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閱讀《三國演義》，不難發現，作者在寫曹魏一方時，塑造了一批有膽有識、忠貞直諫的謀士群象，他們是荀彧、荀攸、郭嘉、賈詡、程昱、劉曄等，這就是曹魏興盛發展的“人謀”力量。
陳壽《三國志》載：
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
這就是著名的“隆中對”裡的一段話。羅貫中在《三國演義》三十八回寫諸葛亮論天下形勢時，引用了以上評論。
這個評論，不僅客觀，而且突出地指明瞭曹操之所以能打敗袁紹，除有天時外，重要的是“人謀”。這個謀士集團為曹操的勝利，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其中荀彧更是關鍵中的關鍵。毛宗崗說：“從來帝王事業，多是手下人成之。”⑴此言是也。本文擬從漢末至三國的社會變革中，從《三國演義》的描繪中，以整個曹魏謀士集團為背景，解析荀彧的個人道路和人生追求，揭示他的歷史作用，給他以應有的社會地位。
以荀彧為首的謀士集團確實是曹魏政權前期的核心力量。他們為曹操除袁術、破呂布、滅袁紹、定劉表、蕩烏桓等，建立了卓越的功勳。在東漢末年天下大亂中，他們確是傑出的人才，其謀略、其智慧、其才能，可以說是當世之傑。
作為這個謀士集團之首的荀彧，字文若，穎川穎陰人。年少時被人稱為有“王佐才也。”⑵董卓之亂時，以聲名聞達於諸侯。冀州袁紹“待彧以上賓之禮”⑶，但是荀彧通過與袁紹的相處，對袁紹的為人、才能等了解很深，最終認為袁紹“不能成大事”⑷，故在初平二年（191年）離開了袁紹，投奔了曹操，而此時的曹操不過是個東郡太守。荀彧的這一選擇，表現了一個謀士的遠見卓識和選擇明主賢君來建功立業的遠大政治抱負，這比起袁紹帳下的其他謀士辛評、郭圖以及荀彧之弟荀諶來說，確實具有超凡的政治眼光。曹操得到了荀彧，大悅道：“吾之子房也。”⑸表現了一種君臣的知遇之情。荀彧非凡的謀略和才幹深得曹操的器重，是曹操謀士集團中的核心人物。
荀彧在曹魏中的歷史地位可以和諸葛亮在西蜀的歷史地位相比。諸葛亮的“隆中對”向劉備提出先取荊州為根本，再取益州，成鼎足之勢，待天下有變，再派兵北伐的戰略大計。劉備聽從了這一大計，後來果然成了蜀國之主。曹魏政權的建立多半要歸功於荀彧。荀彧的三大決策確定了曹魏的優勢，稱霸諸侯。使曹操在政治上、軍事上由一個一般的割據武裝成為北方的實際統治者的地位，確立了最後三足鼎立的歷史格局。
第一次決策，是建立穩定的根據地。曹操在討董卓失敗之後，先後在陳留（今河南開封東）、揚州等地招募軍隊，積蓄力量。後因鎮壓青州黃巾軍，勢力得到了發展，並取得了兗州牧，佔據了兗州的大片領地。而且，他招賢納士，擴充勢力，有了與其他軍閥抗衡的地盤。然而，兗州地處中原，下有八個郡國：陳留、東郡、東平、任城、泰山、濟北、山陽、濟陰，包括今天山東省的西南部和河南省的東部，這是一個在軍事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大州。北有袁紹、公孫瓚，南有袁術、劉表，東有陶謙、劉備，是各軍閥爭奪的要地。在曹操之前，劉岱當刺使，被黃巾軍殺死。況且張邈及陳宮在兗州統治已十多年，尤其在陳留郡和東郡有深厚的潛在勢力。因此，鞏固兗州這塊地盤，對曹操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因與陶謙的私仇，曹操時刻想著東面的徐州。當聽到陶謙病死，劉備做了徐州牧後，又要起兵討伐劉備。在這個關鍵時刻，荀彧諫曰：
“昔高祖（劉邦）保關中，光武（劉秀）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若取徐州，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呂布乘虛寇之，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得，明公安所歸乎？今陶謙雖死，已有劉備守之。徐州之民，既已服備，必助備死戰。明公棄兗州而取徐州，是棄大而就小，去本而求末，以安而易危也。”⑹
荀彧這個鞏固根據地的意見，被曹操愉快地接受了。接著，曹操派兵在汝南、穎川等地搶收糧食，解決了軍隊的糧食問題，後又設計打敗了張邈、呂布，收復了兗州的反叛郡縣，平定了山東。
這是荀彧策劃中最為重要的一部分。他將曹操所據有的兗州，看作是漢高祖和漢光武帝的關中、河內，這是奪取天下的根據地。荀彧更進一步申論了兗州的重要性，認為黃河、濟水所流經的這一地區，“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屬於“天下之要地”。荀彧這個意見是符合實際的，也符合曹操的既定策劃。曹操在這一策略的指導下逐漸打敗列強，統一了中原。
第二次決策，是挾天子以令諸侯，取得政治上的主動權。漢獻帝在長安先受董卓控制，王允、呂布殺董卓之後，王允掌握了大權。接著涼州軍閥李傕、郭汜等殺死王允，趕走了呂布，獻帝又落入他們手中。後來，涼州軍閥火併，互相殘殺，皇帝輾轉流離，回到了東都洛陽。獻帝雖然是個傀儡，但畢竟是最高權利的象徵。在儒家思想的“三綱五常”還沒有完全喪失作用的情況下，中下層的官吏及民眾對皇權還是極其敬仰和崇敬的，就是擁有軍隊和地盤的軍閥們，他們也是打著安撫漢室的旗幟在進行爭霸的鬥爭。因此，誰把皇帝搶到手，誰就擁有政治上發號施令的主動權。所以不少人圍著他爭來搶去，大動干戈。早在獻帝逃往河東的時候，袁紹的謀士沮授就向袁紹獻計，要把獻帝控制在手，但郭圖反對，袁紹拒絕，失去了政治上的有利條件。曹操則不同，他搶先掌握了漢獻帝，而為他籌謀的正是荀彧。荀彧說：“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服從；漢高祖為義帝發喪，而天下歸心；今天子蒙塵，將軍誠因此時首倡義兵，奉天子以從眾望，不世之略也。若不早圖，人將先我而為之矣。”⑺隨後，董昭具體指出了移駕於許都的利害。曹操遂決定移駕許都，既遠離了冀州的袁紹，也擺脫了朝廷中各位將領的牽制，使自己牢牢地控制住漢獻帝，鞏固了在朝廷中地位。儘管劫帝移駕有一定的風險，但對於雄才大略、善於納諫的曹操來說，還是勇敢地去做了。歷史證明，曹操掌握了漢獻帝這個“王牌”，對於取得討伐諸侯的戰爭勝利，起了巨大的作用。
第三次決策，是官渡之戰。曹操在掌握漢獻帝以後，他的主要對手是北方的袁紹（冀州），南邊的袁術（揚州淮南部分），東邊的呂布（徐州），還有西邊的張繡（荊州的南陽）。面對這種形勢，曹操採納了荀彧、郭嘉的意見，先後征服了張繡，消滅了呂布、袁術，趕走了劉備，以集中力量來對付黃河以北的袁紹。
官渡之戰前，袁紹同曹操的力量對比，是袁強曹弱。“紹虎踞冀、青、幽、並諸郡，帶甲百萬，文官武將極多。”⑻地盤大，糧豐足，又有四世三公的顯赫家世，再加上他已經消滅了公孫瓚，處於鼎盛時期，而曹操在許都附近屯田，也積蓄了一些軍糧，但不豐足；其地盤、後力遠不足與袁紹抗衡。在這種情況下，只有正確地分析客觀形勢，有正確的決策和合理的措施，才能取得戰爭的最後勝利。在這一點上，以荀彧為首的謀士集團發揮了充分的作用。荀彧在官渡之戰和郭嘉著名的十勝十敗前，就提出：“古之成敗者， 誠有其才雖弱必強，苟非其人，雖強易弱，劉、項之存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而。紹貌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唯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眾，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為虛美，行已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裡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鹹願為用，此德勝也。夫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之強其何能焉？”⑼
在官渡之戰中，曹操因為軍力漸乏，糧草不繼，欲棄官渡退回許昌，又是荀彧至書曹操，提出：“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公今劃地而守，扼其喉而使不能進，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斷不可失。”⑽曹操又接受了這一決策，於是乃有官渡之戰的勝利，殲滅了袁紹的主力，從此基本上統一了北方。
《三國演義》作者羅貫中在描寫三國群雄爭霸的過程中，把謀士這個階層是放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來展示他們政治、軍事、外交等方面的傑出才能，把他們的成敗得失與三國紛爭的成敗得失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在這些謀士身上體現著作者的思想感情和理想追求。荀彧作為謀士階層的代表人物。《三國演義》的前半部可以說是曹操的舞臺，以荀彧為代表的曹魏謀士集團自然發揮了其巨大的作用。但由於作者的擁劉傾向、小說在藝術構思上，“智慧”的象徵是諸葛亮。羅貫中用超乎尋常的想象力、創造力，塑造了諸葛亮這個典型形象。在赤壁之戰後，三國就變成了諸葛亮的舞臺。因此也就影響了對其他謀士的形象塑造。作者在描繪曹魏的謀士集團時，雖然能體現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在史實的基礎上，對他們的智慧、才能進行了充分的描繪，塑造了一個群體的形象，給人留下了難忘的印象。可是，當諸葛亮登上歷史舞臺時，作者把重點放在了對諸葛亮形象的刻畫上，儘管後期有諸葛亮與司馬懿的鬥智，但對荀彧為首的這個謀士集團的描寫人人減弱，因而使這個謀士集團在小說的後面部分幾乎就看不到他們的作用，形象也不夠豐滿，性格也顯得不夠統一。造成這種想象的原因，是作者對諸葛亮形象的神化和作者“擁劉反曹”的政治態度。
曹操的謀士集團是一個凝聚在一起的整體。他們分工合作，各盡其職。荀彧很少跟隨曹操出現在戰爭第一線。在荀彧薦郭嘉後，就更少出現了。郭嘉出現後，一直跟隨曹操南爭北戰，出謀劃策。如果說郭嘉是一位戰役或戰鬥級的謀士的話，那荀彧就是一位戰略級的謀士。郭嘉的特點是“先見”，有著冷靜的頭腦，能洞察先機。荀彧則高屋建瓴，善於抓主要矛盾。所以，郭嘉隨曹操征戰南北，荀彧則主管後勤。特別是在迎漢獻帝后，曹操集團與許都獻帝集團的矛盾逐漸加深。荀彧之所以在《三國演義》後文沒有什麼出場機會，主要也是由於他在後方調協兩方的矛盾。直到荀彧死後，曹操和獻帝的矛盾才全面暴發。伏皇后被杖死，伏完宗族被滅。
荀彧為曹魏所建立的汗馬功勞是有目共睹的。《三國演義》對荀彧的高超智謀也很崇敬，但因其對劉備集團持敵對態度，所以給他安排了一個與正史不同的悲劇下場。據《三國志·魏書·荀彧傳》，“太祖年至濡須，彧疾留壽春，以憂薨，時年五十。”他是病死的。但《三國演義》卻寫荀彧服毒身亡，被曹操害死：“彧也知操有殺己之心，託病止終壽春。乎曹操使人送飲食一盒至。盒上有操親筆封記。開盒視之，並無一物。彧會其意，遂服毒而亡。”其實，自從曹操在兗州獨樹一幟後，荀彧叔侄就投其帳下，為曹操戰勝各方諸侯，統一北方，制定了許多正確的策略，對曹操來說，可謂忠貞不渝。所以筆者認為，作者為了塑造好奸雄曹操，對史實進行了藝術加工，這並不妨礙我們對荀彧叔侄正直忠心的認識。相反，更能襯托荀彧叔侄對曹魏政權的忠貞與執著。他們並不是真正要反對曹操，而是勸阻曹操不要輕易稱王，避免政治上的被動，這是從曹操一統天下的長遠利益考慮的。他們和所謂反曹興漢的董承、伏完有著本質的不同。至於說他們是奸佞行為，乃是毛宗崗“正統”思想在作祟，是一種迂腐之見。否則，曹操在得到荀彧時，大悅道：“吾之子房也。” 荀彧為什麼沒有覺察到曹操反漢呢？毛宗崗不是一直以這句話來表明曹操的不臣之心的嗎？難道荀彧太笨了，智慧、才華不如毛宗崗嗎？我只能理解為是毛宗崗自圓其說了。
黃巾提出：“蒼天已死，黃天當立。”處於亂世中的荀彧是知識分子，當時士族的代表，是社會的名士賢達，他有知識分子的歸屬意識和參與意識。因此，他要求積極入世，在天下大亂的情況下，選擇一個名主賢君，來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政治抱負。曹操的賢明、雄略、愛才、用才以及在諸侯中的良好作風，使荀彧不惜冒風險選擇了他，最終實現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人生價值。註釋
⑴羅貫中《毛宗崗批評三國演義》，齊魯書社，1991年1月第一版，第六十一回，第755頁
⑵陳壽《三國志·魏書·荀彧傳》，中華書局，1982年7月第二版，第307頁
⑶陳壽《三國志·魏書·荀彧傳》，中華書局，1982年7月第二版，第308頁
⑷陳壽《三國志·魏書·荀彧傳》，中華書局，1982年7月第二版，第308頁
⑸羅貫中《毛宗崗批評三國演義》，齊魯書社，1991年1月第一版，第十回，第108頁
⑹陳壽《三國志·魏書·荀彧傳》，中華書局，1982年7月第二版，第309頁
⑺羅貫中《毛宗崗批評三國演義》，齊魯書社，1991年1月第一版，第十四回，第150頁
⑻羅貫中《毛宗崗批評三國演義》，齊魯書社，1991年1月第一版，第二十二回，第258頁
⑼陳壽《三國志·魏書·荀彧傳》，中華書局，1982年7月第二版，第313頁
⑽羅貫中《毛宗崗批評三國演義》，齊魯書社，1991年1月第一版，第三十回，第366頁
參考文獻
沈伯俊《三國漫談》，巴蜀書社，1995年第一版
方詩銘《三國人物散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
沈伯俊《中國古典小說新論集》，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
河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選編《論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
鄭鐵生《三國演義藝術欣賞》，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
沈伯俊《三國演義辭典》，巴蜀書社，1989年第一版
羅貫中《毛宗崗批評三國演義》，齊魯書社，1991年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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