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石印画报《点石斋画报》于光绪十年四月十四日(1884年5月8日)创刊，光绪二十四年(1898)停刊，历时十四年。该画报为旬刊，每期八幅。它是上海《申报》的副刊。
《申报》是英国商人欧奈史特·梅杰(Ernest Major)同其友人创办的。梅杰于同治初年到上海，与其兄佛雷德里克·梅杰(Frederick Major)一起开办了中国最早的化工厂和火柴厂，并从事茶叶和棉布的进出口贸易。欧奈史特·梅杰精通中文，于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72年4月30日)创办《申报》，他大胆依靠中国文人，放手让中国编辑负责具体的业务，不到数年，《申报》经营有方，颇获厚利。同治十五年(1876)梅杰兄弟引进石印机器，办起石印书局，取了一个文雅而吉利的名字“点石斋”即点石成金之意。梅杰兄弟的眼光果然准确，出版石印中西书籍，使他们名利双收，特别是印制《康熙字典》，一年内销售达十万套之多，还是供不应求，赚到盆满砵满！
梅杰兄弟在取得办报和印书的成功经验之后，又考虑新的发展。欧奈史特·梅杰灵机一动，又想出为申报锦上添花的高招--增印一份图片副刊，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介绍时事新闻，于是《点石斋画报》应运而生。
欧奈史特·梅杰在《点石斋画报》创刊号上用“尊闻阁主人”的署名写了序文。画报的主导思想是：“天下容有不能读日报之人，天下无有不喜阅画报之人”，强调画报的可读性和普及性，以求达到“广见悉，资惩劝”的认识功能和敎育功能。美术性、新闻性、知识性、趣味性和通俗性是《点石斋画报》的特色。
《点石斋画报》诞生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上海，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背景为画家们提供了形形色色光怪陆离的素材。其中“时事新闻画和社会风俗画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历史价值；就其描绘外国风俗景物、高楼大厦、火车输船、以及声光化电等科学成就和新奇事物而言，画报具有拓宽视野的启蒙作用；就其猎取异闻琐事和采用当时流行的笔记体题跋而言，画报具有《聊斋》的性质”。其中不少文图，对清朝腐朽政治、帝国主义侵略罪行，人民生活疾苦和畸形社会有深刻的揭露和反映。
《点石斋画报》代表了清末知识份子改良主义维新思想和市民阶层的平民文化。从中国近代历史的角度来看，《点石斋画报》为启蒙运动、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反抗外国侵略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对于这部钜作，中外学术界的评价越来越高。
“时势造英雄”，《点石斋画报》为清末中国画家们提供了表演的舞台。1884年6月在《申报》登广告公开“招请各处名手画新闻”并规定每幅画付稿费大洋二圆，吸引了不少画家，逐渐形成了以吴友如为主笔，顾月洲、金蟾香、田子琳、张志瀛、何元俊、符艮心、周慕桥等为骨干的“点石斋画家群体”，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中国画坛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对中国现代人物画、连环画、年画、漫画、插图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反映生活的现实主义艺术在中国的主导地位奠定了基础。
《点石斋画报》创刊初期大部分内容是图绘时事新闻，画家们根据报社提供的新闻资料，凭自己对生活的观察、长期形象资料积累的经验创作而成；也有根据写生的素材合成；部分也参照摄影图片描绘，基本上采用传统国画的白描画法。对于新的题材如西方科技成就的火车、洋楼、军舰和西洋人物则借鉴西洋绘画的技法，用不同层次的网状线条组成明暗面，显出立体感，并采用西洋画焦点透视和中国画散点透相结合的折衷手法，既适应中国读者的欣赏习惯，又使中国人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西洋画技法。
因此，《点石斋画报》不但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为中国读者所喜闻乐见。据《申报》光绪十年四月刊登的广告显示，《点石斋画报》第一期在发售后三、五天内全部售完，又加印数千份发售，以后每期出版后都被抢购一空，再三加印仍供不应求，大有“洛阳纸贵”的盛况。两年之后，《点石斋画报》已“四处通行，无远弗届矣”，持续十四年，经久不衰。
《点石斋画报》的发行网遍及全国，除上海外，北京、南京、汉口、广州等数十城市均有发行书局，同时也广泛采访新闻、收集资料。对于葡国管治下的澳门，上海的《申报》和《点石斋画报》也有不少报道。澳门逐渐成为内地新闻界记者、编辑和画家们关注的重要城市之一。
在《点石斋画报》刊登有关澳门的图文一部分描绘了澳门的城市管理、风灾和社会新闻，大部分再现了澳门红灯区妓女、嫖客、骗子、无赖的生活，反映了华洋杂处、纸醉金迷的清末澳门社会百态。
笔者从《点石斋画报》528期四千多幅画中，选出其中有关澳门的图文以飨读者。
圊税新章
光绪十四年(1888)十一月《点石斋画报》卯集根据新闻刊登了一幅澳门公共厕所的图画和跋文。作者描绘了澳门一个西洋式建筑的公共厕所，门内有一个西洋人倚柜收钱。跋文中说：“近日葡人在澳门地面创立大便公钞，列厕于市，派人看守，凡仕商赐顾者每人须纳一文钱。”如不交钱便拒绝入内。据报道，这项市政建设和公厕收费的新章程，是由澳葡政府在九月下旬开会决定后实施的。
《点石斋画报》这幅画报道了澳门城市建设和管理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反映了澳门从一个落后渔村发展成一个国际城市的过程。建立公共厕所并派人收钱管理，是文明和进步的标志，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新闻。《点石斋画报》在报道澳门这个新事物的同时，也对公共厕所收费表示不满：“盖洋场素禁二便，故得借此以遂苛敛”，作者发出了“天下事，有钱则便，无钱则不便”的牢骚。
中国城市中何年何日建立第一个公共厕所现已无法查寻考证，但是从新闻报道的纪录上来查阅，迄今为止笔者还没有看到比澳门更早的纪录，由此可以证明澳门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城市之一，名列前茅。这幅介绍澳门公厕的图文，无疑是中国城市建设史上很重要的里程碑。
龙见
据光绪十八年(1892)九月中旬出版的《点石斋画报》竹集第二期报道，同年四月二十六日中午十二点，澳门上空乌云密布，忽见龙卷风像一条巨龙挂在半空由东而来掠过澳门，狂风揭去成千上万户的屋顶，风过之处无一瓦全。停泊在澳门内港的船只数十艘被毁，有“百数十人”溺毙。最奇的是龙卷风把澳门街上一辆东洋车(黄包车)连人带车刮到一丈多高突然又坠下，车身粉碎，而乘客和车夫俱未受伤，可谓不幸中之大幸的真实写照。
龙卷风来势迅猛异常，当时曾有人敲锣报警，但不到两分钟之内，狂风所过之处已是物毁人亡了。后来这股龙卷风吹到“钦(青)州附近，停泊在该处的兵船用巨炮轰击天空”，才将乌云驱散，避免了龙卷风的波及。
澳门经常受热带气旋的影响，有时甚至受到正面侵袭，历史上有记载的大风灾如清同治十三年(1874)九月二十二日的“甲戌风灾”和民国十二年(1923)八月十一日的“癸亥风灾”破坏很大，其中“甲戌风灾”是一次罕见的特大台风，它横扫了澳门地区。港湾内大小船只沉没，岸上的房屋成片倒塌，花王堂(圣安多尼教堂)被雷电击中起火，烧毁大量房屋。据事后统计，约有五千人死亡，二千艘渔船、商船沉没，大批房屋被摧毁，损失共达二百万元。此外，1964年9月5日台风“露比”，1983年9月9日台风“爱伦”都是澳门历史上的大风灾。但是对于光绪十八年(1892)的一场龙卷风灾几乎没有留下甚么资料。《点石斋画报》为澳门历史上这一场龙卷风灾难作了生动而详细的记载，填补了澳门风灾史料的一段空白。
兰因猝合
光绪十六年五月(1890年6月)《点石斋画报》申集第六期的报道：广州有一位年青的举人到澳门旅游，住在他的友人家中。晚上主人设宴，召来一群妓女陪酒唱歌助兴，其中有一位名绮霞的妓女“风神端雅，楚楚可人”，她对年青的举人一见钟情，频送秋波，眉目传情，举人也为之心醉。酒过数巡，举人托辞回房休息，主人看到这个情景心领神会，随即令绮霞入房服侍，两人在“琼阁相与絮语衷曲”，吐露心声。绮霞向举人诉说了自己的身世，原来她是嘉应(梅县)人，姓侯，父兄都是读书人，因为家乡受灾与家人失散，她被匪徒诱拐，卖入澳门的妓院沦落风尘。绮霞表示“不知郎君肯一援手否？”希望举人能帮助她跳出火坑，脱离苦海。举人听了绮霞的不幸遭遇，对她的身世十分同情，决定替她赎身，为之脱籍。“遂效范蠡载西施故事”，才子佳人在澳门喜结良缘。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前期，“士”曾经是一个最有进取精神的阶层。这批中下层的知识份子，虽然无权无势，但意气昂扬、傲视权贵，具有远大的人生理想。然而随着封建社会走向衰落，“士”也在科举制度和程朱理学的束缚下以追求功名利禄为人生目标，他们在精神上找不到出路，在苦闷绝望中就到澳门的青楼女子中寻找寄托，沉缅于温柔乡，乐不思蜀。同时编者赞美这位举人，他不嫌弃妓女绮霞的卑微出身，娶她为妻。这种同情心和勇气反映了“士”的善良的本质和残存的平等观念。这类妓女从良的报道，已经成为公式化的故事，但是从这个消息可以了解当年澳门妓女多数来自穷乡僻壤的良家妇女，她们虽然身陷囹圄，被逼操贱业，但仍向往自由。
心中有妓
光绪十五年十一月(1889年12月)《点石斋画报》午集十二期报道：一个很有钱的和尚入住“澳门天主(通)街某旅馆”，该和尚肆无忌惮，在光天化日之下为所欲为，居然公开招来妓女陪酒助兴。旅馆老板见和尚花天酒地不守佛规，颇有微辞，借机旁敲侧击加以嘲讽，可是这个花和尚听后不以为然，仍我行我素，居然大言不惭地回答：“我眼中有妓，但我心中无妓，她们陪我饮酒有益无害。”真是厚颜无耻到了极点。作者在跋文中揭露了这类披着袈裟打着佛门招牌的出家人伤风败俗的劣迹和自欺欺人的虚伪。作者指出，对这种心中有妓的“淫秃”应该送官掌嘴，绳之以法。
和尚是佛教中的尊称，是梵文(Upadhyaya)在古西域语中的不确切的音释，也是印度对博士、亲教(亲承教诲)师的通称，中国则把僧(梵文Samgha)与和尚合在一起，统称为和尚。中国社会历来把和尚视作普渡众生的救世主，追求忠孝节义礼教规范的信徒都希望得到他们精神上的帮助，但是清未社会道德崩溃，世风日下，和尚也带着化缘得来的钱，到澳门花天酒地，可见道德沦丧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时至今日，此类事件也有常有发现，一些道貌岸然的人物，嘴上仁义礼智，心里男盗女娼，常借各种机会到澳门狂嫖烂赌，与“淫秃”的无耻行径何其相似乃尔。
醉舞堕楼
光绪十九年十一月(1893年12月)《点石斋画报》革集十二期报道：澳门人某甲，是一个酒色之徒，他伙同两个狐朋狗友，不务正业，整天游手好闲，征歌逐色，拈花醉月，沉湎于花街柳巷，自命风流，实际上是俗不可耐的市侩。某日他们又到澳门新填地街(巷)某妓院寻欢，登楼召妓借酒助兴，面对名花佳丽未饮酒心已醉，当晚天气酷热，在妓女频频劝酒之下，酒至半酣，某甲觉得热不可耐，端着酒杯走到窗前纳凉，放肆坐到窗台上，披襟当风，悠然自得，又与酒肉朋友“高谈雄辩，醉而愈豪”，继而手舞足蹈，忘乎所以，不觉飘堕下楼，戛然一声，倒卧在前街，头破血流，罔知人事，送至医院抢救，回魂乏术，终于不治。
新填巷位于澳门营地大街起至福隆新街止，是清末澳门新建的红灯区中心。清末民初澳门福隆新街填海新建的红灯区范围极大，它南起红窗门街，北至内港码头，东跨新马路，西靠司打口，花街柳巷秦楼楚馆总面积约四万五千平方公尺，约占当时澳门繁华商业区的三分之一，是珠江三角洲最大的风流薮泽。澳门的富家子弟，王孙公子，自小受父母溺爱，被社会腐蚀，奸人引诱，酗酒赌博，斗鸡走狗，吸毒宿娼，终致倾家荡产的事例多不胜数。《点石斋画报》报道澳门这个酒色之徒乐极生悲堕楼而死的消息，告诫青年不要沉湎于庸俗无聊、消极颓废的生活，对于当今社会上一些醉生梦死精神空虚的青年还有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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