶到了柏林。
中国体育代表团里，王正廷任总领队，沈嗣良任总干事，清华大学体育主任马约翰任总教练兼田径队教练，北京师范大学体育教授董守义任篮球队教练，上海光华大学教务长容启兆任足球队主任。另有一经费自理的考察团，由郝更生带领。这些运动员中有两名女明星“四大小姐” 李森、“美人鱼” 杨秀琼。 李森在1935年的第六届全运会上创造了旧中国50米跑最高纪录。“美人鱼“杨秀琼是旧中国最亮的泳星，曾在1934年第10届远东运动会的女子游泳表演赛上，一人独得3项冠军，不仅刷新了自己创造的全国纪录，在远东运动史上记下虽非正式但却有案可查的辉煌的一笔。可笑的是，因为经费紧张，在141人的体育代表团中官方竟然没有配备一个随队医生。无奈之下，他们只好请正在英国留学学医的施正信担任随队医生，让他由英国直接赴德。这样，施正信就成为我国出席奥运会的第一个随队医生。
虽然我国派出了自己的最强阵容，但面对世界强手，中国队一个个出师不利。名将刘长春百米预赛上成绩不佳被淘汰，仅为11秒4，比第10届奥运会上的战绩还差。他被淘汰后，中国队的中距离跑、跳高、跳远、铅球、铁饼、标枪等项目的预赛中相继被淘汰，杨秀琼、李森都未能幸免。
这届奥运会，篮球第一次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采取双循环制。中国队首战日本队。在远东运动会上，日本队曾多次是中国队的手下败将，但在奥运会上，中国队却大令同胞们失望。那天，天公不美，细雨迷蒙，董守义又生病，不能出场，临时由马约翰和李清安担任场外指导。中方队员的身材明显高于日本队，但日本队的中锋却比众人都高出半头。初战时，中国队还略占优势，牟作云在队友的掩护下，投入一球，首开纪录。谁知，中国队在一度领先的情况下，竟越打越糟。最糟的是罚球不中，上半场共罚10多次均未中的。终以19： 35惨败。《大公报》随即刊登了刘长春从柏林发回的报道：“……吾队每个人神经紧张，愈打愈不合手，我队有十六次罚球的机会，结果仅投进二三次……论技术的确比任何国都好，遂与足球犯同样的毛病，美观的姿势是表演用的，切实的比赛需要实际的技术。”此后，中国队又迎战了法国队、秘鲁队和巴西队，结果分别为45：38，胜；21：29，败；14：32，再败。
由商震资助的两名32军拳击手勒贵第和王润兰，分别参加了中量级和重量级拳击比赛。勒贵第遇英国拳击手希之姆敦，双方势均力敌，斗成一团，经裁判分开时，希之姆敦冷不防突然猛击勒的下颏，勒遂倒地，数至10下未起。这时有一裁判认为：二人分开回复原状后，希起击过早，应判犯规，取消比赛资格，改为勒贵第胜利。英国队一听大怒，立即提出抗议。裁判委员会偏听偏信，裁决勒贵第为负。中国队亦提出抗议，被驳斥后也就忍了，言之“免伤和气“。王润兰迎战荷兰福特，打得很苦，但他在已经血流满面、站立不稳的情况下，仍顽强支撑不肯倒下，一直坚持到终局依然屹立，被赞作“虽败犹荣“。
这届奥运会惟有一名队员符保卢进入决赛。预赛时，他从3．50米起跳，当升至3．85米及格标淮时，因绵绵细雨，竿滑难握，他初跳未过。20分钟休息后，雨刚好停了，符保卢精神抖擞，上身线衣都没脱，猛力一冲，轻松跃过，成为中国队取得决赛权的唯一运动员。当天下午进行决赛，比赛开始时符保卢发挥正常，但当高度升至4米时，连跳三次都没有过，查其原因是竹竿不顺手。原来，符保卢这次自己未带竿，一直借用日本队员训练用的细竹竿。这根竿仅长4．15米左右，当跳跃4米时，就显得有点短，加上助跑速度不够，所以未能跳出最佳水平。
国人对此次运动会寄托最大希望的是在亚洲几乎没有对手的足球队。虽然夺冠连想也不敢想，但排上名次的可能也不是没有的。在国内人们都把他们称为“世运（奥运会）足球理想队”，大加赞誉。
奥运足球比赛，采取淘汰制。8月6日，中国足球队首战便遇英国队。运动员刘长春发电《大公报》做了详细描述：
“未开赛的头两天，德报载以英之指导队（最优队）与中国队作战，有如以石击卵，不成比例。真没把中国看在眼里！好！看吧，六日午后，四时前看台就告满座，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瞩目皆是。开球后，英先攻球，传一二球后，就被黑炭（陈镇和）夺下……英队以大刀阔斧的进攻与退守，中国以小巧玲珑在技术上胜人许多。杀得天昏地暗，上半时终场0：0……”下半时，英队采取全面攻势，中国队防守得当，一来一往，奋战10余分钟，不分胜负。13分钟时，中国队企图改变战术，倾师挺进，结果后方空虚，反被对方得球攻入大门。大约10分钟后，英队乘胜卷土重来，再攻入一球，此时，中国队大势已去，虽力图东山再起，无奈体力不济，以0：2败下阵来。
足球也输了后，中国队在奥运会上就全军覆没。
在本届奥运会上，中国的武术表演队受到了好评。由于参加表演的节目多，中国武术队的表演仅被安排了15分钟。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中国武术队的精湛表演赢得了全场一浪高过一浪的掌声。运动员一退场，立刻被照相机包围，热情的观众使运动员无法脱身。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大会第二天在汉堡大戏院为中国武术队安排了专场演出。接着武术队又应邀到法兰克福、维斯巴顿等城市进行了表演，均受到热烈欢迎和好评。
中国第一次决定派遣新闻记者参加奥运会，是在第十一届奥运会上当时的官方通讯社中央社考虑人选时，颇费思量。因为“弱国无外交”，加以中国体育十分落后，外国人看不起中国的运动员，也看不起中国的记者，采访工作难免到处碰壁。经考虑再三，决定派当时担任南昌分社主任的冯有真前往。冯是杭州之江大学毕业生，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学生时代已是足球健将，并且曾于1934年随中国选手前往菲律宾参加远东运动会，单枪匹马进行采访，有过功劳。于是，他便成为代表国家出国采访的新闻记者，负责向海内外报导奥运会消息。冯有真接受任命，心情很矛盾。因为我国国际地位低落，体育水准远落人后，采访工作困难重重。在实际工作中他打扮成日本籍的记者，混到记者群中采访。他自知此策有失国民自尊心，但为了便于采访，亦属无奈。回国后，他对这段经历讳莫如深，直到抗战后期，他才和在屯溪的安徽《中央日报》的几位同事偶尔谈及。国之不幸、国之不兴可见一斑。
二战结束后，第14届奥运会于1948年在伦敦举行。
中国队卷土重来，但已远没有了参加第11届奥运会时的兴致和规模，仅派出由王正廷为总领队、董守义为总干事的一行53人组成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内中与体育无关的倒有7、8人——都是赞助代表团的富商大贾。
国民党政府这时已到了面临崩溃的前夕，各种控制愈加苛刻，经济控制更是越来越紧，结果中国体育代表团又在钱上出了问题。首先是政府原先答应给五万元美金，可到最后关头却被砍去了一半，只同意给五十亿法币（折合美金二万五千元），领到这笔款时，美元牌价已提高一倍。两个对折一打，代表团事实上已出发不了了。就是这么一笔钱，从申请到领款竟花了四个月零四天的工夫，董守义（中国体育代表团总干事）为此奔走各衙门共四十一次，南京和上海之间跑了二十五次。和前次一样，足球队在筹款上立了功。他们从5月1日起到马尼拉、曼谷、新加坡、巴城、仰光、加尔各答等地进行表演赛，得了不少钱。
1948年7月15日中国奥运会代表团到达伦敦。到伦敦时，手边的外汇已经快用完，如果再筹不到款，连回国的路费都不够。只好打电报回国，教育部复电是“政府不能追加预算，请代表团自行解决。”这可难为了王正廷。中国体育代表团总干事董守义谈了当时的窘况：
“7月15日中午刚过，王正廷的秘书匆匆忙忙地开了汽车来找我，要我立刻同他一起去Automobile俱乐部，因为王正廷和中国银行经理夏秉方搞僵了，下不了台。原来这天驻伦敦的大使郑天锡请王正廷在那个俱乐部里吃饭，商讨代表团回国飞机票的问题。王正廷想先由大使馆出面担保向中国银行借笔款把代表团送走。但是郑天锡和夏秉方都知道政府不会再拨款来，借了钱怕捞不回来。王正廷想到巴黎去一趟，郑天锡竟不放心，深恐他一走不回来，这个代表团赖在伦敦，要他负责遣返。事到这个地步，没有什么交情可讲了。王正廷说代表团飞机票的款是有着落的，足球队在印度有一笔门票收入就要汇来。接着，他又说： ‘英国朋友也不会看我留落在此，他们会替我设法捐钱。这段话里当然也带着一点刺，意思是中国人自己倒不肯帮忙。夏秉方一听，哪里肯让人，他认为英国当时经济情况很紧，募捐是不可能的，王正廷明明是讽刺他，所以接口就说：‘王先生，你能捐得到英国人的钱，我马上跪下来，给你叩头。’事情也巧，这天恰有个英国朋友给王正廷捐了一笔钱，支票还在他身上，他一听夏秉方这种口气，实在耐不住心头之火，刷地从口袋里把支票抽出来，放到夏秉方面前，毫不容情地要夏秉方当众跪下来叩头。这样闹成了僵局。其实，王正廷是找这个机会向大使馆摊牌，一定得当场解决代表团的路费问题，把我找去是好交涉个下场。结果是大使馆同意作保，由英国的通济隆旅行社先发飞机票，王正廷守在伦敦，去电纽约找孔样熙汇钱来解决这笔欠帐。这样才算免了夏秉方的一跪。后来我到了纽约，知道孔样熙已汇了美 千元给王正廷。这个数目还是不够的。”
这是旧中国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奥运会，参加的项目有篮球、足球、田径、游泳和自行车共5个，共33名运动员。此时正值蒋家王朝覆灭之时，中国奥运会代表团根本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的重视，运动员的成绩也低得叫人难以启齿。上演了一场让中国人民落泪的体育辛酸史．
代表团好容易筹齐路费到达伦敦，而到机场时只有两名驻英使馆人员手持一面横幅来欢迎，随即就走了，队员们只得自己乘公共汽车到奥林匹克村。但第三天，由于交不起费用，又被通知搬到一所贫民区的小学校去住。在伦敦期间，中国运动员每天吃的是半年以前从国内运到伦敦的大米、火腿和咸肉，以及白菜粉丝等，都是些存放时间过久而变了质的食品。
奥运会比赛期间，国民党政府驻伦敦使馆的人员、代表团团长以及总干事等大人物从未去看望过运动员，更不用说关心运动员的衣食住行了。具有夺冠实力的爱国华侨何浩华自费代表祖国参加奥运会的自行车比赛，在将要到达终点获得第一名时，不慎被从后面冲上来的自行车撞倒，左臂骨折，中国代表团竟无一人前去照顾，后来何浩华的爱人从荷兰赶来才设法住进医院治疗；从印度尼西亚选拔来参加游泳比赛的华侨吴传玉，与中国队员一起住在小学宿舍里，团、队领导人竟从未有人与他说过话；最可怜的要数田径运动员楼文敖了。楼文敖是个哑巴，代表团领导却不管他是五千米和万米长跑运动员而决定让他参加马拉松比赛，但楼文敖从未进行过马拉松训练，也不知道马拉松跑的规则，代表团领导只对他说：“跑在最前面就是啦。”比赛开始后，先从广播听到楼跑在最前面，可半小时过后，楼文敖的名字就听不见了，楼只跑了1万米左右的路程脚上就起血泡，被送回宿舍。由于过度疲劳和腿脚肿疼，楼被迫卧床，数天无法起身，代表团带头人却无动于衷，从未向楼表示过安慰。一个哑巴，他的痛苦谁又能体谅和理解啊!代表团运动员结束比赛回到上海，机场上竟无一人接待，队员只好自行解散。中国足球队奥运会后做了一些访问赛。访问到最后一站伦敦，比赛完了，领队容启兆、指导黄家骏就借口从英国转到美国回香港，丢下一班运动员不顾。运动员在人地生疏的国外兼程赶坐火车，从伦敦乘轮到法国，从法国转了几趟车到罗马。全队在罗马车站露宿一夜，连洗脸水也找不到，象难民一样狼狈地搭上最后一趟车到利浦，但到利浦时距开船时间只两小时，大家又情急心焦，惶惶地登轮。真是一次难熬的辛酸行啊。
董守义回想这次代表团的前前后后，感叹不已，说“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
三次参加奥运会，中国队一块奖牌未进，辛酸却积存了一大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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