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此之前，我对于阮籍的了解真正可以称的上是一知半解。
而之前的印象仅仅是读宋人洪迈的《容斋随笔》里一则名为《三竖子》的笔记。文中大约说阮籍尝登临广武山（在今河南荥阳，是楚汉相争的重要战场，附近有鸿沟）俯瞰楚汉故战场而喟然长叹道：“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原本在我的《中国历代豪言壮语系列》中是没有计划写入阮籍的。因为我所有的情感几乎都被那些捐躯沙场、建功立业的英雄人物所吸引，从李牧、霍去病而至左宗棠、曾国藩；从陈胜、吴广而至李自成、洪秀全，这些成功或者是失败了的英雄们的豪情逸志、壮怀激烈往往会使我沉湎于中而忽略了那些书林隐逸处的清玄高雅之士。更何况，阮籍长久以来在我的印象中不过是一个放荡不羁、不拘于世俗与礼法的方外之人，诙谐之士。对他最深的了解则来自于那个“青眼有加”的成语。却从来没有想到过去走近一下这个距今已有1700多年历史的人物，去领略他的胸襟与豪迈，而当我真正的试图想去了解时，却越来越深地感觉到他的思想可能是我永远也无法企及的。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晋书，阮籍传》记载阮籍共著《咏怀诗》八十二首，这是其中的一首。刘勰的《文心雕龙》中评价阮籍说：“阮旨遥深”。意思是讲阮籍的诗立意深长，再一进步的说由于阮籍的诗用典隐晦，而且追求“得意忘言”，所以显的晦涩难懂，所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或许就指的是阮诗。
需要解释的是“得意忘言”并非指的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得意忘形”。这是魏晋时期所追求的一种文学表达方式，指文章或诗追求以立意为主，而不注重文字上的表白。阮籍是魏晋时期诗歌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诗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对中国后代诗歌影响甚深。盛唐时期的大诗人李白杜甫等人的诗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了阮诗的影响。当然，在追求“只可意会”的境界上，李商隐似乎做的更杰出一些，他的诗一如阮籍：用典隐晦，很多令人难懂，其中“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锦瑟）至今让人不知所指，千百年来争论不已。
不过，在1700年前的这个夜晚，是什么让阮籍夜中无法入睡，而要将心事付于瑶琴呢？是因为曲高而和寡，知音难觅？还是因为孤鸿与翔鸟的鸣叫使他想起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的民生之艰难？又或者他是在为自己的命运以及动荡不安时局下国家的前途而担心？
这一切或许只有明月与清风可以知晓。不过，诗人的这种心态与先前在广武山上那个指点江山、粪土当时、当世英雄的狂放不羁的阮籍相差太远，这也许便是像迷一样的阮籍所带给我的最大的兴趣。
阮籍本人的传奇色彩也相对的浓厚一些。比如说他对待人惯用青白眼，对喜欢的人就给与青眼，对不喜欢的人就加以白眼。同时他又不评论人的长短，且嗜酒如命，被称为酒仙，曾经大醉六十余天，让大权在握的司马昭对他也无可奈何，他因为酒而求官，因为酒醉卧卖酒妇身侧而妇人的丈夫不怀疑他。阮籍善琴，才华横溢，曾醉醒后挥笔立就司马炎加九锡的劝进表，而且不改一字，他登车出行，至无路可走时就放声大哭，他看不起小人钟会（三国演义里的那个）的为人，但却能巧妙地不给钟会以加罪他的借口…………
所有的一切一切，构成了一个人物饱满，性情诙谐的阮籍形象，似乎稍有丑角的模样，而史书却记载“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博览群籍，尤好《老》《庄》。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忘其形骸”（晋书，阮籍传），可以说占尽了魏晋时期士大夫的诸多特征。这样一个人，又如何能不让人大书特书呢？
很多年前，我读过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书中插页上的一句话令我终身难忘，那就就是：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方知情重（这句诗是胡适《诗与梦》中的一句）。余先生的文字恐怕是我终身所无法企及的高度，但《一个王朝的背影》以及《抱恨山西》多少年来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包括他写阮籍的那篇《遥远的绝响》。
阮籍是醉过的，也是爱过的，这一点我坚信不疑，而从那个遥远时代所传来的绝响，正渐行渐近，带我走入一个充满梦想与光荣的历史时代。
二
使我感兴趣的是“坚子”这个称谓。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国的汉字也堪称是奇瑰。几千年来，无数的文人穷毕生之精力游戏于其间，以至于简单的方块字由此而派生出了众多的涵义。比如说我曾见到有人总结从古至今关于我的自称就有上百种之多，这足以令一个不了解中国文化而又想学习汉字的外籍人士呕血。但汉字的更伟大意义却在于她能用最短的篇幅表达最深远的含义：一部《孙子兵法》不过八百字，一部《老子》总共五千言，就连被称为包罗万象、涵盖人类所有秘密的周易篇幅也并不长。但数千年来的文人与学者穷毕生以至数代不断地研究，能称的上真正读懂她们的人都少之又少，更谈不上理解与应用她们了。所以，这值得每一位炎黄子孙与每一个热爱汉字的人所自豪。
不过，这些题外话其实并不影响我们对于“竖子”一词的理解。竖，是童子，细小的意思，竖子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小子——这显然是一句骂人的话。可要比起现代人奇绝瑰丽的国骂来说还是显得逊色太多：鲁迅总结的国骂是“他妈的”，老舍先生的《牛天赐传》里天赐一听到四虎子从嘴里骂出这三个字来就欣佩不已，觉得听到了人生的真谛。《水浒传》里骂人的词是花和尚鲁智深的“鸟（音应为屌）人”，《西游记》里悟空骂悟能是“夯货”，《三国演义》里张飞骂吕布是“三姓家奴”，众人骂曹操是“奸贼”，《红楼梦》里我印象最深的是被淋了一身大粪的贾瑞以及那个我弄了半天也查不出读什么音的“肏（音操）”。但这些骂人的话加在一起恐怕都比不上现代汉语里一个“操”字所能表达的骂意深远。
当然，古人讲究的是“非礼勿言”（论语，颜渊），脏话肯定是有的，但那不是士大夫与读书人所为。因为士大夫阶层连小说这样的文艺作品都认为是登不上大雅之堂，更不用说是骂人的脏话了。但士大夫就不骂人，情急了就不想“操”一下对方的先人或者是对方本人？这恐怕是也是不合人情的，所以，竖子这个词总是会在忍无可忍，急需一骂时呼之而出的。
鸿门宴上项羽不听范增的建议而放走了刘邦，范增大怒道：“竖子不足与谋”。这句话有人认为是在骂项庄，因为他舞了半天剑也不能把沛公怎么样，但我觉得以范增“亚父”的身份以及这老头子的脾气来看，他就是骂项羽也是骂的出的。毛遂当年为激怒楚王说白起是竖子，韩信与黥布谋反时刘邦召集手下的将军们商议，将军们的回答是，马上发兵，活埋了那小子（坑竖子耳）。洪迈在《三竖子》里认为，如果白起、韩信、黥布三人都是竖子的话，那天下恐怕就没有谁能称的上是英雄了。所以，刘邦在听到坑竖子耳这句话时会默不作声，陈平则旗帜鲜明地认为这些话只不过是自欺欺人。但不管怎么说，这些故事为原来可能是枯燥的历史增加了许多趣味性与可读性，同时，也为“竖子”一词提供了很多的诠释，当然，还有争论——因为无独有偶，在1700年前的广武山上，阮籍面对当年楚汉相争的旧战场，也发出了相关的评论：“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至于阮籍话中的“竖子”是谁，恐怕算是历史上的一段公案。从他登广武的情、景以及阮籍本人一向狂放不羁的性格来看，竖子很有可能指的是刘邦，还可能包含有项羽。项羽为人残忍而有妇人之仁，以为凭借一己之勇就能平定天下，直到败走垓下，自刎乌江他还不知悔改而认为是天亡他而并非是战之罪。关于这一点，司马迁早在《史记》里对其进行过评价，可以称的上是盖棺定论了。说他是竖子恐怕是不为过的。但却不能否认也不应该否认项羽仍然是一位英雄人物，司马迁将其列入只有帝王才有资格享用的本纪之中，本身就是对项羽是英雄的肯定。否则我们不会在读《史记》的时候会感觉到失败者项羽才是英雄而刘邦则有些“竖子”的味道。
那刘邦就是“竖子”吗？
我记得高中课本里有一篇元曲家睢景臣所作的《高祖还乡》，剧中对于刘邦这个流氓皇帝衣锦还乡的场景可称的上是极尽想象之能而痛快淋漓地对其进行了嘲讽。《鸿门宴》中刘邦的小人嘴脸恐怕是任何一个学过那篇文章的人都印象颇深的。看的出，司马迁过刘邦颇有微词，而中国历来的士大夫对刘邦也并无好印象。因为刘邦出身不太好，他应当是个普通的农民，而且他的为人是“好酒及色”且整天游手好闲，喜欢顺嘴说胡话，侮辱与他一起工作的同事，说他是个无赖不算过。他不学无术而且看不起读书人，史书记载他有一次把尿撒在儒生的帽子里。楚汉相争中，刘邦屡战屡败，但却逃跑有术，遇到危难时常说的一句话是：如之奈何？甚至为了逃命不顾父亲、妻子以及儿女的死活。按儒家的标准“忠悌孝信礼义廉耻”刘邦一个也不俱备，与项羽四年相争中次次大败只不过垓下一战功成而已。所以，刘邦是“竖子”并非没有道理。
但刘邦却真真正正是个英雄，楚汉相争中他击败项羽而最终建立了一个绵延四百余年的强大王朝，使中华民族走向了其民族史上第一个全盛时期，他结束了自春秋战国以来数百年中原战乱不思的局面，他虽然凡事好说“如之奈何？”但他用韩信、彭越、英布等人打下天下而又能将这些人的生死荣辱至于股掌，他对汉初三杰的作用的评定，他的《大风歌》慷慨悲壮的曲调，如何能说明他不是个英雄呢？
刘邦确是个英雄，他死前对吕后所说的丞相人选就是他知人且善任的一个佐证。《三竖子》还有一个例子说魏王谋反时用柏直为将，韩信说柏子是个竖子，刘邦也以为然，当然，事实证明柏子确实是一个竖子，而能清醒地看到这么一个“竖子”本来面目的刘邦，又如何能是“竖子”呢？
所以，刘邦不是竖子。
可阮籍为什么要发出那样的感慨，他说的竖子指的是刘邦吗？后世很多文人其实都认为阮籍这里所说的竖子指的是刘邦，这大约是受到传统中对刘邦偏见的影响。就连李白也有诗批评阮籍说：“沈湎呼竖子，狂言非至公”（《登古战场》）。李白是认为刘邦是英雄的，他对阮籍指责刘邦是竖子是进行了批评的。不过阮籍到底指的是不是刘邦，历史上也有其他学者提出过不同的意见。苏东坡曾经认为，阮籍所说的竖子其实是感慨当世，而并非指刘邦是竖子，他是感慨魏晋之世没有像当年刘邦一样的英雄人物罢了，其中所寄托的无非是对国家与人民的无限悲愤。洪迈的《三竖子》在说到这句话是也是如上的观点。
宋人对中国的儒学、文学、以至于历史学影响甚深。宋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会成为定论。而且很多在现在看来也是值得认可的。苏轼就是其中一位观点鲜明的人物。他曾认为当年秦穆公使三良殉葬并非是秦穆公的一个污点，而是认为是“三良”因敬慕穆公而自愿殉葬，他还高度评价了田横与五百义士的杀身精神，并写道：“古人感一饭，尚能杀其身。今人不复见此等，乃以所见疑古人。”这样的历史观是很值得学习与推崇的。
但不管怎么说，当时、当世的阮籍能发出如此感叹，其中所蕴涵的激愤是动人心魄的。他为什么要这样说，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当时又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之下呢？据说阮籍曾于此后写过一首豪杰诗，这也许是对于“竖子”最权威的诠释，可惜这首诗已经失传。
而我们，也就只能依靠历史能给出其中的答案了。
三
我手头有一份资料，记录了中国由秦统一起直到现代的历代官方统计的人口数量。其中：秦时全国人口大约有2000万，经过秦末八年的农民战争之后全国人口大约减少了70%，出现了连皇帝出行居然找不到相同颜色的四匹马来拉车的现象。经过汉代统治者一百余年的休养生息，到汉元帝的公元2年时期，人口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时期，约6000万人。但随后的王莽之乱与绿林赤眉大起义，东汉政权建立时全国人口仅有2100万，又经过100年左右直到黄巾起义的汉桓帝时期才逐渐恢复到西汉时期的水平。但随之而来的便是黄巾、三国、五胡、南北朝与隋末农民战争长达四百多年的分裂、动荡与战乱时期，直到唐玄宗天宝年间（公元755年）才逐渐恢复为东汉末年的人口水平。这其中，与阮籍相关的几个数据是：赤壁之战（公元208年）后，全国人口下降为140万，公元221年的魏黄初二年，全国人口下降到了90万，全国人口损失了99%。晋统一三国后，全国人口加起来也不足1000万。
当然，中国古代的编户制度因为豪强、地主的恶意瞒报人口数量，以及有些政权只统丁（成年男子），再加上战争造政权体系崩溃以及编户人口的大量逃亡而无法统计，因此上述的数据并不准确，但却可以反映出战争对于人口增长的重大破坏，以及在这种状况之下人民生活的艰难。
鲁迅读罢《资治通鉴》，从字里行间感觉到历史满是“吃人”二字（给朋友许寿裳的信）。而我们读历史，除了感受到那些辉煌的盛世与灿烂的文化之外，更多的印象则是不断的战乱、杀戮以及满纸的“哀殍遍野、生灵涂炭”。所谓“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唐，曹松），小民百姓的血染红了名臣将相的顶戴，浇灌出了统治者的王者业与帝者业。当时曾有一种习俗是战胜者将战败者与被杀者的尸骨堆积起来筑成一座大坟，俗称为“京观”，用来标榜战胜者的功绩。史书上那些“伏尸百万，流血漂橹”的记载绝非是文人们的夸张与假想：项羽一身喜欢做的事情莫过于屠城，坑杀二十万秦军降卒，火烧咸阳三月不熄，他杀的人何止百万？两汉末由于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柞，激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但可悲的是揭竿而起的农民的目的也无非是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无非是为了让自己也成为王侯将相，是想从被欺压的人转而成为欺压别人的人罢了。因此，他们将满腔的怒火都转到杀人与抢掠之上。官府的欺压使他们痛恨士大夫阶层，流寇的性质又决定了他们必须以掳掠与杀人为生。这样的局面只能造成田地荒芜，生产停止，人民为躲避战乱而大量的逃亡。而朝庭派来镇压的官军也由于生产严重破坏、没有军粮而纵兵抢夺百姓，在这样的情况下，“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景象自然是不足为奇的。那么普通的百姓所能选择的道路就是要么一起造反，要么逃亡，逃不掉的就只有被杀——被官兵杀与被农民军所杀结果都是一个死，还有就是饿死。
当然，还有一个选择就是投降——谁来了降谁，只要能保住性命。
曾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的国人太没有血性，完全没有了强汉与盛唐时期中华民族那种勇于开拓进取，勇于将一切敢于侵略中华民族的异族消灭的血性，甚至在被压迫欺压的时候还想着能安安心心地当个奴才、保住性命，只有在连奴才也没有办法做下去的时候才会起来反抗。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国历代王朝在建立政权的初始都是大量地屠杀那些不肯投降的人，而活下来的只有顺民，长使以往中国人的血性基因在一代代顺民的延续下被改变。正所谓“有血性的中国人都让杀光了”——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元，明亡于金的后人清，灭亡他们的三个异族其时人口都不超过百万，而此时的中原王朝则人口千倍于这些异族（由于历代官方在人口统计上的不确切，史学家认为中国宋代之后，人口应超过了一亿）。
但我想说的是，任何一个时代都不缺少血性，都不缺少那些勇于抵抗外侮、勇于反抗、勇于牺牲与奉献的血性男儿。只不过缺少的是一个需要这些血性为他来服务的政府而已。换句话说，统治者需要他的人民有血性的时候，那他臣民就一定是充满血性的。所谓“逸道使民，虽劳不怨；生道杀人，虽死不忿”。（语出《孟子，尽心上》这里引用自《三国志诸葛亮传》与孟子原文有出入）宋有岳飞、文天祥；明有袁崇焕、于谦、阎应元；就连“腐败”满清也有左宗棠、关天培、邓世昌；八年抗战，有血性的中国人又何止万千？只是，当统治者非要自毁长城，非要没有血性之时，你让这些热血男儿的一腔热血洒向何处？
我所说的这些无非只是想证明一个问题，那就是血性与生存包括尊严在内，其实都操纵在系天下应亡为己身的封建君主身上。
在公元210年，官渡大战与赤壁之战都已结束，战乱已持续了半个多世纪，该洒的热血都已洒尽，该活下来与该死去的人都得到了应有的归宿。这一年，三国鼎立的局面初布建立，北方中原在曹魏集团统治下经济开始复苏，南方的孙吴集团也致力于稳定内部统治，西南刘备集团则准备图谋巴蜀。这一年，在战乱中侥幸存活下来的士大夫阶层们在面对了战乱、流离、死亡与饥饿之后开始冷静地思考国家与人民、包括个人的生存之道，他们或许在反思一个强大汉王朝是如何的土崩瓦解，更也许在反思人类在战争面前是如何的渺小，如何的无助。这一年，曹操在邺城（今河北临漳）修筑了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铜雀台。这一年，是汉献帝的建安十五年，以曹氏（曹操、曹丕、曹植）三父子、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与女诗人蔡琰（即蔡文君）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已奠定了地位，这一年，受长期战乱与动荡影响，学者与思想家们在不断地探讨，因此老庄玄学开始兴起。这一年，阮籍出生，其父是建安七子中的阮瑀。
所谓“蓬莱文章建安骨”（出自李白《宣州谢楼饯别校书叔云》），指的是汉赋与建安年间的诗文。蓬莱本是传说中的仙山，上藏有大量宝典秘录，因汉代国家藏书处称为蓬莱，所以指代为汉代文章，而建安因遭丧乱之后，因目睹了战乱与流离之苦，这一期的诗文大多反映了民生的艰苦。其语言质朴，风格刚健俊爽，刘勰的《文心雕龙》里将其称为“建安风骨”，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直接影响了盛唐时期中国诗歌艺术走向高峰。并且千百年来做为最具魅力的艺术风格之一，一直是后代多数诗人追求的理想境界。
阮籍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曹氏父子由于经受战乱及其诗人兼政治家的身份，主观上执行了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恢复经济生产生的政策，阮籍则由于其父的政治倾向，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代表新兴地主阶级曹氏政权的支持者。但不久之后，代表旧地主势力的司马氏集团控制了曹魏政权，阮籍一方面痛恨司马氏集团“假名教”（即名份与礼教），一方面又对曹魏政权的腐败忧愤，同时，为了躲避司马氏政权的迫害，他在迷茫纷乱之际选择了隐忍与明哲保身之路。
这可谓是报效无门，一腹经纶流向江湖之远。
而人心就是江湖，他退的出吗？
他可以泯灭拳拳之心，坐任乱臣贼子当道，生民涂炭吗？
四
曹魏齐王曹芳正始十年（公元249年），司马氏集团发动了“高平陵之变”，一举诛灭了秉政的大将军曹爽，这标志着司马氏集团掌握了曹魏政权。而举着“名教”大旗的司马氏集团为巩固政权，诛灭异己，开始了大规模的屠杀，支持曹魏政权的士大夫大受牵连。据史书记载当时的局面是：“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
阮籍虽然政治上同情曹魏集团，但他又清醒地看到了曹爽的昏庸无能与司马懿的“狼子野心”。国家的前途与命运此时在他脑海里应该是很清楚的，否则就不会在曹爽征招他当官后又弃官而走（不久后，高平陵之变，曹爽被杀）。但他对曹爽进行了劝谏与提醒吗？应该是没有的，因为这似乎不太合乎他的性格，而且以曹爽为人来看，提醒也是没有用的——因为之前有太多人已经这样做了。同时，对于奸臣觊觎于侧而当权者依旧纸醉金迷的现状他是早已深恶痛绝的，对于曹魏的前途，他应该早已了然于心。同时对于一个刚刚成长而又迅速腐朽的新兴政权来说，他除了无奈，还能会有什么办法？
正始年间对于曹魏与阮籍来说是黑暗与惨痛的，但从东汉末年以来的党锢形成的对士大夫阶层的残酷迫害又不能不使人心有余悸。三曹父子所开创的短暂的文艺复兴之路将被迅速扼杀，阮籍包括所有建安时期士人的心如何能不悲愤，如何能不扼腕长叹？生存与尊严，投降与守节，理想与现实，这一切的一切使他们心中长期困惑，因此，老庄玄学无遗为这些在痛苦中逃避现实但又内心充满了对国家与民族渴望的读书人找到了心中唯一的心灵安慰。但这种安慰能抚平他们心中的伤痛以及满腔的热血与报国之志吗？
高平陵事变之前的两年，即正始八年，在今河南修武的竹林之下，聚集了一群崇尚老庄之学，不拘礼法，生性放达的魏晋名士，他们之中有：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被合称为竹林七贤。他们以喝酒博戏，游山玩水为乐，世俗、政治、争斗似乎此刻与他们毫无关系。但不远之处的萧墙之内正在酝酿着的阴谋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萧瑟能使他们心中真的隐逸，真的能超脱于世外，沿着他们所推崇的老庄学说走下去吗？
建安之后的正始年间的文学与思想的发展是有着司马氏集团的残酷迫害的烙印的。以阮籍与嵇康为代表的正始文学，在文学史上被称为“正始之音”。”正始之音”继承了“建安风骨”的刚健与写实，但又包含了政治迫害之下的逃避与隐逸。但他们对于生民，则都是同情与怜悯的。
东晋时代的殷浩曾有一句话说：“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意思是我的灵魂与身体斗争了很久了，宁愿做回我自己。这句话其实反映了整个魏晋时期士大夫阶层的思想，也包括了阮籍与竹林七贤乃至整个正始时期的士大夫的心态以及他们所面对的选择。
我前文说过，血性是为当权者服务的，每个政权都有一批忠臣义士（所谓的遗老遗少），既使是腐败的“满清”也左宗棠、关天培、邓世昌等血性儿男，日趋末落的曹魏政权同样也有，竹林七贤之中也有。阮籍与嵇康是倾向于曹魏政权的代表人物，但从反抗精神来说，嵇康则比阮籍显的有血性的多。山涛（字巨源）出仕司马氏集团，嵇康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公开与其绝交，而他也最终因为这封绝交书而被司马氏冠以“非毁名教”的罪名杀害，临终长叹《广陵散》从此而灭绝（现存广陵散据考证并非后人假作，因此广陵散其实未绝）。而阮籍则亲眼目睹了这一桩桩因政见不同而进行的血淋淋的杀戮，他更多的选择了沉默，选择了佯狂脱世，选择了将心情托付于那些在别人看来很难懂的诗歌与琴音之中。
应该感谢杜康，因为曹操都说过“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酒在这个时候确实是个好东西，他能麻醉一个人的思想，使他暂时的忘记尘世之间的不平与内心的悲愤。竹林七贤也大多好酒，阮籍、嵇康与刘伶更是著名的酒徒。刘伶被称为酒圣，他一生中所流传下来的作品也与酒有关。他常一边一边走路一边喝酒，然后在身后跟个扛锹的童子，说是要喝死了就地把他埋了。他一丝不挂呆在屋子里，闯进来的朋友责怪他，他振振有词地说天地是他的衣服，朋友们怎么闯到他的裤裆里来了。阮籍则比起刘伶来丝豪也不逊色，被称为酒仙。司马昭想给自己的儿子娶阮籍的女儿，但阮籍足足醉了六十天，使婚事无法谈下去，司马昭也只好作罢。嵇康的好酒也不亚于这两个人，其他几人则无一例外都是酒徒，否则也不会被称为“七贤”或是“七友”。
七贤中的王戎与山涛最终选择了逃靠司马氏集团，因此嵇康会写信与山涛绝交。但这并不代表山涛的人品如何，事实上他是司马氏的纯臣，在政治上是以清廉与举贤而著称的。嵇康死前将儿女托负山涛抚养，而山涛也确实不负所托，由此可见嵇康对山涛人品的信任。比较起来七贤中唯有王戎值得嘲笑一番，此人家世富有，年少英才，最后官做到司徒，但他为人非常吝啬，有个故事说他家里有一颗李子树结的果子鲜美异常，王戎卖李求钱，为了怕别人得到李子的种子而都种出这样的李子树，他就将李子的核挖掉然后再卖。当然，这只是可发一笑的地方，王戎与山涛一样，对于司马氏集团来说都是纯臣。他们的所为，并没有多有可值得指责的地方。
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政见不同以及嵇康的被杀，竹林七贤的这段短暂的游戏风尘的快意生活速度的结束了，阮籍随后便将人生的大部分时间交与了醉酒与狂放不羁之中——当然，他本来在多数人印象中就是一个“狂生”与“酒徒”。对于司马氏集团来说，阮籍既然不直接损害到司马氏集团的统治利益，杀了他有害贤之名，留着他却有爱护人才的美名，因此阮籍在随后的日子里并未卷入到可能给他带来杀身之祸的政治斗争中。
但阮籍的心中肯定是不能平静的。白日放歌纵酒，夜半酒醒之后每每想起国家、人民以及死去的朋友，他的心中一定充满了苦闷。但阮籍并没有选择与嵇康一样的杀身成仁道路，并不一定需要指责，因为捐躯也得看是否值得，为曹魏政权牺牲并不是值得的。
五
有几个故事很可以说明阮籍的为人：
阮籍四岁父亲去世，母亲应该是他生命中最亲近的人。有一次阮籍与朋友下棋，有人来报告阮籍说他母亲去世了，但阮籍却一在要求朋友将棋下完。下完棋后他喝了两斗酒，然后放声大哭，史书记载：“吐血数升”（《晋书，阮籍传》）；出葬的那天，阮籍同样喝了两斗酒，然后“吐血数升”。若非心伤，怎能吐血？若非真性情，怎么能视礼法于不顾，但却能“毁瘠骨立，殆致灭性”？
司马氏以及东汉末年来所推崇的所谓礼法，不知道残害了多少名士，杀了多少人。阮籍将对礼法的痛恨表示的淋漓尽致，除了不谈论朝政，该做的事情几乎都做了。
阮籍当过十来天东平相（即东平国丞相，相当于太守，汉魏制王国封地的丞相行太守职责），他骑驴到任后将官署的办公室打通，这样该是古代封建社会最具现代意义的办公特色。这可以反映出阮籍的治世之能。阮籍又是个心怀坦荡之人，阮籍的嫂子回娘家，阮籍与嫂子告别，这在封建礼教下是不允许的，别人指责他，他说：“礼岂为我设邪！”
有人杀了自己的母亲，阮籍听到后说，杀父就行了，怎么能杀母亲呢？大家都怪他说话失言，阮籍说，禽兽只知道有母亲而不知道有父亲，伤父是禽兽的行径，杀母就连禽兽也不如了。真真是语出惊人。
至于醉卧卖酒妇人身侧，妇人之夫不疑；因为步兵营的厨房内有美酒而求官作步兵校尉；村里有个美女死了，阮籍并不认识他们而却要去这女孩儿的灵前哭奠。既可以说他是个“狂生”，也可以说他心怀坦荡，只是随着性子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但这样做只不过在司马氏集团的高压下苟且偷安，阮籍的内心并不是平静的。否则他不会夜中不能寐，而要将满腔心事交付于瑶琴。他的眼前不会出现孤鸿与翔鸟的鸣叫，也不会忧思独伤心。他更不会在八十二首咏怀诗中留下无限的悲愤以及很多后人所无法读懂的不尽的悲惊。也不会驾着车任意东西，在没有路时放声大哭，他在选择一条自己应该走的路，更或者是在为国家与人民寻找一条路，而这条路最终没有找到，他又如何能不放声大哭？
前途、命运。这是每一个处在那个时代的人都会考虑的问题。我相信阮籍一直处在深深的自责，孤愤之中，虽然他崇尚老庄的养生之道，但他最终只活了五十四岁，他真的超脱了吗？
显然是没有的。
这样的话，他很容易在广武山上，望着楚汉相争的故战场，遥想起那场金戈铁马，那场楚汉之际英雄逐鹿中原热血激荡的场面，想起四百年强汉的辉煌盛世。而如今，谁能如当年刘项一样，建造一个新的太平盛世呢？
显然是没有的。
所以，阮籍会长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这句话的意思是因为现在没有英雄，所以才让你们这些竖子成就了王者业、帝王业啊。
这也许就是阮籍内心真正的感受，这也是那个时代，那个背景之下最悲怆的呐喊。
阮籍死后的两年后即公元265年，司马炎终于篡魏，五十年后，北方异族攻入长安，俘虏了西晋的晋愍帝，西晋灭亡。中国从此进入了长达300年的分裂、战乱与动荡、黑暗时期。
而阮籍千年的绝响，依然回响于历史的尘埃之中。只是，我们曾经拥有，同时，也曾经失去。
最重要的是，“我们曾经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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