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延年、陳喬年兄弟
陳延年、陳喬年，是陳獨秀的長子與次子，同為中國共產黨早期著名的活動家。他們都沒有活到30歲，便為共產主義的理想和黨的事業獻出了生命。
1898年，陳延年在安徽安慶出生。4年後，弟弟喬年出生。兄弟二人自小讀書就很用功，先後就讀於安慶尚志小學和全皖中學，還曾隨祖父去過不少地方，開拓了視野。1913年，陳獨秀響應二次革命的號召，協同安徽都督柏文蔚討伐袁世凱，失敗後被迫流亡日本。為了躲避搜捕，15歲的延年和11歲的喬年逃到了懷寧鄉下。
1915年，陳獨秀從日本回到上海，創辦了《新青年》雜誌，延年和喬年也隨父抵滬。好學的兄弟倆先是在法國巡捕房補習法語，兩年後又考入震旦大學。這時，陳獨秀已離滬赴京，成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他每月只從稿費中拿出10元錢做兄弟倆的生活費，他認為：“少年人生，聽他自創前程可也。”而兄弟倆雖然生活拮据，以至常寄宿於《新青年》雜誌發行所店堂的地板上，飢則食餅，飲則自來水，冬天也穿著單薄的衣服。但兄弟倆克服了種種困難，不僅磨練了個人意志，獲取了社會知識，而且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開始了艱辛的探索。這一時期，兄弟倆懷著對新社會的憧憬，成為無政府主義的信徒。延年還於1919年1月與黃凌霜、鄭佩剛等人在上海組織了無政府主義的進化社，創辦了《進化》雜誌。
進化雜誌
1919年下半年，赴法勤工儉學運動興起。延年、喬年為探求真理、豐富學識，遠渡重洋踏上了法蘭西的土地。在巴黎阿里雍斯學校，兄弟倆憑藉堅實的法文基礎和橫溢的才智，成為優秀的學生，並準備報考巴黎大學。然而華法教育會卻於此時與勤工儉學生脫離了關係，置兄弟倆於窘境。延年和喬年在國內是受過磨練的，生活能力和應變能力都極強，他們做工解決了生計問題，利用工餘閱讀大量書報，還有計劃地做了許多社會調查。
從1921年開始，兄弟倆看到無政府主義無法改變法國黑暗的現實，經歷了對無政府主義思想由失望到拋棄的過程；對以前崇拜過的無政府主義者吳稚暉、李石曾，他倆也產生了懷疑和厭惡。
1922年初，經過趙世炎、周恩來的幫助，延年和喬年轉向了共產主義學說，思想豁然開朗，很快成為宣傳共產主義的積極分子。1922年6月，中國少年共產黨在巴黎西郊布倫森林會議上成立，延年任宣傳部部長，喬年也成為黨組成員。不久，經法國共產黨黨員阮愛國介紹，兄弟倆加入了法國共產黨，這位阮愛國，就是後來越南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人，越南民主共和國的第一任主席胡志明。也是在1922年，中國共產黨中央派人赴法國，正式承認參加法國共產黨的中國同志為中共黨員，組成了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
1923年，延年和喬年被派往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兄弟倆短期內即掌握了俄語，完成了學業。喬年還與詩人蕭三一起，根據法文、德文和俄文翻譯了《國際歌》。他們的翻譯，幾乎與瞿秋白的翻譯同時，兩種譯文都為《國際歌》在中國廣泛傳播做出了貢獻。
隨著中國大革命的迅猛發展，黨急需幹部領導各地革命運動。1924年，延年和喬年先後回國。延年到廣州後，歷任中共廣東區委組織部長、廣東區委書記等職。廣東區委的工作範圍不只是廣東一省，而且負責領導廣東、廣西、香港、廈門等地黨的工作，所以延年非常繁忙。他著手加強了區委機關的建設，建立了廣東區委主席團、秘書處、組織部、宣傳部，還設立了工人部、農民部、婦女部、青年部。廣東區委的辦公處——廣州市文明路一座三層小樓，也是延年主持工作後租下來的。延年還領導區委擴大和發展了黨的各級組織，相繼建立起了香港支部、海陸豐特別支部，瓊崖、北江、西江地委。至1926年底，廣東全省都有了共產黨的組織，廣西南寧、梧州、桂林，福建閩南也建立起了由廣東區委領導的黨組織。廣東區委領導下的黨員發展到了5000多人，佔1926年全國共產黨員總數的38%。
延年重視在軍隊中開展黨的工作，他和周恩來建立並擴大了中共黃埔軍校特別支部，這個支部直屬廣東區委領導。在徵得孫中山同意後，他又和周恩來組建了由共產黨直接領導的第一支革命武裝——大元帥府鐵甲車隊。他們還一起加強了共產黨在國民革命軍中的政治工作，組建了葉挺獨立團。延年深知革命武裝對黨的事業的重要性，1926年5月，蔣介石的“整理黨務案”試圖排擠國民革命軍中的共產黨員，陳獨秀已決定妥協，延年卻告訴黃埔軍校中的黨組織：決定不把跨黨參加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名單交給國民黨右派。
為開展工作方便，延年在短時間內學會了講廣東話，從此更多地深入到工人、農民中去，他甚至到人力車伕中去與他們一起拉車，很快博得了信賴。在延年的主持下，廣東區委的工作朝氣蓬勃，進展迅速，同志們將延年譽為“開疆闢土的拖拉機”。
與延年在廣東大顯身手的同時，喬年被派往北京工作，擔任中國共產黨北方區委組織部部長，時年22歲，是當時北方區委最年輕的領導人。喬年參與領導和組織了北方關稅自主運動、聯絡馮玉祥發動首都革命的籌備工作。後由於國民軍背棄諾言等原因，首都革命失敗。1926年3月，日本軍艦炮擊大沽口炮臺，各帝國主義列強支持日本，反而向中國發出“最後通牒”。北京各界人民群情激憤，北方區委組織了2000多人請願，遭到段祺瑞政府的血腥鎮壓，造成“三一八”慘案。在慘案現場鐵獅子衚衕，喬年不顧個人安危指揮群眾退卻，被軍警刺傷胸部，他忍痛繼續在現場指揮，直到群眾散去，才被同志送往醫院。
隨著“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爆發，大革命失敗了。延年和喬年都沒有被國民黨反動當局的屠殺嚇倒，繼續為共產主義的理想而鬥爭。對父親陳獨秀的右傾錯誤，他們也給予了嚴肅的批評。延年說：“我和老頭子是父子關係，但我是共產黨員，我堅決反對妥協退讓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喬年更當面批評父親說：“你過去執行的路線和政策是右傾機會主義的，你現在對中國社會性質等問題的看法也是錯誤的。”陳獨秀很不高興地說：“兒子竟教訓起老子來了！”
1927年春，延年離開廣州來到上海，擔任中共江浙區委書記、江蘇省委書記。他在很短的時間內，就使“四一二”政變後遭到嚴重破壞的共產黨和工會組織得到了基本恢復。6月間，他在黨的機關遭破壞時被捕，國民黨當局用盡酷刑，仍無法從他口中得到共產黨的機密，遂於1927年7月4日將他殺害。
喬年原在武漢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黨的“八七”會議後，他擔任中共湖北省委組織部長、江蘇省委組織部長。哥哥犧牲的消息激勵著他更加努力地工作。從武漢調到上海任職後，他曾去看望陳獨秀，失去延年使父子倆悲痛不已，但在論及中國革命的前途時，二人又爭論了起來，最後是喬年慷慨陳詞，陳獨秀無言以對。
1928年2月，叛徒的出賣使喬年被捕。黨組織的營救工作在最後關頭失敗，國民黨當局於6月6日殺害了他。臨刑前，喬年面不改色地說：“讓我們的子孫後代享受前人披荊斬棘的幸福吧！”
父子畢竟是父子，延年和喬年的犧牲使陳獨秀的悲痛難以形容。他曾在抗日戰爭爆發後，對國民黨請他出山的說客講了這樣一段話：“蔣介石殺了我那麼多同志，還殺了我兩個兒子，我與他不共戴天！現在全國一致抗戰，我不反對他就是了。”
陳氏二兄弟就義已90餘年，但他們名字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泯滅。越來越多的人在瞭解到他們的業績後，從中汲取了為理想而獻身的精神力量。
王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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