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屬：咱們這個項目推行到現在，已經初見成效了，怎麼說能停就停呢？
領導：成本太大，超支了，而且時間也逾期，只能馬上終止。
下屬：我聽很多人說，新系統比老系統優化了不少，現在換回老系統，肯定會出大問題！
領導：公司在這個新系統上超支太多，加上今年形勢不好，必須先堵住這個“流”。
下屬：項目不能停！兄弟們連續加班大半年，好不容易才有了現在的成果。
領導：……必須停，沒有討論的餘地。
下屬：你太武斷，哪有這麼當領導的！
領導：……
這段對話裡的下屬，如同是一千多年前蘇軾的“翻版”。
北宋時期的兩任宰相，前有力推改革的王安石、後有撥亂反正的司馬光，都曾為這麼一位“混不吝”的下屬頭疼不已。
在王安石眼裡，寫得一手好文章的蘇軾只會誇誇其談，在他本人主政變法時，又遭到蘇軾當眾指責，遂將蘇軾逐出朝廷；司馬光非常欣賞蘇軾的才華，在他組建內閣時，立刻把外放多年的蘇軾重新召回朝廷，可是也被蘇軾搞得一臉懵逼。
蘇軾究竟怎麼惹惱了前後兩任“項目總監”？
身處職場的我們，可以從中獲得哪些思考和借鑑？
熙寧元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全面主持“變法”要務。有皇上作堅強後盾，王安石上任之後雷厲風行，迅速推行《青苗法》、《均輸法》、《保甲法》一系列改革舉措，凡是對新政持異見者，包括司馬光、範鎮等朝廷重臣，要麼被清除出朝廷，要麼被“請辭”。“打擊異己”的政治高壓，在朝堂內外引來極大非議。
為了緩和與同僚的關係，王安石邀請蘇軾等人到家中赴宴。
席間有人論起變法的利弊，蘇軾按捺不住，欲一吐為快，對王安石說道，“下官想請問大人一句，《青苗法》自推行以來效果如何？”
王安石對自己的改革方案一向信心滿滿，“國家給農戶發放貸款，以資採買種子器具，收成之後還本付息，其餘歸農戶所有，百姓和國家各有所得，兩全其美。”
蘇軾道，“下官聽說的卻是，官府放貸利息達到兩成，每放出十貫錢，秋收後要收回十二貫，這麼高的利息百姓如何承受？”
王安石對此已有所耳聞，“有些富戶放貸常常是四分息、五分息，《青苗法》的兩分息並不算高，更何況有官府主導，富戶們就不敢再訛詐百姓。”
蘇軾擺了擺手道，“富戶利息高是不假，但不會強迫百姓去借貸。官府則不同，為了收取利息、完成新法的放貸任務，不論是否願意都得借，秋天不論能否還得上都得還，遇上年景不好時，沒有絲毫通融的餘地，不少人家為了償還債務而變賣家產。”
在座的人紛紛附議，王安石儘量心平氣和道，“你說得是貪官汙吏，這些人能有多少？大宋朝廷治下，大部分都是為國為民的好官。”
蘇軾一聽就急了，“事關民心所向，貪官汙吏不管多少，都直接影響變法的成敗。下官以為，變法應當先抓吏治，緩立新法，吏治不澄清，再好的法令推下去也會變成惡政！”
王安石是出了名的“拗相公”，付諸無數心血的改革被說成“惡政”，不禁大怒，“《青苗法》所依是周公的成法，怎麼就成了惡政？”
蘇軾毫不退縮，針尖對麥芒，“此法盤剝百姓，強借強貸，難道不是惡政！”
兩人面紅耳赤，爭吵越來越激烈，一旁的人趕緊把兩人拉開，宴席不歡而散。不久之後，王安石面見神宗，蘇軾隨即被逐出“改革項目組”，下放杭州任職。
蘇軾與王安石的矛盾，表面上是對“變法”的不同觀點之間的碰撞摩擦，實際上是站在不同層面看問題的必然結果。
王安石是項目總負責人，主要任務是把握全局、推進變革，對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有較高的容忍度；蘇軾是項目成員、參與者，他在聽說了一些問題後，就對整個項目提出質疑，這不僅對王安石的領導權威構成嚴重挑戰，也連帶使神宗對自己的看法有了動搖。
元豐八年，宋神宗駕崩，九歲的太子趙煦繼位。朝廷召回司馬光，任職門下侍郎，由他統領整肅朝綱，扭轉因“變法”而亂象不止的黨爭之禍。司馬光上任之後，舉薦了一批取代“舊黨”的可用之才入朝為官，其中就包括蘇軾。
蘇軾與王安石“水火不容”，但與司馬光交情深厚。司馬光是他參加制科考試時的座師，也是他進御史臺的舉薦人。
蘇軾與司馬光的分歧，源於對“熙寧變法”的態度。有太皇太后的支持，司馬光力主全面廢止各項舉措，真正的目的在於滌清“舊黨”對朝政的壟斷，恢復納諫。蘇軾反對全面否定新法，主張對於那些實施效果良好的措施，應保持下去，他沒看到問題的實質。於是，就找到司馬光當面“理論”。
司馬光沒料到自己親手提拔上來的重臣，竟然會反對他，好一會兒功夫沒有答話。蘇軾正想補充幾句，卻被司馬光打斷，“這事我自有分寸，你不必再說了。”
蘇軾不明就裡，看到司馬光敷衍搪塞，就急了，“怎麼不能說呢？大宋朝歷來提倡君臣共治，連天子都要聽臣下諫言，你如今只是副相，卻不容別人直言？”
蘇軾的高聲引來其它官員的側目，司馬光甚感窘迫，“不是不讓你說話，我正在忙……” 司馬光不想當眾爭執，可蘇軾偏偏要爭個明白，“還有什麼事比新法之廢留更重要？”
司馬光面露慍色，耐著性子壓低聲音道，“時至今日，‘變法’已是一些小人阻塞言路、結黨營私的手段。欲去此流弊，必廢除新法。”
蘇軾不以為然道，“小人之慮不足謂，天下哪有甘心做小人的？只要給他們一個機會，感化他們，就可’消合黨類，兼收幷蓄‘，化爭執為烏有，豈不更好？’”
司馬光心裡道，我連你都“感化”不了，何談那些小人？他望著越說越高興的蘇軾，暗自搖頭，這個熟讀聖賢書的門生，看待問題過於簡單化、理想化了，但是有些話又不能說得太直白。
司馬光沉下臉，一言不發。蘇軾看不出個眉目，以為他聽進去了，繼續道，“廢除新法的事，你再斟酌斟酌？”
司馬光壓住怒氣，從牙縫裡蹦出兩個字，“必廢！” 蘇軾一聽，立刻火冒三丈，氣呼呼地轉身離開了大堂，一路走一路高喊，“司馬牛！真是司馬牛！”
蘇軾越想越氣不過，要求退出司馬光的核心團隊，這等於是在與“舊黨”角力的關鍵時刻拆司馬光的臺。幸虧司馬光了解蘇軾的脾氣秉性，多次施以安撫，才讓蘇軾消停下來。
蘇軾與司馬光的衝突，本質上與他和前任“項目總監”王安石的爭論並沒有區別。
蘇軾之前反對“變法”，因為只看到了局部出現的問題，沒看到它實際上是宋神宗親自統領的變革，根本沒有回頭路；變法十七年後，蘇軾轉而支持“變法”，也是因為只看到了局部的益處，沒看到它實際上是太皇太后（與年幼的宋哲宗）力圖扭轉朝政亂象的必由之路。
蘇軾敢於直言進諫的態度，實為難得、可敬，但在進言的方式上，卻過於粗放、乖戾，一意孤行，只知道正面進攻，不懂得迂迴、宛轉。
時隔十七年，前後兩次與“項目總監”發生齟齬，直接導致仕途上的大轉折：公然挑戰王安石，被視為“變法”的障礙，下放地方任職；與司馬光爭執，雖然曾經的座師對他包容有加、沒有將其貶離朝堂，但蘇軾也受到了降職的處分。
從蘇軾與王安石、司馬光的“爭執“，我們可以做一小結，在處理與領導的關係時，需要注意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擺正位置。
作為下屬，首先要認清自己的位置、擺正自己的位置。
我們是參與者，不是決策者。通常而言，我們接觸到的只有一部分信息，而領導看到的是完整的圖像、是全局。但是，我們經常會犯的一個認知錯誤，就是“以為”自己掌握了充足的信息，急於下結論、做判斷。正如盲人摸象，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是對的、都以為自己知道，但實際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擺正自己的位置，還有一層含義，就是謙虛、包容。當別人與自己意見相左時，要懷著包容的心態傾聽，分析其中的可取之處，就事論事。
第二，變換立場。
為了避免以偏概全的錯誤，我們可以試著站在領導的位置，對問題進行通盤考慮。領導喜歡替他著想、為他分憂的下屬，而不是固執己見、抱怨牢騷滿天飛的人。
變換立場，也意味著站在其他職能的位置，從上下游其它角度審視自己的工作。這時，我們可能就會理解為什麼他們會提出這樣那樣的“不合理”要求，彼此溝通時會更加順暢，以此為基礎，才會建立起真正的團隊精神。
例如，如果我是做技術的，不妨考慮一下技術規格會如何影響原材料供應鏈；如果我是做運營的，不妨想想對客戶、對市場有什麼影響；如果我是做品牌的，不妨從財務和成本的角度想想；如果我是做IT的，新舊系統的切換對產品開發有沒有牽絆……
第三，做好準備。
在向領導提提交建議、發表意見之前，我們應確保自己做好了準備：依據充分的調查、詳盡的資料和縝密的分析，形成條理清晰、論證嚴謹、切實可行的建議方案。凡在我們所研究的範圍內，儘可施展才華；在此之外，與我們無關，閉嘴不談。
除了表達態度——贊成或反對、支持或不支持——以外，我們的重點應該是提出建設性的方案，如果沒有，也最好暫時閉嘴。
工作不是叫外賣，發個點評就完事了。我們要讓自己有價值，就要紮紮實實地做些實事出來。
王安石說蘇軾只會在文章裡誇誇其談，固然過於偏頗，但若論擔綱國家變革的任務，蘇軾確實沒有王安石的能力。
其實，蘇軾在“挑戰”王安石之前，並沒有做好準備，只憑聽到的消息就下結論。他根本不知道，宋神宗借王安石之力搞變法，一方面意在富國強兵，徹底解決西夏党項人在西北為患，另方面也是藉此機會收攏權柄，加強集權統治。
第四，察言觀色。
在與領導溝通過程中，要注意領導的情緒反應。如果領導面露不快、長時間不表態、或者頻繁看手機時，就是明確地發出了信號：對你所說的既沒興趣、也不想聽下去。這時，就要及時、靈活地進行調整，或者再找合適的時間、在領導狀態好的時候溝通。
有的領導溫厚包容，即使他心有不滿，但不輕易表達出來。我們也要注意表達方式，不可固執已見。
第五，給足面子。
不論我們要表達什麼觀點、什麼建議，下屬在領導面前，一定要表現出足夠的尊重。給領導面子，也是給自己面子，給自己留下後路。
不能像蘇軾那樣，只圖一時口舌之快、逞匹夫之勇，當眾怒懟領導，讓彼此都下不了臺，破壞了團隊氛圍，還將自己置於“失道寡助”的境地。
都說江湖兇險、職場難熬。其實，與領導溝通交流並不難，做到這五點：擺正位置、變換立場、做好準備、察言觀色、給足面子，至少保你不會重蹈蘇軾的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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