澀澤榮一被稱作日本資本主義之父。不過，他的頭腦裡並沒有資本主義的理論和思想，有的只是傳統的儒教，尤其是行時多年的陽明學
日本新萬元大鈔上的澀澤榮一。
日本的萬元大鈔要換臉了，預定2024年發行，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下，打開近代經濟之門的澀澤榮一上，又一張老臉。澀澤比福澤小六歲，兩人都當過德川幕府末代將軍的臣僚，明治維新後澀澤一度任職大藏省，而福澤始終是一介民間人士。
澀澤古稀之年，畫西洋畫的小山正太郎給他畫了一幅靜物為賀：線裝本《論語》、算盤、高筒禮帽、朱鞘的刀。題記曰：“以論語為基礎經營商事，執算盤說士道，非常之人，非常之事，非常之功。”澀澤本人做解說：刀表示他從小練劍術，懂武士道；禮帽表示他重視紳士的體面，有立世之心；《論語》和算盤表示他將生意的基礎置於論語之上的信念。三島中洲看了這幅畫，特意為澀澤寫了一篇“論語算盤說”。有云：畫師知其一不知其二也。算盤與《論語》一而不二。男爵（澀澤六十歲受封男爵，八十歲晉升為子爵）曾對我說：世人分《論語》與算盤為二，此經濟之所以不振也。今畫師畫其為二，非深知男爵之人。
三島中洲是東宮侍講，比澀澤榮一年長十歲，二人有深交。1908年把《道德經濟合一說》小冊子送給澀澤。澀澤說：餘平生主張《論語》與算盤，意在使實業與《論語》一致。餘尊信的三島中洲先生也主張使《論語》與經濟一致，可謂異曲同工。三島破天荒在皇宮裡講解陽明學。他演講道德經濟合一說，開口便道：凡學問不出知行二字，由此想到合一說。做研究時，道德是道德，經濟是經濟，必須分開來解析，但實行的時候要為一。此說的出處是我半生尊奉的陽明學，乃知行合一的實際工夫。
三島中洲與重野安繹、川田甕江並稱明治漢學的三大文宗。他致信澀澤，說自己環顧世間，洋學盛行，漢學將絕，憤懣之餘，為復興漢學，也為了自活，用二百元退職金在家裡自辦小學舍，背水一戰。辦的是漢學塾，叫二松學舍，後來發展為二松學舍大學。三島死後，澀澤任舍長（理事長）。
澀澤榮一生於1840年，時當江戶時代末，開蒙養正的是《論語》等四書五經。嘗試過推翻幕府，轉身當上了德川慶喜的臣下。慶喜就任將軍，派弟弟德川昭武去巴黎參加萬國博覽會。二十七歲的澀澤隨行，遊歷歐洲，見識了資本主義，便擁有世界最先進的知識。慶喜把權力奉還天皇家，澀澤進明治政府大藏省為官。三四年後下海，率先或參與各行各業的興辦，並熱心從事社會活動，被稱作日本資本主義之父。不過，他的頭腦裡並沒有資本主義的理論和思想，有的只是傳統的儒教，尤其是行時多年的陽明學，經營的理念用《論語》倒也是自然而然。他說：發財的根源是什麼？仁義道德。若非發財有道，那財富就根本不可能永續。比起出結果，儘自己的本分更重要。1916年把七十多歲時的演講錄付梓問世，即《論語與算盤》。年過八十，費三年之功抄寫《論語》，又抄寫《大學》。《論語》既是他的實業哲學，也是他的人生哲學。1931年去世。
《論語與算盤》與《孔門理財學》
忽然由《論語與算盤》聯想到《孔門理財學》。這是陳煥章的論著，不曾捧讀過，而是從魯迅的文章裡得知。魯迅給臺靜農寫信，言道：“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國人，靠著這‘中國’兩個字罷，那麼，與陳煥章在美國做《孔門理財學》而得博士無異了，自己也覺得好笑。我覺得中國實在還沒有可得諾貝爾獎賞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們，誰也不給。倘因為黃色臉皮人，格外優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為真可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果將很壞。”
前幾年諾貝爾文學獎終於給了中國人，好像真也被魯迅不幸而言中。順手把陳煥章拉來說事兒，在陳煥章已經被另眼看待的今天卻也招人誤會，不過，想想魯迅的留日經驗，似乎也不難理解。他所冷嘲的是一種現象，現在我們知道了陳煥章是不在其中的，但這種現象像阿Q一樣仍活在中國人當中。以我淺薄的僑日經歷，對魯迅的想法也有慼慼焉。
魯迅來到了日本，厭惡中國留學生，不是將脖子扭幾扭，就是學跳舞，咚咚咚地響得震天，魯迅從東京去了仙台。對某類同胞的厭惡，想來不少旅居國外的人都感受過，或許還在忍受著。而且，“我到仙台也頗受了這樣的優待，不但學校不收學費，幾個職員還為我的食宿操心”，對這種優待，他並不領情，因為那原因，“大概是物以稀為貴罷”。況且他心裡更清楚，“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分數在60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讀《藤野先生》，總覺得魯迅對藤野先生格外優待於他，並不願接受，於是就捧入雲端，須仰視才見——“他的對於我的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小而言之，是為中國，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學；大而言之，是為學術，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
我也遭受過格外優待。例如赴宴，對於初到日本的我來說，冷餐會是新鮮事物，而且滿桌的異味佳餚，AA制，卻慨然少收中國人的錢，有時還免費。即便是善意的優待，也隱隱變成了嗟來之食，味同嚼蠟。當然自有人踴躍而來，甚至還叫上朋友，混跡其間吃一頓。雖然我們說日本人民也是軍國主義受害者，但總有其民喜歡做政客狀，為侵略道歉，便有中國人大大咧咧替中國受之，酒也就喝得不客氣。渡日讀博，題目是中國，有的也不免讓人覺得有取巧之心。起碼看中國資料是不用翻譯的，事半功倍，還幫得上導師，便於拿學位。莫非魯迅年代也如此，以致他以為陳煥章在美國做《孔門理財學》而得博士也是靠著這中國兩個字無異了。在日本以中國為題卻也有特殊原因，那就是研究中國的先生多如牛毛，毛有牛頭的，也有牛尾的。
《藤野先生》作於1926年10月，給臺靜農寫信是1927年9月，藤野先生的影子還在他心底隱現也說不定。陳煥章說：“日本政治革新的發動者不是基督徒，而是儒生，甚至僅僅是孔教的一個分支——王（守仁）學，就足以使日本轉型為現代日本，為什麼整個儒家倒不能使中國現代化？”日本明治維新以前叫王學，維新後稱作陽明學。那時轉型為近代日本，譯作現代化給人的感覺未免太現代。日本近代化成功的要因在於陽明學，當然都要跟具體實踐相結合。對於魯迅來說，這種見解是日本史常識，他讀到也不會驚詫。
從書名來看，《論語與算盤》是一般讀物，《孔門理財學》是學術專著。這兩本書幾乎同時分別在日本和美國出版，百餘年過去，都翻譯到中國來，估計讀前者的人多，讀後者的人少。看書上澀澤榮一的照片，覺得那面相有點像我國的玻璃大王曹德旺，不知他讀過《論語》沒有。
李長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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