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三十年（1397年），大明王朝發生了一件大事：曾是駙馬的歐陽倫，被朱元璋親自下令處死。這是明朝初年的一個重大案件，它不僅是明初朝廷上的一場政治博弈，更代表著大明王朝對於商人的態度。明朝雖然是漢人建立的王朝，承襲的卻是元朝的制度，但這兩個朝代對於商人的政策存在極大的差異，本文將從元朝和明朝兩朝的商業情況及其差異，闡釋這一觀點。
一、元朝時期的商業
元朝時期的商業，無疑是非常發達的，其繁榮程度更是居於世界首位。元朝文人黃文仲曾在《大都賦》中這樣廟會元大都的商業景象：
“是惟聖澤之一端，已涵泳而無盡。論其巿廛，則通衢交錯，列巷紛紜，大可以並百蹄，小可以方八輪。……若乃城闉之外，則文明為舳艫之津，麗正為衣冠之海，順城為南商之藪，平則為西賈之派。天生地產，鬼寶神愛，人造物化，山奇海怪，不求而自至，不集而自萃。…….至其貨殖之家，如王如孔，張筵列宴，招親會朋，誇耀都人，而幾千萬貫者，其視鐘鼎，豈不若土芥也哉。”
元大都佈局復原圖 網絡圖片
元朝時期，中國形成了兩個商業中心：在北方，外國商人紛紛趕往元大都；在南方，漢族商人們則在風景如畫的杭州聚集。而在廣州一帶，從歐洲乘船而來的泉州。元大都（北京）、杭州和泉州，構成了元朝的從南到北的商業動脈。
元朝時期，中國形成了兩個商業中心：在北方，外國商人紛紛趕往元大都；在南方，漢族商人們則在風景如畫的杭州聚集。而在廣州一帶，從歐洲乘船而來的泉州。元大都（北京）、杭州和泉州，構成了元朝的從南到北的商業動脈。
宋元時期泉州海外交通圖 網絡圖片
元朝時期的商業之所以如此發達，主要是因為這兩個因素：
一是元朝正處於大一統時期。元朝之前的宋、遼、金、西夏等政權，雖然都曾在中國存在過一段時間，但這些政權都沒能統一中國。而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以來，就一直致力於統一中國。此後的繼任者繼承的是一個完整的帝國，通過京杭大運河、路上的官道、海運等方式，全國的商業都得以打通。
二是因為元朝政府極力推崇商業。元朝統治者十分鼓勵國內外的商業活動，這一時期不僅有官方主辦的商業活動，來自南方的商人也可以去北方經商，因此形成了“捨本農、趨商賈”的社會風氣，無論是朝廷官員，還是普通的百姓，都熱衷於商業。由於元朝經濟的發達和商業氣氛的濃厚，來自中亞、歐洲和日本等地的商人也紛紛通過路上和海上絲綢之路來到中國經商。
馬可波羅一行來到中國 網絡圖片
馬可波羅一行朝見忽必烈 網絡圖片
二、明朝時期的商業
自朱元璋建立明朝以來，明朝商人所面對的環境就十分不易。明朝初年，朱元璋就通過一系列措施打壓商人：一方面，他對沈萬三、蒲壽庚等名商巨賈或是抄家、或是殺害；另一方面，他通過制定服飾制度、規範社會階層等方式，進一步降低商人的社會地位。因此，明朝初年的商業發展相對較慢，直到明朝中後期，這一情況才有所改善，但明朝的商業發展依然處處受限。
明朝的商業發展之所以如此不易，主要有兩點原因：
一是朱元璋對商人的厭惡。朱元璋出生於貧苦農民之家，對貪官汙吏和富甲一方的商人一直心懷怨恨。他建立明朝之後，更是將這份怨恨付諸於實踐，因此他在制定明朝的制度時，對官員和商人的限制十分嚴格。
明太祖朱元璋 網絡圖片
沈萬三雕像 網絡圖片
二是因為中國傳統治國思想的束縛。從秦朝開始，中國古代的思想就一直是以“外儒內法”為主。戰國時期的商鞅所著的《商君書》有云：
“以商之口數使商，令之廝、輿、徒、重者必當名，則農逸而商勞。農逸，則良田不荒；商勞，則去來齎送之禮無通於百縣。則農民不飢，行不飾。農民不飢，行不飾，則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則農事必勝。農事必勝，則草必墾矣。”
從這段文字中，我們可以看出：商鞅所倡導的政治制度，對商人十分排斥。此後的秦、漢、魏、晉、隋、唐、宋等朝代一直實行的都是這種統治理念。朱元璋建立明朝時，承襲的是漢族政權傳統的“重農抑商”思想，因此才會對商人加以打壓。
清中期 珍貴刻本《商君書》 網絡圖片
商鞅雕像 網絡圖片
三、元朝與明朝的差異原因“重農抑商”的政策
元朝和明朝之所以在對待商業上出現如此之大的差異，主要是因為三個原因：
一是因為草原民族與漢族傳統文化的存在差異。由於當時的國力衰落、內憂外患等原因，漢族的傳統文化開始從盛唐時期的開放包容，更趨於保守內斂。宋朝人和唐朝一樣經常穿著襦裙，但在款式上更保守，顏色上也更為淡雅恬靜，與宋朝的程顥、程頤和朱熹等人所倡導的存天理、滅人慾的理學思想相合。
唐朝時期的襦裙 網絡圖片
宋朝時期的襦裙 網絡圖片
明朝建立之初，以程朱理學為統治思想。此後永樂年間明成祖雖曾派遣鄭和下西洋，萬曆年間有張居正改革，但縱觀有明一代，鮮有向外開拓和創新之舉，很可能是受到當時的理學思想影響。
相比於明朝，元朝所代表的蒙古文化更為開放。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族，習慣於遊牧生活，沒有漢人的諸多思想束縛。即使是入主中原之後，也會保持相對開放的心態，這也是因為蒙古族固有的民族思想所致。
蒙古騎兵 網絡圖片
二是治國理念上的差異。由於漢族和蒙古族的文化差異，因此導致了兩種不同的治國理念：明朝時期的治國理念是中國中國傳統的“重農抑商”理念，而元朝的蒙古人也並沒有完全遵循，而是選擇農業和商業並重的理念。
三是因為元朝與明朝所處的社會環境完全不同。元朝所在的時代，中國的國力足以輻射周邊國家，因此元朝政府能以更為開放的心態發展商業。朱元璋剛剛建立明朝時，國力尚弱，需要大力發展農業，如果周邊國家打著商業貿易的旗號，對明朝的沿海進行騷擾，明朝的統治將會受到極大威脅，因此朱元璋才會限制商業的發展。而在明朝中後期，浙江等沿海地區則面臨倭寇的騷擾，在這種環境下，明朝政府更不可能輕易開放海禁。
剿滅倭寇圖 網絡圖片
結論：
綜上所述，元朝和明朝對待商業的不同態度，主要是源於其文化差異、統治思想和社會環境上的巨大差異。如果歐陽倫生於元朝，他努力經商不會有大礙。只可惜，他成了朱元璋的女婿。這或許就是應了那句老話，時也、運也、命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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