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理學，大家首先想到可能是儒學大儒朱熹，以及那句“存天理，滅人慾”的口號。但其實理學真正的開山鼻祖是一位叫周敦頤的人，朱熹則是在周敦頤的理學框架和基礎上，將其發揚光大。

如果用人物比喻，在理學領域，周敦頤就好比道家的老子，朱熹就好比莊子。

周敦頤生於公元前1017年，原名周敦實，字茂叔，北宋道州營道樓田堡（今湖南省道縣）人，世稱濂溪先生，其著有《太極圖說》和《通書》等哲學著作。據說，周敦頤還是魯迅、周恩來的祖先。

很多人對周敦頤很陌生，但對他寫的《愛蓮說》金句一定耳熟能詳：“出淤泥而不染，濁清蓮而不妖。”

理學又名為道學，是兩宋時期產生的主要哲學流派。理學是中國古代最為精緻、最為完備的理論體系，其影響至深至巨。理學的天理是道德神學，同時成為儒家神權和王權的合法性依據。

理學以儒家學說為中心，兼容佛道兩家的哲學理論，論證了儒家綱常名教的合理性和永恆性，至南宋末期、元朝初中期，被採納為官方哲學。可以說，周敦頤開創了宋以來儒學的新形態，將儒學提升到了一個多元包容的高境界。

所以，歷來很多學者稱周敦頤是

理學的最大貢獻就是在元朝初期，很好的將中華文明的魅力展現出來，或者說很好的闡述了中華文明的美好與和諧。因此，沒有湮滅在宋元跨文明的戰火之中，並能夠成為忽必烈治世的主流思想，從而源遠流長下來。

從這方面來說，由周敦頤所創立的理學，對傳承中華文明可謂功莫大焉。

周敦頤與其他儒學大家不同的是，他並沒有按照“傳經”的老路子走，而是開創了“義理”解經的新方式，即從本體論角度重構儒家倫理學，從而建立起融宇宙本體論、儒學倫理學為一體的理論框架和理學思想體系，為中國經學和宋代思想文化的發展開闢了新路。

周敦頤為後世提出了“無極、太極、陰陽、五行、動靜、主靜、至誠、無慾、順化”等理學基本概念，為後世理學家的發揮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框架。

總體來說，周敦頤理學思想可以概括為三個基礎框架：即

一、理學的形而上學核心：“宇宙誠體”

我們知道，哲學思想的誕生，需要有一個前提，就是它要在本體論上有依據，哪怕這個依據無法證實，但他要符合現象存在的抽象表達或形式邏輯。就比如老子講“道無為、不爭”一樣，他用“上善若水”來描述這個“道”的本性，我們就能夠明白“道”的特性和規律，通過這些特性和規律，我們可以感應到“道”的存在。

同樣，周敦頤也需要找到宇宙本體的性質，或者說“道”的本性，因此他研究了道家、易經、佛家等學說，最後他將《老子》第二十八章的“無極”概念拿出來，與《易傳•繫辭》的“太極”概念合併，創造了"無極而太極"的宇宙生成論：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以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為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周敦頤《太極圖說》

怎麼理解“無極而太極”這個概念呢？按照朱熹的解釋，“無極”就是“無形”，我們可以理解為形而上學的存在，即看不見、摸不著的存在；“太極”這一個概念在古時候一般被理解為“混沌的元氣”。

因此，“無極而太極”，我們可以理解成老子所講的“無中生有”的那個過程，即“從無到有”的演化過程。

那麼，接著“無極而太極”之後，就產生了“陽變陰合”的互動，生出“金木水火土”，繼而造化萬物。也就是說，通過這個過程，宇宙有了萬物。而這個過程，就是一個“實體、實有”的“實現”過程。實體、實有即是存在，就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

比如一個人的形成過程，也是從男人和女人（陰陽）結合中而來，在男人和女人結合之前，這個人是無的、不存在的，當男人和女人結合之後，一個獨特的人就產生了，這個人是可以看得見、摸的著的。

那麼，這個“實現”過程就是一個實實在在的過程。所以，周敦頤將這個過程稱為“誠”，即宇宙不是玩虛的，而是實實在在“存在”的，這就是一個誠體，我們可以簡稱為：宇宙誠體。

《禮記·中庸》中的思想：“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意思是有誠才會有事物，無誠則不會產生事物。周敦頤發掘的宇宙誠體，正好應證了中庸的思想。

簡而言之，宇宙萬物的存在，就是因為有“誠”這個性質才會產生、存在、進化等。因此，周敦頤認為，宇宙就是一個“變化無窮”的誠體，萬物只有符合這個誠體才能存在。

後來朱熹在周敦頤的理解上，進一步說:"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四書集註·中庸注》。

周敦頤將“宇宙誠體”與易經中的

“誠之通”代表是創造生產的一面；“誠之復”代表完成回收的一面。就比如春夏屬於“誠之通”，萬物化生，秋冬屬於“誠之復”，萬物凋零。

由此，周敦頤強調，宇宙誠體，就是生命之源。即每一個生命體都是因為符合“宇宙誠體”得以存在，每一個生命體內部，都包含了“誠”的基因性質。

這其中，就包含人類這個物種。也就是說，人類具有真誠善良的本性。

儒學中的“誠”概念，經過周敦頤這麼一提升，瞬間變得得高大上、有來源、有體系、有邏輯起來。我們不可小看這個提升，這個提升直接催化了朱熹“存天理，滅人慾”的理論，以及王陽明的“知行合一”理念。

二、個體修身的核心：至誠專一

周敦頤通過發現宇宙有“誠體”的性質，進一步發現“誠”是人的本性。由此，他在為人處世、修身法則上的提案就是以“至誠”為核心，即至誠專一。

當然，“至誠”這個概念是儒家的經典概念，在諸子百家時代就有的，分別散見於《大學》《中庸》等書籍，比如中庸就有相關的論說：“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

但在這些著作裡，“誠”只是一種抽象的道德概念，或者說是一種直觀的概念，沒有辯證思維邏輯基礎。同時，“誠”也只是某些主要概念下的支撐，比如在孔子那裡，誠是達到“仁”的支撐。

但到了周敦頤這裡，他將“誠”提到辯證邏輯系統當中，為“誠”找到了來源，並建立了邏輯體系，成為貫穿其哲學體系核心概念。

簡單理解，在周敦頤以前，聖人給人們講人要誠實、善良，但沒有背後的必要邏輯支撐：即為什麼要誠實善良、或者說誠實善良有什麼好處？如果不誠實善良又會怎麼樣呢？

那麼，如果這些問題沒有解決，一旦人在利益面前，往往就很難誠實善良，甚至會唯利是圖、為非作歹、弄虛作假。

所以，周敦頤解決的就是這些問題，他爬到形而上學的頂端，將“誠”的性質、屬性，從宇宙本體中挖掘出來，讓人們知道了做人誠實善良，並非只是讓別人誇讚或者獲得社交方面的優勢，而是符合人性本質需求、天道的內在本性和萬物演化的規律、以及獲得人生幸福的必需。

周敦頤在《通書》開篇說，"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

在此，周敦頤強調，"誠"是成為聖人的根本，因為宇宙演化，萬物產生，都是來源於“誠”。這個誠主宰著宇宙間各種變化，讓萬物以誠得生命，以誠得以生存。那麼，這個誠就是至善。

與周敦頤的思想相似，很多哲學家的哲學思想都是發現了這個屬性，可以說，這個屬性是被公認的公理。比如亞里士多德也曾提出“至善”是形而上學的本體，是任何具體善的目的因和動力因，他在《尼各馬可倫理學》開篇第一句話就講：“每種技藝和探索與每種行動和選擇一樣，都顯得是追求某種善，所以人們有理由把善表示為萬事萬物所追求的目標。”

也就是說，“誠”是“至善”的屬性，“至善”是“幸福”的屬性。人類如果要過得幸福，非“誠”不可，不誠則就不通，不誠則就不靈。

由此，周敦頤強調，人性有五品，即剛善、剛惡、柔善、柔惡和中，人只有達到"至誠"境界，人性才能完善。也只有達到至誠，人才能“無慾無求，寧靜致遠”，才能進入至高至善的道德境界，才能成為擁有大智慧的聖人。

永州道縣周敦頤故里

三、治世核心框架：誠心為要

我們知道，儒家的宗旨，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即從自我修養開始，到以德成就天下。這個邏輯也是千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人生路徑。

周敦頤的理學思想就是論證這個路勁的合理性，在他認為，當我們通過“至誠專一”修煉到聖人的境界，也就能夠看到宇宙的原則和人類的根本價值，再將這些原則和價值應用於社會，社會就能夠得到很好的治理。

在這裡，周敦頤是將這些原則和價值歸結到聖人通過對社會、國家君王“道德教化”後的自覺執行，這也是很多學者認為中國只有“道德哲學”的原因所在，而不像西方哲學那樣強調實證，從實證中發明各種具體的運用。

不過，這兩者孰優孰劣暫且不談，但一定是不能分開，沒有“道德教化”為指引，人類就會很盲目，就比如說今天有人企圖繞過道德倫理，想要用基因編輯技術創造新人類一樣，這種貌似是為了帶來某些方面的社會進步價值，但卻無法避免與某種社會隱患和災難並行——誰也不知道未來會怎麼樣？那麼“道德哲學”在一定層面上，可以幫助我們認清某些不可觸碰的地帶。

在此需要強調的是，“道德哲學”並非是一種空口號，至少中國“道德哲學”是建立在對宇宙本性的洞察基礎上。就像周敦頤一樣，他發現的“誠”並不是空口說的，而是有宇宙本體論為支持的。

也就是說，周敦頤讓我們做一個善良、誠實的人，並不是一種維護人類和諧的表面化主張，而是具有實實在在的哲學邏輯：一個善良誠實的人，才能成為有大智慧的人，才能對社會有益，才能符合宇宙可持續本性。

當然，這個背後的邏輯需要到後來朱熹乃至王陽明等人來發現和闡述，比如王陽明就提出“致良知、知行合一”理念與修身方法論，就是通往大智慧境界的清晰路徑。

回到我們剛才的舉例，也就是說，如果掌握這種基因編輯技術的人，沒有道德哲學或者良知的訓練，他就看不到基因編輯技術可能帶來的危害層面，他就可能在利益的驅使下幹出破壞人類生存系統的事情，而整個人類有可能就要為一個人的“妄為”買單、吞下苦果。

所以，周敦頤主張聖人通過“道德教化”來治世，並同時面向兩個基本面，一個面向是對社會打眾，一個面向是對君王（國家管理者）。

周敦頤在《通書師》強調：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暗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在這裡，周敦頤說，聖人通過立教，使人自己改過，因為雖然需要教化的引導，但主要還是靠人自身主動自覺。同時，如果聖人教化能夠成為主流、或者流行文化，那麼天下的好人就多了，好人多了，則國家治理就會很正，從而天下就會得到太平。

當然，這是大前提，還有小前提，那就是君王（國家管理者）需要有純心（誠心），只有君王有誠心，才會有賢才幫助，即“賢才輔則天下治”，否之，如果君王昏庸，賢才就不會靠攏。同樣，一家企業也如此，老闆沒有誠心，真正的高手就不會來應聘、或者留不住，那麼這樣的企業也很難做起來。

總體來說，周敦頤的理學思想，就是從本體論到修身治學再到政治思想，提出了一個完整的基礎理學框架。由於周敦頤的貢獻，儒學才在宋元明時期重新煥發生機，也才有了後來的朱熹、陸九淵、王陽明等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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